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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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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对于数学基础以及数学用语之确切意义的研究,把弗雷格和随之而来的罗素引向了更为广阔的问题领域,其中包括语言的性质、语言如何能具有意义等问题。在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下,有许多 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家都被语言问题迷住了——词语和句子如何能够具有意义?它们有意义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如何与世界相联系的?许多分析哲学家甚至认为,语言哲学(它关注的就是以上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对有趣的或重要的个别命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更根本,更重要。他们何以会有这样的观点?这并不难理解。举例来说,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对于一个意图对真实世界有所陈述的命题来说,只有当它有可能被观察所证实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这一理论使得实证主义者们拒斥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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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或短语具有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当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或许会从最简单的词语或短语入手,比如“马克·吐温”这样的名称,或“《艰苦岁月》(Roughing It)的作者”这样的命名短语——它们是直接指称对象(在这个例子中,对象是一个人)的。确实,许多语言哲学家的起点都是这个;对于“名称或命名短语有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整个 20 世纪产生出来的文献浩如烟海。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如此浩繁,其原因不仅在于这样的词语或短语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意义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晦涩不明。看起来,这个起点的位置已经足够幽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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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可以让各位对这里的难点有个初步印象。“马克·吐温”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上去是足够直白了,同样直白的答案是:“马克·吐温”的意思就是这个名称所指称的人,即马克·吐温。但是这个答案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马克·吐温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马克·吐温”这个名称却仍旧有意义。再说,既然“马克·吐温”和“塞缪尔·克莱门斯”指称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倘若前面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两个名称就具有相同的意义。由此可以推出,“马克·吐温就是塞缪尔·克莱门斯”这句话的意思和“马克·吐温就是马克·吐温”完全相同——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可见上述理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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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名称的意义似乎不仅限于它所指称的对象;但是还有什么呢?弗雷格把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叫做名称的“含义”,他和罗素都认为,名称的含义得自与之相关的“限定摹状词”;就拿“马克·吐温”来说,它的限定摹状词可以是“创作了《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美国作家”。关于限定摹状词如何能够有所指称,罗素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罗素自己曾经说过,摹状词理论是他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不过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了;我们想要说明的只是,即使是像“作为基本语言要素的名称是如何具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都尚未得出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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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问题看起来也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也颇具难度:一个句子有意义意味着什么?就拿“我们的白鹦鹉在笼子里”这句话来说,似乎它应该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这一事实:我们的白鹦鹉在笼子里。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白鹦鹉不在冰箱里”这句话的意义又何在?难道说,它表现了一个“否定的”事实,即白鹦鹉不在冰箱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事实?而且,即使以上说法可以成立,一个句子“表现”一个事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顺便还可以问,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久就将看到,维特根斯坦认为句子是事实的“图像”——由此出发,他推演出了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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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中有多少个对象?两个?真的吗?那么女孩的头发或篮球上的缝呢?它们是对象吗?分析哲学有助于厘清这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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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前文中已经指出过了,对于许多表达式来说,决定其意义的与其说是它所包含的词语的指称,不如说是这个表达式的具体用法。比如说,威胁,还有许诺,这些表达式显然属于以上范畴。因此就有许多作者更关注语言的“语用学”,即社会性层面、具体用途。总而言之,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语言、意义,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依然被积极地讨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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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主题也是许多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那就是科学。许多科学哲学的问题是由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者——首先提出的;维也纳小组中不光包括哲学家,还包括科学家和数学家。当哲学家对科学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他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科学实体”(例如基因、分子、夸克)是不是“真实”的?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它们与感官经验有何联系?他们会追问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科学法则的本质,并试图弄清楚以上的每一项是如何同其他项区分开来的。科学观察能否不依赖于理论假设?这也是他们要问的问题。此外还有:科学和其他探询方式——例如哲学、宗教——区别何在(是否可以说,它们在某些层面总是不得不“凭信念”接受一些东西)?科学与伪科学区别何在?在类似基调下他们还会问,是何种思维方式(如果有的话)使科学成其为科学?他们还会研究,自然科学(倘若不是所有专门科学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还原”为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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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曾关注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涉及理论上的科学实体——如中子、质子等——的命题和记录我们观察所得的命题之间有何联系?无论如何,我们无法观察到质子;而根据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无法被观察证实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有些实证主义者认为,关于质子的命题(比如说)必须在逻辑上等同于某些描述观察所得的命题;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它们就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一样,都是无意义的废话。