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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2.3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④ 罗伯特·诺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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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所处的社会的成员都自愿为了共同利益而限制自己的自由，倘若你已从这样的安排获利，那么你是否也有义务限制自己的自由呢？诺齐克的回答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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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哈特提出的一个原则，我们将（仿效约翰·罗尔斯）把它称之为公平原则，如果它是恰当的，它将在此有用处。这一原则认为，当一些人按照规则建立一种公正和相互有利的合作时，就以为所有人谋利的方式限制了自己的自由，那些受这些限制的人就有权要求那些从他们的受限中获益的人默认一种同样的限制。根据这一原则，一个人接受利益（甚至无须给出明确的或隐涵的对合作的承诺），就足以产生出束缚他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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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根据哈特和罗尔斯原意所述的公平原则，是可以质疑和难以接受的。现假设你的邻人（共 364 个成年人）确定了一种公开演讲制度，并决定创立一种公共娱乐制度，他们公布了一个名单，包括你在内，每天一人。一个人在指定给他的那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调换日期）去照管公开演讲会，在那里放唱片、发布新闻、讲他听到的逗人故事等。在过去了 138 天，每一天每个当班人都履行了他的职责以后，轮到了分配给你的那一天，你有义务去值你的班吗？你已经从它得益了，偶尔打开窗子倾听和欣赏某些音乐，或者因某人的滑稽故事感到开心。其他人都已经尽力了，而当轮到你这样做时，你必须响应这个号召吗？照现状来看，肯定可以不响应，虽然你从这一安排中得益，你还是可能觉得由别人提供的 364 天的娱乐还不值得你放弃自己的一天，你宁可没有这些娱乐也不放弃一天，不愿意要所有这些娱乐而在这上面花费自己的一天时间。假定这就是你的想法，当预定给你的时刻来临时，别人要求你参加，你怎么办呢？也许在你感到疲倦的深夜，你可以随时扭开收音机因听到朗读哲学作品而感到惬意，但作为该节目的朗读者，你得花去一整天，这也许就不太那么惬意了。不管你有什么愿望，别人都能通过由自己率先进行这一节目而给你带来也这样做的义务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不打开收音机而放弃这种利益，而在另一些情况中，这种利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你居住的街区内扫街，当轮到你时，你也必须去扫吗？即使你不怎么在乎街道那么整洁，你也必须去扫吗？当你穿过街道，你必须设想它是脏的，以便不像一个逃票乘客那样无功受益吗？你必须制止自己去打开收音机听朗读哲学作品吗？你必须像你的邻人一样经常修剪门前的草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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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人们想在公平原则中加进这样的条件：一个人从他人行为中的得益要大于他履行他的职责时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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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公平原则被如此修正以包含这一要求很高的条件，它还是可能遇到反对。你所得的利益可能只与你所付出的代价相等，而其他人却可能从这一制度中获得比你多得多的利益。他们都很重视收听广播，而你作为这一活动的最少得益者，有义务做出一份同等的贡献吗？或许你更喜欢大家都在另一种活动中合作，在限制自己的行为中为之做出牺牲。假使他们都不遵循你的计划（这样就限制了你可以选择的其他方案），并且他们进行的活动产生的利益确实值得你参加合作。然而，由于你要他们集中注意你的替代方案，而他们不予理睬，或至少在你看来他们没有为之做出适当的努力，你还是不愿参加合作。（比方说，你想要他们在广播里读犹太教法典，而不是读哲学作品。）你如果参与这种合作，就会给予这种制度（他们的制度）以支持，那只会使它更加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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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强行公平原则是成问题的。你不可以决定给我一件东西，比方说一本书，然后抢夺我的钱来偿付书款。即使我没有更好的东西要买，如果你给我书的行动也使你得益，你就更没有什么理由来要求偿付了。比方说，如果你最好的锻炼方式就是把书投进人们的屋里，或者你把书投进人们的屋里只是你的其他一些活动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果那本书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别人屋里，即使你无法筹措对这些书的付款，以致使你这种带有如此副产品的活动很不可取或代价昂贵，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不管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可能如此行动：先给人们利益，然后要求（或强取）偿付。任何一个群体也不能做这种事，如果你不可以为你没有预先协商的馈赠索取利益，你肯定也不可以为你未花代价的馈赠而索取报酬，而更为肯定的是，人们不必为那还是别人提供的未花代价的馈赠而付酬给你。所以，以下事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的产物”，亦即我们都得益于许多世代已被忘却的人们的无数行动所创造的现行活动方式，包括制度、行为和语言方式（语言的社会性可能涉及我们现在的用法，这种用法依赖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对他人言语的适应）——并不给我们带来一种普遍的浮动债务，以致使现行社会能够随意地索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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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能对公平原则做一些修正，使它摆脱这些困难和类似的问题。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这样的原则如果能够成立，都将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以致我们不可能把它与一种专门的原则结合起来，这种专门原则试图把在自然状态中产生的义务强行合法化。因此，即便公平原则能够得到系统的阐述以至不再受到质疑，它也不能免去下述要求——要使人们参与合作和限制他们的行动，必须先征得他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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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2.4 《正义的前沿》⑤ 玛莎·纳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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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玛莎·纳斯鲍姆新近一部著作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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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论应该是抽象的。换句话说，它们得有普遍性的理论化效力，如此方能超越当下的政治冲突——即便它们源于当下的冲突。政治上的正当性也需要这样的抽象：除非我们看到一个政治理论能够在时间中保持稳固，能获得公民支持，支持的理由并非仅限于自我保护之类的工具性目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公正的。然而不从当下的事件中抽身，就没法看出一个理论是否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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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社会正义理论必须对世界、对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负责。