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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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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德哲学和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的哲学做个比较是件有意思的事。克尔凯郭尔的出生略晚于康德去世。他们两人都认为理性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观点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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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存在”参与到时间和历史中。因为上帝是永恒和不变的存在者，我们甚至不能把“存在”这个词语用到上帝身上。但是他认为作为基督的上帝是存在的。基督是一个人类理智无法理解的悖论，在基督中不变的成为变化的，永恒的成为暂存的，超越历史的成为在历史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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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克尔凯郭尔认为理性无法把握上帝，上帝作为一个人以耶稣的身份来到我们面前从理智上来说是荒谬的。与此同时，克尔凯郭尔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展示，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本人就是一名虔诚至极的基督徒。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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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克尔凯郭尔完全否定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从正反两面来权衡上帝存在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真理”。克尔凯郭尔都不会费神来阅读这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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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克尔凯郭尔嘲弄了整个客观真理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观念。他说，真理是主观的。真理不在于你信仰什么，而在于你怎样生活。真理是充满热情的献身。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一个人把崇拜“真正的”上帝仅仅当做例行公事，没有一点激动和虔诚。另外一个人崇拜的只是一个偶像，但是灵魂中却被无限的虔诚之情所充满。事实上，克尔凯郭尔说：“那个人尽管崇拜一个偶像，却真正在向上帝祈祷；另外一个人虚伪地向真正的上帝祈祷，因此他崇拜的实际只是一个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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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克尔凯郭尔完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即人类基本的属性就是运用理性的能力。对于他来说，人类最重要的属性不是思想而是意志。人类是做出选择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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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真理不是客观的，那么就没有客观上合理的、永恒的原则或者标准，我们也没有根据对一个人的选择做出判断。如果没有客观的、理性的标准，只能依靠自身的判断，我们将如何选择？这个问题——在客观真理缺席的情况下了解该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之后，成了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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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的回答我们必须彻底地献身于上帝。只有通过信仰的跳跃（leap of faith），通过非理智的、激情的，对基督教的“无限”虔诚才能得到拯救。“信仰自成一体，要把它变成教条或者让它进入理智的领域，那么对信仰的任何歪曲人们都会立即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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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先见之明与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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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上帝无所不知，因此无论你做什么，上帝早在你行动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会做些什么。你今天早上睡懒觉了吗？上帝知道你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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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你今天早上不可能不睡懒觉，因为上帝知道你会睡懒觉。如果你不可能不睡懒觉，那么从什么意义上说你睡懒觉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发现问题了吧，这样看来上帝的无所不知与你拥有自由意志产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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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时候被初涉哲学的学生用“仅仅是字面问题”或者“容易解决”很轻松地打发了。果真如此，对那些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哲学泰斗和神学大师来说，这可真是条爆炸新闻，其中包括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还有其他一些人。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上帝全知（知道所有一切）在逻辑上的引申意义，才导致了——比如说加尔文教徒（16 世纪杰出的新教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追随者）——相信上帝预定了哪些人将被救赎，哪些人将被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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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能把克尔凯郭尔的话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观点混淆起来。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说信仰先于理解，你必须先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对他进行理性思考。但是诸如奥古斯丁和安瑟伦这样的思想家仍然孜孜以求理性的基础来巩固业已皈依的信仰。克尔凯郭尔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认为这样的理性基础根本不存在：上帝在理性上是讲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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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认为即使信仰上帝存在理性的基础，实际上也和信仰不能相容，他说：“如果我希望保存我的信仰，我必须不断专注于紧紧抓住这个客观上的不确定（的上帝）。”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客观上不确定的上帝对于他心中真正的信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它能够“让我在深渊之上，在七万多英寻的水里探出头来，保持着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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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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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上帝死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这句臭名昭著的话说的并不是上帝曾经存在，现在却死了。他的意思是任何有一点智慧的人都会知道宇宙没什么充满智慧的设计或理性的秩序：他们会明白事情这样而不是那样发生并没有什么理由，而我们想象中存在于宇宙中的和谐与秩序仅仅只是人的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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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采一定觉得拥有这点智慧的人也屈指可数，实际上他眼中的所有人都要遭他蔑视。尼采认为在庸众的眼中上帝当然没有死。在尼采看来，那些可怜人的世界观经由宗教、科学、哲学反复灌输，已经失去了自由，而这种世界观又使那些可怜人变成主要靠仇恨为动力的怯懦的失败者。他们把世界看做受理性、规则支配的地方，并且拥护赞美那些用温顺和无私服务同胞的奴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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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的眼中，这些可怜的奴隶的消极道德——那些人群、庸众——必须重新加以评估并用肯定的价值取而代之。新道德将建立在一种新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尼采称他们为“超人”（übermensch）。这样的人不仅拥抱生活带来的一切，包括所有痛苦，还要将生存变成一种艺术。尼采把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当做超人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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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是上帝的消失必然导致评判是非对错的绝对的、必要的标准也不复存在，20 世纪诸如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十分认同他的观点。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哲学的那个根本问题是一旦绝对合理的标准缺席，人类在无法评判自己的决定和选择的情况下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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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克尔凯郭尔和一些存在主义者会同意本章中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理性讨论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然而，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你可以阅读一下“宗教：未来的幻觉”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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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未来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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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认为宗教是迷惑大众的活动，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处于一个幼稚的心理状态。宗教是愿望的满足；它塑造了“一个特别崇高的父亲形象”，这一形象能够如自己的父亲一样抚慰我们。这位身处天堂，绝无谬误而又无限全能的的父亲向我们保证生活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然而，尽管宗教让人一生保持着孩童般的状态，它却是危险的幻觉。宗教要求人们完全服从于不可思议的律法，妨碍人们在事实和异想天开之间辩明方向，这一切都威胁着人类的理智。即使哲学家和神学家试图把上帝定义为“非人格的、模糊的和抽象的原则”来挽救这一幻觉，情况依旧没有什么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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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宗教信仰是从万物为“一”的心理感受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说，比如“海洋感觉”就重现了幼年早期十分有代表性的无限自恋心理。他认为如果人类能够接受伏尔泰的建议，在思想中保留一点现实，尽心耕作自己的花园，那么一定会更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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