不幸的是,这个“可译性理论”显得颇为可疑,而理论和观察之间的确切关系依然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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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记录观察所得的命题总归和理论命题不同,因为前者是可以直接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但是最近有些科学哲学家——例如著名的 H. R.汉森(H. R. Hanson)——提出,人的观察依赖于他所主张的理论,因此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区别即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些理论家甚至还追问,究竟是否存在不依赖于理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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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代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他眼中的科学事业并非对理论的确证,而是在已有的科学“范式”当中解决所存在的谜题;所谓“范式”,指的是特定的科学传统、科学视角,例如牛顿物理学、托勒密宇宙论,或基因理论。因为库恩认为,观察当中必然渗透着理论假定,我们不可能用某些普遍而中立的观察所得来证明这个理论范式优于别的理论范式;不同的范式之间无法比较,不可通约。在后文中你将看到,这个理论和所谓的反表象主义(antirepresentationalism)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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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哲学概览部分,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哲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由一系列大哲学家构成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等。不过在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对于 20 世纪哲学,尤其在分析哲学领域,哲学史常常被处理为特定观点的历史,正如前文中所说的那样。20 世纪的哲学史中也会提到具体人物,但这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为当前观点提供认同者的例子。重要的是观点,而不是具体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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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有几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对分析哲学影响深远,但分析哲学的路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它们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职业哲学家。不可否认,这些文章都很富于技术性,它们往往针对相应领域的其他同行,所处理的问题通常是大问题的特定方面。相比之下,大规模地对付大问题(例如,什么是心灵?什么是知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理想的国家是怎样的?何谓真理?)的文章和著作非常稀少。由于以上的理由以及另外一些理由,圈外人往往觉得分析哲学狭隘、空洞、不切实际、枯燥无味。当然,20 世纪数学家的著作同样不是普通人能读懂的,但公众对于哲学家的期待显然不同于对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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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语言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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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由交错、分叉的小径构成的迷宫,不过它所关注的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经验、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意识之本质的探讨。在这一小节中,我们要讨论的是植根于第一方面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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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的第一套重要的形而上学理论就是逻辑原子主义(logical atomism),它主要来自伯特兰·罗素和他的学生兼同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罗素把这一形而上学理论和一套认识论联系在了一起,这认识论就是所谓的现象主义。原子主义者们(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认同他们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并非如黑格尔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无所不包的一;世界是“原子事实”构成的总体。世界最终是由事实构成的,这话的意思是说,构成世界的不光是事物,而是具备各种属性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关系的事物。例如,在你周围有椅子、桌子、台灯等事物,它们以某种方式被配置在一起;它们处于如此这般的配置中,这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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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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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投向哲学杂志的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主题的文章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那么段时间,有些杂志曾经拒绝接受此类论文。在 20 世纪的哲学家当中,没有谁比维特根斯坦更有力地影响了整个英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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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富裕家庭,他最初打算当工程师。在学习工程学的过程中,他逐渐对纯数学、继而对数学的哲学基础产生了兴趣。不久,他就放弃了工程学,来到剑桥。在 1912—1913 年这段时间里,他跟随罗素学习哲学。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来到挪威独自隐居,并继续自己的哲学研究——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他感到自己的神经质个性会令他人恼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奥地利阵营;在这段时期内,他完成了平生两部主要著作当中的一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本章中所说的逻辑原子主义就是在这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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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曾留给他一大笔遗产。在战后,维特根斯坦把这笔遗产分给了两个姐姐,然后自己去山村做了小学教师。1926 年,他当上了一位园丁的助手——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这样的生涯是令人惊异的。1929 年他重返剑桥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作为博士论文提交上去的就是《逻辑哲学论》。1937 年,他接替了 G. E.摩尔的哲学教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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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不该袖手旁观。于是他当了两年战地医院的护理员,还在医药实验室中当过一年助手。拥有巨大财富和天赋的维特根斯坦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了最谦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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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4 年开始,维特根斯坦继续在剑桥任教。不过他感到自己对学生的影响并非有利,而且学生对他思想的理解也相当贫乏——这令他深受困扰。到了 1947 年,他辞去了教授职位。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于 1953 年,那是在他逝世的两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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