理论的建构甚至理论自身的结构都必须保持开放，如此来应对诸种新鲜问题，以及遭到错误地忽视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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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西方传统中的大部分正义理论都错误地忽视了女性对于平等的要求，也忽视了通向平等之路上存在过和依然存在着的种种障碍。他们的抽象固然在很多方面具有价值，但其中隐含的失败也不容抹杀：那些理论未能直面某些最为严重的问题。正确应对性别正义问题会导致大量理论后果，其中包括把家庭视为政治体制，而非与正义无关的“私人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对以往理论的疏忽做修正，并非仅仅是用旧的理论去应对新问题，而需要对理论进行正确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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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有三个社会正义尚未解决的问题，理论对它们的忽略尤为不当。（当然，还会有我们尚未注意的其他问题。）第一，是如何公正对待身体、心智方面的残障人士的问题。他们也是人类，但是在现存社会中，他们并未被视为与其他公民具有平等基础的公民。在这方面拓展教育、关爱健康、实践政治权利及自由，向这类人群进一步普及公民权，这些都属于正义问题，而且颇为紧迫。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重新思考公民意味着什么，重新分析社会合作的目的所在（并非聚焦于相互获益）；还需要强调关爱的重要性，把它视为社会的主要福利。由此看来，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旧理论的新应用，这是对理论结构本身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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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将正义拓展到整个世界的公民，从理论上展示出我们了解到世界是个整体；在这个世界上，出生地及国籍等偶然因素不该全面而根本地扭曲一个人的生活机遇。由于西方所有主流社会正义理论都以民族国家作为起点并视之为基本单元，所以若想妥善思考这类问题，我们仍需要新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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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面对涉及如何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正义问题。动物在人类的手中也会感到痛苦，也会尊严受挫，这往往是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它较少被当成社会正义问题来处理。假如我们认同它属于社会正义问题（这样做是否站得住脚，本书的读者当自己判断），那么很显然，这一新问题再一次地要求我们做理论上的变革。举例来说，社会合作与互惠需要参与的每一方都具备理性，这样的图景就有必要被重新考察，由此将塑造出新的合作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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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中有很多研究社会正义的路径。最强有力、最为持久的一条路径就是社会契约观念，即理性的人类为了共同利益走到一起，决定脱离自然状态并用法律来管理自身。这样的理论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近来在约翰·罗尔斯的杰出作品中，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富于哲学深度的阐发。或许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强大的正义理论了。无论如何，同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相比，罗尔斯在表述、探索及重组我们对于正义的判断方面都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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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起点是这样一个断言：以上三点都是尚未解决的、严重的正义问题。我想证明的是，社会契约的经典理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即便是它最完美的形式也不能。因此我在整本书中都拿罗尔斯当靶子，在我看来他以最强的形式表达了社会契约的经典观念，并强有力地显示了它相对于其他理论的优越性。倘若连罗尔斯的杰出理论都在以上三个问题前铩羽而归，那么更不用说那些发展程度还不够的或更缺乏吸引力的契约学说了。我希望表明，要应对我们面临的困难，仅仅把旧的理论架构应用到新问题是不够的；困难就在理论架构之中，由此它指引我们去探寻不同形式的理论——来自罗尔斯的要素依然存在于其中并给我们提供着有价值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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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院哲学的问题。社会契约学说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广的影响。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聚集在一起？这方面的图景塑造了我们对于政治原则的思考，关于原则涉及何事，应当包含何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公民“为自己付了账”而另一些没有，有些人是寄生虫而另一些人是“正常地具有生产性”的；在流行的大众想象图景中，此种观点源自这样的社会观：社会即为了共同利益而彼此合作形成的架构。在政治实践中，我们无须辨认其源头也能挑战此类图景。不过，深入到问题的根源是有实际帮助的：这样就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我们何以遭遇此类困难，若想取得进展的话我们必须改变什么。因此，本书固然旨在细致入微地处理哲学观念、着力对付理论的复杂性及诸种理论的微妙差别，但本书仍包含实践哲学的意向，它将把我们引向更为丰富的社会合作观念（无论是新是旧），其中不包含上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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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计划既具批判性也具建设性。我将证明，就上述三个问题而言，我长久以来发展的“能力路径”提供了富于希望的洞见；其洞见优于社会契约传统所能提供的。（诸位将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的路径聚焦于另一形式的契约论，其基础是纯粹的康德式伦理观，其中不包含互利观念。）对于能力路径，我在《女性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一书中已经有所阐发，并且为上述观点画出了轮廓。那本书探讨了方法和正义，仔细讨论了两个困难问题的应对方案，即宗教问题和家庭问题。通过细致入微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出，和基于偏好的功利主义相比，能力路径也有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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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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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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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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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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