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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生存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必然会使敏感的人感到绝望。他认为人作为一个个体，在不得不面对重大而具体的伦理、宗教困境时，绝望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个人为自己且独自一人在必须做出具有永久意义的决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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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致死的疾病（sickness-unto-death），是哲学的核心。世界上或世界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紧握不放，免于被暗潮汹涌的绝望荡涤殆尽？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他最终的结论是：尘世中没有什么能拯救一个人脱离绝望的苦海。不再以抽象思考或理论推理为基础的主体只有献身于无限的上帝才能获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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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强调世界的非理性，与黑格尔完全理性的世界互相对立。世界就是痛苦、恐惧和厌倦之所在。在克尔凯郭尔眼里，这三者之中，厌倦最为可怕，因为他不清楚什么是厌倦明确的对象以及具体的原因。厌倦使我们虚弱不堪，无力抵抗。克尔凯郭尔十分讨厌那种认为哲学就应当关注普遍、理想的真理及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的思想。哲学必须道出那些生活在非理性的世界中、不得不做出重大抉择的个体的生存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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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阅读了亚瑟·叔本华（1788—1860）的著作，他深信世界受到宇宙意志而不是理性的推动。尼采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所有类似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学说。然而他在宇宙意志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与叔本华存在分歧。对于尼采来说，权力意志（will-to-power）推动、决定了世界。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正变得日益堕落。人们的生活很少充满快乐和庄严。他们听命于只会对生命以及所有肯定生命的事物说“不”的奴隶道德。他们成了畜群和庸众的一部分，心甘情愿地听别人的吩咐。他认为畜群是懦弱的、保守的、胆小的、散漫的和爱报复的。西方文明的平庸正反映了这些品质。只有少数孤立的个体，超人（superman），德语是übermensch——尼采哲学中的著名概念——能够逃离这琐屑世界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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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超人完全具备了权力意志，抛弃了顺从的、平庸的、在社会和宗教中无处不在的“奴隶”心理。超人完全具备了权利意志之后，他不仅过上了充实而激动人心的生活，还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肯定生命的道德。他是创造而不是发现了价值。曾是价值来源的、仁慈而怜悯的受人膜拜的上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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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同样认为我们无法到达绝对的真理——比如说柏拉图的理念和康德有关知识的先验原则。他认为事实并不存在，只有对事实的阐释。当我们在下文中碰到“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时，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观点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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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并不相信事实存在的人来说，形而上学很难站住脚，尼采的哲学有意地反对形而上学。然而，尼采却接受了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永恒轮回”（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它描述了一种理论：任何事情都会重现，一遍一遍同样地重复。那些具有奴隶心理的人轻视自己的生命，几乎对所有事物都怀有强烈的憎恨。他们渴望逃离此生，然后死后获得些许快乐和满足。他们用恐惧和忏悔之心来看待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相比之下，超人肯定、赞美生命，让生命屈服于意志。他没有丝毫懊悔地享受着同样周而复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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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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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尼采 4 岁的时候，父亲因精神错乱而去世，他从小在女人包围下长大，包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这样一直持续到 1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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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从小就表现得天资超群，在结束了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学业后，他史无前例地在 24 岁那年，在还未完成博士论文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的副教授。不到两年，他又被升为正教授。然而在 1879 年他因病不得不辞去教职，1889 年，他同他父亲一样，无法挽回地发了疯。尼采的精神错乱可能是药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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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采的人生中有两样东西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一是叔本华的著作，二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音乐，他把它们比作能缓解精神压力的麻醉药。尼采——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瓦格纳——那个世纪最杰出的作曲家，一度结下友谊，不过这段友情未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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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著作对大陆哲学很有影响。他把自己看做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他的任务就是要摧毁基督教文明中腐朽的“奴隶道德”。他寄希望于超人，超人的权力意志将会带他超越道德的传统规范，后来纳粹的拥护者误读误用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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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哲学界外的名声可能要归功于他许多名声不好的语录，这些语录展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曾经问到：“人是上帝犯的一个大错，抑或上帝是人犯的一个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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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向 19 世纪沾沾自喜的欧洲哲学——还有文化——发出了警告，它掩盖了空洞和堕落。他们关心个体的境遇；鄙夷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在他们眼中）没有意义的思想体系；否认世界的理性和生活在这一理性世界中的人们；意识到人类存在中的空虚、琐屑和渺小；竭尽全力为人类寻找一个理由避免陷于彻底的绝望——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些主题作为一个整体迅速波及文学领域（belles lettres）。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这类艺术运动无一不表达了对中产阶级固定生活、文化与价值的幻灭，他们试图挣脱陈旧的观念和稳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束缚。生活没有无意义，充满空虚；个人孤独且孤立，除了在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层面上，人们几乎无法交流。