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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阿尔贝·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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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1913 年 7 月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Mondovi）。加缪的父亲是法国人，从事农业工作。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替别人帮佣。加缪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在战争中去世，她的母亲不得不搬到阿尔及尔的贫困区，阿尔及尔旧城区的一角。加缪后来认为童年贫困的成长环境是他那些最深邃的见解的宝贵源泉。他身上西班牙人的骄傲和热情以及出众的才华得到了老师路易斯·热尔曼（Louis Germain）的欣赏，他相信加缪一定能进入一流的高中，而这样的高中通常只向富家子弟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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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具有运动天赋，曾担任过阿尔及尔大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一次比赛之后，他满头大汗地离开了球场，结果患上感冒，发展成了结核病。这意味着加缪虽然通过了国家哲学考试，他仍然不能成为一名老师。于是他转投新闻界，首先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Algeria Republican）担任记者。二十岁的时候，加缪已经历了结婚、离婚，加入和退出共产党一系列事件。他也成立了自己的戏剧团体“团队”（l’Equ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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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由于撰写文章抨击了某些省份贫困落后的情况而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法国反抗报纸《战斗报》（Combat）的主要撰稿人。战争结束后，他创作了如《局外人》（The Stranger）、《反抗者》（The Rebel）、《鼠疫》（The Plague）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他同时也一直参与各种戏剧活动。1957 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1960 年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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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个性直率，毫不做作，他总是抽出时间来接待朋友、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许多人将他视为兄长。他为生为人类的一份子感到骄傲，他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个世界的爱和幸福的事业中。他相信生活艺术的秘密在于阳光、大海和一颗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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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认为许多人活了一辈子却没有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确切地说，就是他们没有看到“生活的悲剧本质”，他们将生命耗费在“愚蠢的自负”上。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实际上在一个荒谬的世界绝望地或几近绝望地度过一生，这个世界始终无法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他们仍然以一种强迫的乐观主义来掩饰这一事实。类似的虚伪的乐观主义“获利”越多就越根深蒂固。在加缪看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把自我欺骗变成了最主要的生存方式。这同样暗示着，对于自我，我们也常常感到陌生，我们无力去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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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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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欧洲的艺术家们从 19 世纪晚期就开始挑战欧洲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生活是无意义的和虚无的，个人是孤独的和孤立的。这里有一些自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代表作品，我们来看看作家们究竟是如何表达这些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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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1864），作者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残缺的社会如何蚕食掉其中最优秀的成员的生命。“地下室中的人”生活在一个崇尚平庸的社会中，因此人们既不需要也不关心主人公身上的才华、敏感和力量。他注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二流的同胞超越他，功成名就，而自己的才华只能慢慢地枯萎。他只剩下充满痛苦、无助和羞耻的生活。怨恨和报复成了他仅有的乐趣，不过它们大多只在想象而不是现实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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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1884），作者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在这个故事中以有力、感人的笔触向我们描写了无意义和徒劳的生活。伊凡·伊里奇过着他自认为成功、忙碌和志向远大的生活。尽管他处于盛年，他却发现自己患了绝症，此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妻子和家人只关心遗产，他的随从已经开始谋划着取而代之。他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真心同情他的处境。他无法理解他人的虚伪和冷酷，包括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如此残忍，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离他而去。最令伊凡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如此孤独，被人遗弃，独自去承受苦难，面对死亡。他是否犯下什么过错让他罪有应得？伊凡呼喊道“我是无罪的”，但托尔斯泰补充道，伊万“对此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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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The Trial，1925），作者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他在这部小说中探讨了这样的思想：我们会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责任，甚至是负有责任的（我们当然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诉讼）。一个名叫约瑟夫·K 的人在还没有搞清楚犯了什么罪的情况下，就遭受了被捕、审判和行刑一系列过程。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犯罪。他处于不断的自我怀疑的感觉中，永远也无法肯定他是否该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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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歌女》（The Bald Soprano，1950），作者尤金·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这部作品属于所谓“荒诞戏剧”的流派。两个陌生人在晚宴上相遇，开始攀谈。