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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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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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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文学和哲学还有另一处源头活水，那就是精神分析（psychoamalysis），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术。古希腊哲学家把理性奉为至高准绳，视之为真理的终极标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就是服从理性这一最高法庭的行为。弗洛伊德则给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选择和行为的真实原因深埋在审慎、理智或意识状态之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之所以这般行为并非因为他做了理性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服从无意识的驱动；这无意识形成于儿时。弗洛伊德用故事和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来解释这驱动力。例如，他用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来命名俄狄浦斯情结，这位主人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父亲并和母亲发生了性关系。用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的话说，弗洛伊德“让狂野放肆的奥林匹斯诸神住进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一遍遍地重演他们那古老而永不能和解的争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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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受叔本华影响，他提及后者的次数比提及任何其他哲学家的次数都多。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大部分都取决于黑暗的背景，那是一种盲目而无目的的宇宙意志，位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弗洛伊德同样认为我们并未意识到行为的真正由来，他把这一源头称为本我（id，拉丁文的 it）——它是澎湃的海洋，其中充满了隐秘的驱动力、非理性的冲动、被禁止的欲望，以及弗洛伊德用古代神话加以解读的动物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由于我们受无意识的控制，因此人类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而言都具有破坏性。与叔本华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只有理解那深藏人类行为背后的力量，文明才可能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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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也影响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把上帝视为幻想，它是对父亲形象进行超人形态的复制。尼采把盛行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枯竭的反身体、反生命、反快乐的精神状态——视为人类奴性的渊薮，而弗洛伊德则聚焦于人类自我欺骗中包含的心理奴役。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通过否认、压抑和拒斥，人类生存的真相被蒙蔽了。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世界，它通过超我（superego）冷酷无情地惩罚我们。简言之，超我是良心和社会压力的混合物，它指引我们遵循那样一些不可能的理念，诸如彻底的诚实、绝对的真理、永恒的爱还有完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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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通过精神分析（它有点像苏格拉底探寻真理的方式，病人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实施这一过程），病人会逐渐地理解自己心底深埋着的恐惧、欲望和冲突。精神分析能帮助病人揭示出苦恼和焦虑的缘由并帮他用更积极、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后者；不过这一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它的结果是开放式的（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它从不给出“绝对的真理”。它致力于拓展、加深人的理解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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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实践者，他们同样表述了哲学性的主题。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发展出了以原型（archetypes）观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荣格的原型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正如柏拉图所说，理念是一切变迁的事物背后的真实。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则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分析病人：人感受到自己的缺陷并试图对之进行补偿，这就是行为的动力所在。阿德勒认为这会导致过分补偿并伴生很多心理问题。阿德勒的理论重现了苏格拉底的爱的学说：爱是缺乏与试图克服缺乏。同时它也再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念：上帝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因，因为我们追求上帝般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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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此后的欧洲大陆哲学影响深远，其原因是多样的；尤其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它令我们感到我们对于自己本性的根本无知。精神分析还在以下观点上影响了大陆哲学：绝对真理、诚实和快乐什么的都是幻想和不可能达到的理念，实际上正是它们把人生弄得如此艰难。精神分析还强调实践（praxis），即把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并把理论植根于具体事件和病人的真实体验。对于实践的强调也是此后大部分欧陆哲学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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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它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从生到死的有机过程，早年生活对于成年生活具有决定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当下的问题多半要到儿时的创伤体验中找原因。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观察到，当我们回忆起过往的事件和关系时，我们最富有活力并体验着最深的快乐。精神分析家会把这样的回忆视为对于自己的焦虑的意识，这一意识直达婴儿期的根源。精神分析的观点是悖论式的：通过有意识地处理心灵痛苦和创伤，病人可以体验到最深的快乐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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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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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存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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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这场哲学运动直接回应了人们观察到的社会问题，艺术家、作家与哲学家一样积极投身这项运动。那么两位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撰写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戏剧、小说和政论性短文，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两人都十分强调要把自己整体思想传播到社会中间，这样才有希望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法国反抗军（French Resistance），抵抗德国纳粹的恐怖统治。他们相信——尽管他们认为世界是荒谬的——负有责任感的社会行动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是如何理解世界上正在运转的社会政治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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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和萨特绝不是仅有的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其他著名的存在主义者还有：法国的伽普里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见第十四章）、瑞士的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本章随后将会讨论他的现象学著作）、西班牙的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和约瑟·奥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以及意大利的尼古拉·阿巴格纳诺（Nicola Abbagnano）。