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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的工作和服务通过科学改造了自然界。与此同时，劳作和苦役也改造并解放了奴隶自身，让他向更高的自我迈进。以改造自然的成就为基础，他逐渐获得了自我认同；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他成了绝对精神的化身或具体化，而且他就是绝对知识的体现。最终，奴隶拥有了属于自身的武器，这武器不仅能使他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而且还能帮助他摆脱主人的束缚。更进一步讲，奴隶的不懈斗争所带来的变化足以决定历史的进步。就这样，奴隶享有了自由、自主，还有最终意义上的声誉。于是奴隶不再是奴隶了，他比主人及自然界站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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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奴隶为了获取自由，就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而黑格尔还认为，并非所有的劳作都能导致解放。在劳作中，至关重要的是教化（Bildung），也就是自我陶冶。教化塑造奴隶，它使人走向文明，它把人引向更为切近的自我观念。与此同时，它也塑造、改变着整个世界，它让世界的理念得以充分展现。这样的双重过程产生出“世界历史个人”，也就是塑造历史进程的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由这样的历史个人决定的：他本能地懂得自己应当做什么，而且他有这样做的动力。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让世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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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主人和奴隶的斗争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基督教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奴隶不再为自由而斗争了。他接受了一个绝对的奴隶身份，而在他之上是一个绝对的主人。在他看来，自由和快乐都属于彼岸世界，人只有死后才能进入这个世界。这样一来，以自由为目的的斗争就失去了理由，而自我否定则被认为是美德。在黑格尔看来，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于死亡的奴隶式的恐惧占据了最根本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若想获得自由和自我实现，就必须克服这种死亡对于人的绝对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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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人类发展的最终阶段，主奴辩证就消解了。在这一阶段，我们接受了自身的有限性，能够作为自主、自由的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这里的关键就是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通过劳作和教化（正如前面解释的），个体逐渐形成并获得了自我意识；他超越了停滞、空洞、无味的纯存在阶段，成为宇宙精神或绝对精神的一个具体的、进步的、有意识的自我实现。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代表了“神—人”理念的实现。“神—人”作为绝对的自我意识，是内在的、当下的真实。在此，黑格尔继承的是斯宾诺莎把上帝等同于自然（Natura sive deus，即自然与上帝同一）的思想。黑格尔曾经说过，在斯宾诺莎之后，一切哲学都将是斯宾诺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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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身上，黑格尔看到了人类发展最终阶段的灵魂；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拿破仑的人格中充满了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超越性的上帝在现世的内在普遍性存在中逐步展开——对于黑格尔而言，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国家在历史中实现。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才能获得最终的满足和完满的自主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那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独特的综合。要发展出这样的理想国家，不仅需要意识到绝对精神，而且需要在现实的历史当中把它具体地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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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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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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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们从事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而卡尔·马克思走得更远。马克思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社会改革，他要彻底地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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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哲学家们仅仅试图理解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他不把自己的工作看成哲学。在接下来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中，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马克思描绘并分析了人类社会和政治状况，但他并不把自己的理解看成绝对的、终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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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理想的社会中不存在经济阶级的差别，也不存在工资、货币、私有财产和剥削。每个人不仅拥有充足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能自由而完满地发展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人的异化（即人和周遭世界的疏离）将被减小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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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还认为，这样的社会终究是会实现的，它就是历史进程的结局和答案。以下就是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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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具有生物性需求的社会动物；只要我们发展出相应的方式，就能满足这些需求。这些生产生活必须品的方式，就叫做生产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或生产力（force of production）。对于任何一套生产方式的运用又将导致新的需求以及新的生产方式。比如说，为了耕种庄稼，人类发明了铁器（这就是新的生产方式）；这就导致了新的需求，即对铁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人类又将发展更多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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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人类历史包括了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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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对于任何生产方式——无论是简单的铁器还是复杂的机器——的运用都必将牵涉特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和财产有关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制度或惯例）就叫做生产关系（productive relations）。因此，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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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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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位作者在大学读书时，他的市政学老师本森先生曾列出一串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的名字，里面包括（按字母顺序排列）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耶稣，还有马克思。尽管他的西方倾向很明显，但本森先生所列出的这四个人物的杰出性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耶稣和马克思。当然，马克思的追随者或许比耶稣的追随者还要多（而且多很多）。甚至有些人认为自己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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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律师。尽管他们家祖上几代都是犹太教徒，但他父亲已经改信了路德的新教；因此马克思是被当作新教徒抚养长大的。他曾在德国的波恩、柏林、耶拿的几所大学里学习，起初学习法律，继而转向哲学。他在耶拿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才 23 岁），博士论文是中规中矩的，讨论的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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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的时候，马克思曾经在老派黑格尔哲学（见第七章）和激进的新黑格尔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不久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哲学强烈地影响了他，使他抛弃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且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历史发展奠基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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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激进观点使他无法在学院中立足。1842 年，他成了科隆一份报纸的编辑；他的观点对于政府当局来说过于激进了，所以遭到了查禁。于是 25 岁的马克思来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和许多著名的激进分子过从甚密，他们重新创办了一份进步期刊。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他未来的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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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后，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1845—1848 年间，他住在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参与建立了一个工人联盟，它和别的类似的组织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正是为了这个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下了鼓舞人心、名垂史册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1848）。当时马克思在巴黎和科隆都逗留了一段时间，参与了法国和德国的 1848 年革命。不过，两个国家都再度驱逐了他。1849 年他来到伦敦，他的余生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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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马克思获得了来自恩格斯的经济上的支援。正如赌徒沉溺于赌博一样，当时的马克思沉溺于读书和写作，但是这些行动并不能带来多少收入。尽管有恩格斯的帮助，再加上他为纽约《论坛报》（Tribune）撰稿所获得的微薄收入，马克思的生活依旧贫困而且疾病缠身；而且，他的孩子和妻子相继死去，这让他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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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马克思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注定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经典文献《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1867；第二卷，1885；第三卷，1894［后两卷由恩格斯编辑］）的初稿。1864 年，马克思参与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谓的第一国际），并于不久后担任领袖。然而，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之间的著名冲突使得第一国际在十年内瓦解了（想要更多地了解无政府主义，请阅读本章的相关小节）。马克思因患胸膜炎于伦敦病故，享年 6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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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特定的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以至于它们和现存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冲突；于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就被推翻了，新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它。比如说，在中世纪末期，远东的新市场和新大陆的殖民地都需要商品供应，这就要求人类发展出新的生产和贸易方式；这些新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就和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结构无法共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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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新的社会关系持续下去，直到新需求的产生让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