他们渐渐地发现两个人都在五个星期前曾经坐过同一节火车包厢，住在同一个城市，同一间房屋，他们都有一个一只眼睛红一只眼睛白的女儿。最后，让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发现彼此竟然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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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3）是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创作的一出戏剧，它探讨了人类交流的困境。两个流浪汉，一个叫低低（Didi），一个叫勾勾（Gogo），在类似沙漠的环境中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的到来，他会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做什么。他们并非真有什么可说的，只是用闲谈打发着时间。他们似乎同时在讲完全无关的话题，对方也丝毫不在意。这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因为这不会打断那些空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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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需求是什么？根据加缪的说法，它们有两种：对清晰或理解的需求以及对社会温暖、社会交往的需求。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生存在一个连这些基本需求也得不到满足的荒谬世界中。清晰理解这个世界的需求由于“世界的不透明性和稠密性”而难以实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因而它不能为事物这样或那样发生提供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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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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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有一个主要观点是：正如我们发现的一样，生活是荒谬的。荒谬这一概念意味着事物如此这般存在并没有什么终极原因。它同样意味着生活是不公正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加缪来说，荒谬的生活不能为价值提供任何绝对或必要的基础。我们在这样一个无价值和荒谬的世界中必然要做出选择，我们得决定如何行动——这通常被称为“存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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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基本需求是人对社会温暖、社会交往的需求，加缪认为它同样无法实现。生活在这个暴力的年代的人类彼此之间越来越隔膜（对于自身也同样如此）；他们孤独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相互分享和理解。阻挠人类满足需求的荒谬生活意味着人类盼望的幸福经常转变成悲惨和绝望——尽管许多人把这样的悲剧隐藏在无根基的希望这一表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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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生活比作西西弗的命运。西西弗触怒了诸神，被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结果石头每次总是又滚回原地。这一行为永无休止地重复着。在加缪的眼中，人类接受了同样的惩罚，必须承受着“徒劳和无望的劳动”生活下去，他们无法看到一丝实现真正需求的希望。不管我们多努力去争取正义而有意义的存在，我们的付出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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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加缪把自杀问题当做根本的哲学问题。在加缪描述的环境下，人到底为什么应该继续生存下去？然而，加缪认为自杀是不可取的。他觉得自杀懦弱地默许了命运的不公。也许看起来有些矛盾，加缪相信如果人们对西西弗的命运抗争到底，对生活的荒谬和悲剧抗争到底，这样的抗争可能会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他的立场是只有通过与荒谬世界的抗争，个人才能与他人团结一致，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获得“一份尘世的短暂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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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后来渐渐把注意力放在了被战争、纳粹耸人听闻的冷酷和暴行蹂躏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他认为文明正在在一场瘟疫中煎熬，这场瘟疫自然会有一些正当理由。这场瘟疫已经达到了流行性疾病的程度，无数人因此被夺走了生命，所有的人都承受着病痛（加缪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也许就是写于 1947 年的《鼠疫》）。在这样一个不公的世界里，人们发现自己仅仅为了生存而实施暴力。加缪认为我们的世界实际发起了一场谋杀竞赛，在这个地方要是不杀死一个人简直就寸步难行。他认为死刑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它向我们展示了“体面的公民”如何沦落成了杀人犯。在赤裸裸的战争中，暴力的道德失去控制，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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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写道：“人无法永远靠着谋杀和暴力生存。”凭着最低级动物的价值观生存一段时间之后，个人就会屈服于充满着愤世嫉俗、绝望的残酷力量。加缪厌恶现代社会那种“彻底的愤世嫉俗”，他表示，这只会将人类逼入绝望，无法“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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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因此越发坚定地主张每个人必须终其一生和这场瘟疫——也就是世界的堕落进行斗争。每个人必须要经受起狡诈和暴力带来的诱惑；他称之为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加缪在战后更加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许这也是与瘟疫的战斗之道。这代表了他从早期的更关注个人的著作转向了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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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缪认为反叛一个反叛的世界必须要“慎重”且有节制。加缪在剧本《卡里古拉》（Caligula）中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剧中的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作为人类的一个代表发现了人类身上暗藏的残酷和邪恶。为了不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卡里古拉通过自己残酷和邪恶的行为无节制地反抗着罪恶。加缪是无法接受这样过度的反应的，这意味着比野兽更充满兽性。简单地说，在加缪看来，我们反抗暴力的世界并不能为暴力行为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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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因此指出，个人的最好状态就是终其一生有节制地反叛暴力和非正义现象。他认为我们付出的努力应该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对人类的任何损害都是无法挽回的”。个人必须为正义和自由，反对一切专制而战——“让我们反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如此写道。不过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不要抱有什么幻想或感到盲目乐观。我们很可能最后一无所获：在荒谬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