不过加缪和萨特在这场运动中无疑最具代表性，他们是讨论的焦点。请注意一下，加缪极不情愿别人把他归为存在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与曾经发生过争执的萨特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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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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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诗歌和哲学论文三者泾渭分明。然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些世界文学杰作的主题和思想被人们泛泛地描述为很“哲学”。文学毕竟人格化地表达了人们的观点、思想、志向、价值和关怀，它通常是人类当下处境和需求的直接回应。比如说，自 19 世纪晚期起，众多欧洲作家开始对自身的文化价值提出挑战，他们强调人是孤独和孤立的。存在主义也是这样开始的；加缪、萨特、德·波伏娃等一批作家兼哲学家后来主题化和描写了存在主义中的一些重要命题，比如荒谬、无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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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多大程度上等同或者包含哲学，这本身就是个存有争议却颇具分量的哲学问题。我们提出的几个文学地看待生活的方式、观点以及态度显然也可称得上是“哲学地”。第一种方式以缺乏（absence）的观点为基础。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因为世界无法为人类提供使他们真正感到满足或幸福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存在着缺陷。这一类的作家有弗兰茨·卡夫卡、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这类作家站在人类的本性和需求的立场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的方式常常显得比较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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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基本文学方式建立在充足（fullness）的基础上，它把生命看得无限充足和丰富。切莫浪费生命，尽情享受每个时刻。这一观点上承歌德、尼采、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传统之余绪。歌德曾写道：“如果你想有所建树，你必须先成个人物。”美国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更近一些的有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和阿纳斯·宁（Anais 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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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文学方式即悲剧立场。不管怎样，即使最好的生活也是悲剧性的，最差的则是痛苦。人们公认索福克勒斯和威廉·莎士比亚戏剧背后透露出的悲观主义是西方文学、文化的颠峰。就戏剧的力度和揭示的真理来说，《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哈姆雷特》（Hamlet）与《李尔王》（King Lear）三部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立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斯特林堡（Strindberg）以及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作品都以不同方式在现代表达着相同的思想。举两部美国的作品：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1949）和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1956）。悲剧的立场和第一种观点有关：加缪曾断言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是我们是否有理由不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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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文学看待生活的方式是喜剧性的。生活在这里被看做一出喜剧，一个大笑话。对着生活微笑要比哭泣好得多。伊拉斯谟（Erasmus）在 15 世纪曾经写道：“至福就是有些愚蠢地活着。”伊拉斯谟觉得愚蠢并不难找，它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一位现代作家认识到了生活的荒谬，但是他拒绝向生活投降，那就是尤金·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他这样写道：“意识到什么是残酷并且嘲笑残酷，我们就成了残酷的主人。”在美国的文学中，你可以在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中找到这一态度的最佳诠释。这与第十章谈到的斯多葛主义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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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文学对待生活的方式经由海德格尔对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阐释发展而来。在海德格尔眼中，这类文学作品是对未知、未思、未言之物的寻求。诗性思考者的任务就是进入黑暗，尽可能深刻地经历人类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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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文学方式就是运用某种媒介，向人们提供一些有关应当如何生活的规则、格言或意见。青春小说或者成长小说都属于这一大类，它们为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提供了人生的经验。实际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包含着对行为的后果的刻画以及道德教训的意味。这类作者数不胜数，我们只提两位最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的作品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谚语和智慧格言的宝库，比如“千万别去乞求你有能力挣得的东西”。另外一位发人深省的作家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写过：“请想想你现在的幸运，每个人都有许多，遗忘你过去的不幸，每个人都曾有过。”文学是普通读者接触哲学以及生活中更深刻的问题的门径。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是一本讲述如何成为一个高尚的甚至是英雄式的人物的经典小说范本。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Robert M. Pirsig）的《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是一本展现了禅和东方哲学是如何使人在当下获得幸福生活的畅销书，直到二十年后它仍然受到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的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另外一部经久不衰并且在全世界广为流行的虚构类哲学史作品是乔斯坦·贾德（Josten Gaarder）的《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在这本书中，西方哲学所有流派的知识都以一种轻松、浅显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也与当代的生活和问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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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荒谬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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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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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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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从小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家境贫寒，曾经参加过反纳粹的法国反抗军。加缪早在战前就亲眼目睹了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奢靡和死亡，那么他把人是否有理由不自杀看做最根本的哲学命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加缪相信一旦人们不再欺骗自己，抛弃先入的错觉重新开始审视世界，这个命题必定就会浮现（见第 171 页“生活是荒谬的”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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