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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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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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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方法，何以会变得如此重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追溯到康德（见第七章）。康德认为，只有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可经验事物的范围内，才能获取知识；因为知识就是意识把范畴加到经验对象上才形成的。而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是主要代表——则扩展了康德的理论，主张思想的范畴就是存在的范畴。绝对唯心主义很快就在西方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连 19 世纪末的英国也涌现出不少这一理论的拥护者。我们说“就连英国”，是因为在此之前，英国哲学是紧紧地植根于经验主义和一般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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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英国人也曾经赞同过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原则，他就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罗素之所以对哲学产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研究数学，并想要对“数”和“数学”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他开始感到，绝对唯心主义哲学中有两个假定十分可疑，而它们又是互相关联的：首先，所有命题都具有主/谓结构；第二，一个对象同另一个对象的关系，属于这个对象的根本性质的一部分。罗素觉得这两个假定和以下事实不能相容：世界上的存在者是多而不是一（因此绝对唯心主义理论主张，存在者就是一，即绝对）——这就意味着它们和数学不能相容。当罗素读到黑格尔关于数学的论述时，他感到苦恼了，因为它觉得黑格尔的说法显得既无知又愚笨，于是罗素最终放弃了绝对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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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他想要对“数”和“数学”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他的具体想法是这样的：首先，罗素要求确认，数学中不可定义的、绝对基本的实体是什么，有哪些数学命题是最基本的、无法证明的。你或许会认为，数学中的基本实体就是“数”，而最基本的命题就是像“2+2=4”这样的命题。但是在罗素看来，那些貌似关于“数”的命题，其实只是在表面上或语法上关于“数”而已（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命题，它只是在表面上或在语法上关于“方的圆”）；这样的数学命题，在逻辑上是可以从更基本的命题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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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概念可以用逻辑概念来定义，所有的数学真理都可以通过形式逻辑的原则来证明，这种理论就是所谓的逻辑主义（logicism）。这个理论的第一部分（数学概念可以用逻辑概念来定义）涉及我们已经熟知的手段，即分析：通过分析，包含“数”的命题就可以被转化成包含逻辑概念的命题——就如同我们把关于“方”和“不存在的事物”的命题解析为关于“方”和它的属性的命题。至于分析操作的具体细节，以及如何从形式逻辑原则推导出数学真理，这些过于技术性的内容就不在本书中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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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并不是逻辑主义的唯一倡导者。比他略早几年，有一位德国数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设计了这样一种“语言”：它由一系列符号构成，逻辑性质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明确的表达，而不会像日常语言那样造成歧义。当代符号逻辑就起源于弗雷格的这种语言，而罗素可能是继弗雷格之后第一位发现其重要性的人。弗雷格不光关注数学的逻辑基础，他还研究词语如何能够具有意义的问题——对于整个 20 世纪哲学来说，这一问题向来处于核心地位。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弗雷格比罗素更有资格当上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不过，至少在 20 世纪上半叶，英语国家更为熟知的是罗素的著作；而且，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最后一卷出版于 1913 年）被英语国家认为是逻辑主义的巅峰之作——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富有震撼力的智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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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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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的家世背景相当显赫。他的祖父是约翰·罗素勋爵，曾经两次出任英国首相；他的教父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本书后面将有章节详细叙述他的情况；而他的父母都是卓越的自由思想者。罗素年幼时就父母双亡，因此他是在祖父罗素勋爵的家中长大的。这个家庭中有着严酷的新教徒氛围，这使得罗素的幼年在寂寞孤独中度过。十来岁时，罗素凭直觉认为上帝并不存在，这令他的心灵感到极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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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末，罗素来到剑桥学习数学和哲学；当时还有几位显赫的哲学家都在那个地方。罗素有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数学著作都是在剑桥期间完成的，开始是作为学生，后来是作为学会会员、讲师。他的剑桥生涯结束于 1916 年，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参与反战运动而被开除了教职。到了 1944 年，他才再次被剑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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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普通人的狂热令罗素苦恼沮丧，而他自己的反战思想却招来了许多怨恨。被剑桥开除后，罗素因为反战而坐了六个月的牢；此后他一直没有担任学院职位，直到 1938 年，他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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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认为，倘若缺乏适当的教育，人就会被构成常识的偏见所禁锢。他想要创造的是这样一种教育：不光在哲学上站得住脚，而且还不造成压力——这种教育是轻松愉快、令人振奋的。为了这个目的，在 1927 年，他和妻子朵拉共同创办了皮肯·希尔学校；这件事对于英美类似学校的建立是颇具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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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的教育学著作，罗素还就社会和政治哲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写作。在他写的大众读物中，最为声名狼藉的一部是《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1929）；书中对于性行为的态度相当开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纽约城市大学于 1940 年取消了对罗素的任命。该大学一位学生的母亲把罗素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为了公众的健康、安全与道德”解除了罗素的教授资格。很明显，对于罗素最为不利的证据在于，他在书中主张，手淫的孩子不应该受到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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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的迅猛扩张，这一切令罗素不得不放弃他的反战思想。然而到了 1961 年，罗素再次入狱，这次是因为他参与核裁军游行。到了 1967 年，罗素组织了一个战争罪行法庭，指控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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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 1950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所获得的许多荣誉中的一项。