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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危机如果有哲学上的根源的话，那么这个根源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肤浅因素：比如目光短浅、无知、贪婪。另一些人则试图为生态问题寻找更为根本的解释，他们的讨论焦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有些较为深刻的环境学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价值中心。另一些人被称为生态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把家长式的统治施加于女性和自然界，女性和自然界都成了剥削、压迫的对象，成了男性的附庸。还有一些人属于社会生态学者，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以特权集团的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根深蒂固的权力主义社会结构。尽管特权集团之间的分歧也相当明显，但在那些环境哲学家们看来，他们在能源过度消耗和军事战备之类的紧迫问题上往往步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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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种实体具备道德身份和固有的内在价值？比如说，非人类的动物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吗？植物呢？别的物种呢？各种生物共同体、生态系统、荒漠以及行星生物圈都拥有其各自的权利和利益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拥有道德身份的实体必须具备何种性质或特征？比如说，它是否必须具备感觉能力？是否必须有生命？是否必须拥有属于自身的目标、归宿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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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物权利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当中有很多和环境伦理学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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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看起来，如今人们普遍都对具体的道德问题很感兴趣，而且兴趣还在增长；但这并不说明元伦理学已经丧失生命力了。诚然，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这个时代的许多伦理学者都把目光集中于具体的道德困境，例如堕胎、权利平等、色情文化，以及诸如此类。不过，近来仍有几个元伦理学问题广受争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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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使一个原则成为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东西吗？抑或它必须包含某些特定类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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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道德上义不容辞的行为，就是在其他事情处于同等状态的情况下你必须去做的行为；而一个超义务的行为，它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它在义务的范围之外。这样的区分是否正当？如果它是正当的，那么传统的伦理学哲学理论能否适应这样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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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真理是否和特定社会或文化的伦理学信念相关？也就是说，伦理学相对主义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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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为什么要讲道德？”这个问题应当做何理解？这个问题提得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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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某件事属于道德义务范围，和有动机去做这件事，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所谓的内在论者［internalists］认为存在这样的联系，而外在论者［externalists］则认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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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的道德身份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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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某些存在者拥有比别的存在者更高的道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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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针对机构以及其他集体的所做道德判断，我们应当做何理解？有时候，人们认为团体对于自身的行动是要负道德责任的。那么这种责任是否高于团体中的个人所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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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某件你知道将会导致不良后果的事，和故意为了产生那样的不良后果而做这件事，这两者之间是否有道德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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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非元伦理学方面的当代道德哲学文献而言，本章最后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那篇论文的作者是詹姆士·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1941—2003）。在这篇文章中，雷切尔斯讨论的问题是，坐视他人因饥饿而死和杀死他们是否一样坏（认为这两者一样坏，就是所谓的等价理论［Equivalence Thesis］）。雷切尔斯并没有试图证明这两者一样坏，不过他试图指出，坐视他人死去，这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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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主义和非自然主义都在接受质疑，与此同时，政治哲学的独立发展也出现了，这个对于当代的道德哲学有着相当可观的影响。这一发展的源头是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此人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契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说的是如何妥当地分配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和负担。罗尔斯的著作，使得人们对于契约主义本身的正当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于运用契约论原则来解决特定的道德问题，人们也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因此可以说，当代人之所以热衷于“现实生活”的道德问题，罗尔斯的著作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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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一位当代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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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20 世纪，道德哲学方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或许就是《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这部著作重新唤起了哲学界对于正义问题的关注；事实上，自从此书发表以后，每一个涉及正义问题的哲学作者都引用了这部书，以此确认自己的立场。最近有一位评论者——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拉莫尔（Charles Larmore）教授——认为，罗尔斯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另外两位就是维特根斯坦（见第九章）和海德格尔（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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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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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著作起于自由主义传统，不过对于自由主义向来奠基其上的功利主义，他感到不甚满意；有人试图用几条特殊的“自明”原则来给功利主义划界限，对此罗尔斯也感到不满。他说，在《正义论》这部书中，他要“对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原则进行更高度抽象概括”。其结果就是那样一种漫长而系统性的努力，以求确立、解读、阐发正义之根本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运用于社会伦理，解决各方面的核心问题，以之评判各类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对它们所预设的义务和责任做出审查。下面，我们将就那些原则本身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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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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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社会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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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尔斯看来，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利益冲突与利益共享并存，因此必须有一套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原则，以之来决定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和负担的合理分配。这就是分配原则或社会正义原则。这些原则具体指明了何种社会共同体是可以被加入的，何种形式的政府是可以被建立的。（在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贯穿了传统的哲学问题，即国家的功能及组织形式的伦理学正当性。）罗尔斯认为，秩序井然的社会（或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所有成员都知道并接受共同的社会正义原则；（2）一般而言，基本的社会机构能够满足这些原则，并且人们普遍都知道它们满足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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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说，若要使社会秩序井然，其成员必须依靠理性的反思来决定他们的正义原则是什么。要使选出来的原则合理而正当，选择的程序必须是公平的。（1958 年罗尔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作为公平的正义》，他的著作就是对这篇文章的进一步提炼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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