这种感觉弥漫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中间，今天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仍然保留了它们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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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文学另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与害怕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有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样或那样发生却找不到显而易见的原因。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母语为捷克语的捷克人，然而他却用德语来写作（这个事实本身暗示了人类的错位）。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陷入了难以理解的境遇，然而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行动并且接受他人对此的评价。他们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他们所处的境遇是否是由自己造成的。比如说，卡夫卡的寓言《变形记》（Metamorphosis）就讲述了一名供养着自己的妹妹和年迈双亲的普通推销员的故事。一天推销员在家中醒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找不出原因的话他就会失去生命。一开始他得到一向信赖的家人的悉心照顾，不过很快家人因为他无力再供养他们而心生怨恨，最后他们把他看做甩不掉的包袱，家中难以启齿的秘密。有一次，失意、愤怒的家人扔来的水果嵌入了他的身体，发生了感染。变形人慢慢地却不可避免地停止了心跳，死去了。卡夫卡可能认为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象征了全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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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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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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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文学和哲学还有另一处源头活水，那就是精神分析（psychoamalysis），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术。古希腊哲学家把理性奉为至高准绳，视之为真理的终极标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就是服从理性这一最高法庭的行为。弗洛伊德则给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选择和行为的真实原因深埋在审慎、理智或意识状态之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之所以这般行为并非因为他做了理性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服从无意识的驱动；这无意识形成于儿时。弗洛伊德用故事和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来解释这驱动力。例如，他用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来命名俄狄浦斯情结，这位主人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父亲并和母亲发生了性关系。用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的话说，弗洛伊德“让狂野放肆的奥林匹斯诸神住进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一遍遍地重演他们那古老而永不能和解的争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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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受叔本华影响，他提及后者的次数比提及任何其他哲学家的次数都多。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大部分都取决于黑暗的背景，那是一种盲目而无目的的宇宙意志，位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弗洛伊德同样认为我们并未意识到行为的真正由来，他把这一源头称为本我（id，拉丁文的 it）——它是澎湃的海洋，其中充满了隐秘的驱动力、非理性的冲动、被禁止的欲望，以及弗洛伊德用古代神话加以解读的动物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由于我们受无意识的控制，因此人类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而言都具有破坏性。与叔本华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只有理解那深藏人类行为背后的力量，文明才可能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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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也影响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把上帝视为幻想，它是对父亲形象进行超人形态的复制。尼采把盛行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枯竭的反身体、反生命、反快乐的精神状态——视为人类奴性的渊薮，而弗洛伊德则聚焦于人类自我欺骗中包含的心理奴役。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通过否认、压抑和拒斥，人类生存的真相被蒙蔽了。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世界，它通过超我（superego）冷酷无情地惩罚我们。简言之，超我是良心和社会压力的混合物，它指引我们遵循那样一些不可能的理念，诸如彻底的诚实、绝对的真理、永恒的爱还有完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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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通过精神分析（它有点像苏格拉底探寻真理的方式，病人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实施这一过程），病人会逐渐地理解自己心底深埋着的恐惧、欲望和冲突。精神分析能帮助病人揭示出苦恼和焦虑的缘由并帮他用更积极、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后者；不过这一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它的结果是开放式的（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它从不给出“绝对的真理”。它致力于拓展、加深人的理解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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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实践者，他们同样表述了哲学性的主题。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发展出了以原型（archetypes）观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荣格的原型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正如柏拉图所说，理念是一切变迁的事物背后的真实。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则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分析病人：人感受到自己的缺陷并试图对之进行补偿，这就是行为的动力所在。阿德勒认为这会导致过分补偿并伴生很多心理问题。阿德勒的理论重现了苏格拉底的爱的学说：爱是缺乏与试图克服缺乏。同时它也再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念：上帝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因，因为我们追求上帝般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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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此后的欧洲大陆哲学影响深远，其原因是多样的；尤其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它令我们感到我们对于自己本性的根本无知。精神分析还在以下观点上影响了大陆哲学：绝对真理、诚实和快乐什么的都是幻想和不可能达到的理念，实际上正是它们把人生弄得如此艰难。精神分析还强调实践（praxis），即把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并把理论植根于具体事件和病人的真实体验。对于实践的强调也是此后大部分欧陆哲学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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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它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从生到死的有机过程，早年生活对于成年生活具有决定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当下的问题多半要到儿时的创伤体验中找原因。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观察到，当我们回忆起过往的事件和关系时，我们最富有活力并体验着最深的快乐。精神分析家会把这样的回忆视为对于自己的焦虑的意识，这一意识直达婴儿期的根源。精神分析的观点是悖论式的：通过有意识地处理心灵痛苦和创伤，病人可以体验到最深的快乐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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