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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圣化是个“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学习”过程。从“志于学”到“不惑”是“下学”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上达”。下学，以礼为准绳，造就君子；上达，以天命为归依，成为圣人。“志于学”是对礼的认识，“立于礼”是对礼的认同，“不惑”是与礼同化；前者“克己复礼”，后者天人合一。其圣化过程，即从“克己复礼”走向“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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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倒转了孔子的圣化模式，将孔子的目的性追求转化为人的先天原则，由心、性、天入手，“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开出“立命”的圣化新模式。二人所求，孔子自下而上，孟子自上而下，正好相反。孔子由“知命”而“从心”，孟子由“尽心”而“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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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孔子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先从“心”上立论，改“从心”为“尽心”，改“知命”为“立命”，将知命的对象化过程，改为立命的主体化行动，为圣化确立了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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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体性的确立——尽心、率性、立命，须以人性善为前提。如果人性恶，就不能那么自信了。孔子的人性论有两句话，一句是“性相近”，另一句是“习相远”。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性相近”，在心性上大作文章；而荀子则沿着孔子的“习相远”前进，特别强调了“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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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就是人为，要以人为的方式——“化性起伪”。“伪”之于人性，非以先验原则——“仁”挂帅，而以现实王制——“礼”为归依，引导并改造之。故其最高之理想，已非孔子，而是回到圣王之初的尧舜。孔子的地位从“贤于尧舜远矣”，降至“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弟子，听人言“孙卿不及孔子”，便说：孙卿怀将圣之心，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呜呼！贤哉！宜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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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圣化，以“化性”为本，分了内圣和外王。内圣有学礼、修身、明心。学礼作为圣化的起点，突出了知识理性的重要性，学习是个“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过程，“学至乎礼而止矣”。修身是从知识理性进入道德理性的实践环节，“礼者，所以正身”“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明心是以道德理性启迪先天理性的自明环节：“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一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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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求知天，知天当知天之在人者，而天之在人者谓之“天君”——心。心之用，乃“天功”。能“全其天功”者，则能“官天地”“役万物”“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命犹道也”，故知“道”即知命。孔子由知命而“畏命”，孟子由知命而“立命”，荀子由知命而“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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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命是由内圣进入外王的关键环节，而正名和立制则构成外王的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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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是解决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荀子提出了一个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天官役物”——“心征知物”——“约定俗成”。此模式，可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制名”的认知环节，一是“定名”的化俗环节。它强调了人的先天感性、先天理性和人的社会性的统一。名实相符，其内在根据，便是天与人的内在统一性；其外部条件，则是社会习俗中组织化的群体对个体的制约——“约定俗成”。俗成名定，名定制立。立制，当然非“王者之人”莫属：“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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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制应“复古”。声要古乐，色须旧文，械用旧器，违古者毁之。“复古”乃返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立制，即立此“三本”。“三本”立，外王成，集天道、王道和孔子之道大成。孔门道统，自七十子启端，经思、孟发扬，至荀子毕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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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虽有损益，但无能逾此规范，无怪后人惊叹：“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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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70 儒门王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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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圣化观念如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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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圣化模式以内圣为究竟，外王只是蕴涵在内圣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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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从哪里来？是从圣人“外王”来，还是从王权“圣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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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孔子以“三年有成”自诩，还是孟子以“运天下于掌”自负，都是一种圣人“外王”的自白，都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孔子未以尧舜为圣，孟子亦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说，可他从未说过人皆可以为孔子。因为，他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且以“生民未有”称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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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圣化，以圣王为终极目标，故孔子由“生民未有”，变为儒家圣化谱系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一环。孔子不再是圣化的顶点，而是指出内圣外王这一圣化之路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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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优于学养，外王高于内圣，荀子这一取向，使儒家圣化模式隐含着一个倒转的契机——使圣王转变为“王圣”。以圣王为圣化之目标，理想虽高，但现实中却行不通，因为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生无一能具备由内圣向外王转化的现实条件。内圣如孔子，若非“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王从何来？或曰，荀子“宜为帝王”，但“宜为帝王”不等于能为帝王，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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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成为圣王的，不是“生民未有”的孔子和“宜为帝王”的荀子，而是处于圣化过程中的现实君主，即“圣人之得势者”。荀子强调现实的“圣王合一”，使儒家的圣化模式开始向现实君主开放。因此，他的法家弟子韩非就以王为圣化的起点，使圣王变成“王圣”。这一倒转，虽非荀子促成，但其圣化观念中早已埋伏着这一倒转的因素。人谓荀子阳儒阴法，也不为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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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儒家由分化而异化，衍生了战国诸子百家。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恐怕只有社会巨变才能带来“学术异化”的规模效应。其时，法术之士和纵横术士纷纷，儒门虽有孟子造势，但“匏瓜”之运，难以经世。故有荀子出，于王制事功方面详为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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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各有千秋，两说相携，似鸟有两翼，车之两轮，载道孔子。孟子言性善，倡仁义，养内圣之学；荀子主性恶，重礼学，修外王之道。司马迁《史记》将二人并列为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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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儒抑荀。韩愈《原道》序列儒家道统云：“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也斥荀子“全是申、韩”之学。明儒胡居仁则曰荀学“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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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一生游学，遍及赵、燕、齐、楚、秦，主讲于齐稷下学宫，三任祭酒，传播儒学，应比孟子广泛，影响亦远在孟子之上。近人谭嗣同因而叹曰：“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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