罗素在自传中说，有三种激情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还有对人类苦难的深切悲悯。罗素通过他的一生展现了他那杰出的才智，还有非同寻常的个性与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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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的摩尔（G. E. Moore，1873—1958）是罗素的朋友、同事。在摩尔的影响下，罗素开始认为分析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其他哲学领域都和数学哲学领域一样，通过分析就能得出清晰明确、无可辩驳的结论。在 1910 年前后，罗素开始试图把他在数学领域尝试过的方法运用到认识论上：在我们对于永恒的物理世界的知识中，确认绝对基本的、不可定义的实体，确认最基本、无法证明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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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也关注我们对于外间永恒世界的知识；关于物理对象，我们拥有一些日常信念，摩尔曾致力于对这些信念进行分析。摩尔还把分析方法扩展到道德哲学的命题中（详见第二部分）。在此之后，又出了一位分析技术的重要实践者叫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他认为传统的哲学问题植根于“语言混淆”。他用分析技术解决了几个长久以来令人困惑的哲学难题，表述明晰，令人印象深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罗素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同事。维特根斯坦认为通过分析，哲学可以揭示出构成真实世界的最终的逻辑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乃至它们和经验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分析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复杂的描述性命题都解析为由最终的简单命题构成，而这些简单命题则由“名称”联结而成，“名称”代表着构成真实世界的最终的简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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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发起了一个学术团体叫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其成员深受罗素、维特根斯坦作品影响。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主张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任务就是对思想进行逻辑上的澄清。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提出了“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verifiability criterion of meaning）。根据这一原则，倘若你说了什么，却没有人知道怎样的观察能够证实你所说的东西，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做出一个有意义的经验陈述。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主张，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达都不是有意义的经验陈述。比如，黑格尔说理性是整个世界的本质。这个如何能够被证实呢？根本不能。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事实陈述，它在经验上是没有意义的。在本章末尾的原著选读中，维也纳小组的一位最著名的英国成员艾耶尔（A. J. Ayer，1910—1989）将对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做更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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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认为，道德陈述和价值陈述从经验上说也都没有意义。与其说它们是正当的陈述，不如说，它们最多是情感的表达。在他们看来，哲学唯一有用的功能就是对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进行分析——它无权涉及和语言不相干的世界，因为那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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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末纳粹控制了奥地利，维也纳小组就此解散；不过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把分析哲学等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而事实上，如今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认同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逻辑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些基本假定也很少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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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许多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来说，分析方法是否依然是唯一适当的哲学方法？事实上，这一点已经相当可疑。确实，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日常的哲学工作主要就在于分析。除了分析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工作可以做；有些哲学家已经丧失了分析方面的兴趣而转向这些工作，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还有些人——例如维特根斯坦——已经对“分析是适当的哲学方法”这一点做了明确否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于 1953 年，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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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有许多主张和表述，它们富于哲学趣味，但我们却无法将它们视为可解析的复合对象，无法将它们解析为更简单、更不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达式而又不丧失原有的趣味。确实，只有当分析足以确认表达式的“真实”内涵或“真正”意义时，我们才可以用较不容易引起误解的形式来重现原表达式的含义。但这里又有个问题：在绝对而非相对的意义上指出一个表达式的真正含义，这究竟是否可能？蒯因（W. V. O. Quine，1908—2000）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或许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而且对于许多表述而言，首先谈论它们的“意义”，似乎就显得不太适宜。有许多这样的表达式，当你想要对它有明确的理解时，你需要问的是“它是如何被使用的”或“它被用来干什么”，而不是“它有何含义”；除非你认为，第三个问题所表达的东西和前两个问题没什么区别——确实，它经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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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都开始相信，除了语言分析以外，有用的哲学方法和技术还有很多；好的、有分量的哲学作品也未必总是某种分析的产物，这一点得到了颇为广泛的认同。有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会否认他们的关注焦点只在语言上（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在意语言表达的明晰性）。而且，“分析”在各个不同的分析哲学家那里所包含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所推崇的“分析”，其实不过是对于明晰性的追求；确实，当代的分析哲学家们表现出（或希望表现出）对于思想和表达之明晰性的强烈渴望，还有对于细节的高度重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早先的那些哲学家们，至少其某些观点在表达上有所欠缺——即使不是赤裸裸的逻辑谬误，也属于语言上的混淆；但是在这之上，并不是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运用着共同而独特的哲学方法，而且他们的兴趣所在以及解决哲学问题的标志性方式都不尽相同。当今世界的有些哲学家喜欢称自己为“分析的”，这话想要表达的不过是，对于欧洲大陆哲学，他们没有太多的涉猎或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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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它的一切意图和目的上看，分析哲学的历史就是 20 世纪盛行于英语国家的一系列哲学的历史；罗素、摩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和讨论都属于这一历史的源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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