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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年所学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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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量世界中，不过如驴马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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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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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莫忘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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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Jisso，1851—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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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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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武士形象和儒家思想所描绘的完美人格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他既是学者又是战士；他精于文墨，又富于实践能力。他知道人生中富于变化，要生存就得了解变化的内在规律和意义。有些武士道的教导者特别强调战争之道和增进勇气的技艺，尽管如此，《叶隐》中的观点更具普遍性。它教导武士要勤于学习，吸收一切可能有用的知识，“日夜不息，质疑一切”。最重要的是，武士必须领会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中庸不仅仅是两端取其中，中庸是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它决定了何为正确、何为恰当。聪明的武士善于从古人的言语中学习——这是领会如何遵循中庸之道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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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基本德性是人应当遵循的，那就是仁、智、勇。武士道传统则认为，具备这些德性的人不仅能够在有益的服务中享受生活，还能让人生摆脱焦虑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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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孔子描绘过的那样，武士也得重孝道，应当尽可能地敬爱双亲；他还应当态度礼貌，举止周详，衣着、言语得体，内心正直真诚。武士不能说谎。相传曾有武士拒绝发誓，因为武士的言语本身就应当比任何誓言都更加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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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具备以上这些品格的人享有莫大的尊严。武士的尊严在其一言一行中时时处处都有体现。他们那庄严的举止、坚毅不屈的精神在一般人眼中往往显得可怕。武士道力求实现这样一种人格：行为上完美无暇，精神上端严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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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武士美德也植根于孔子的哲学：武士应当节俭，避免奢侈的生活。应当懂得藏匿自己的所能，将它们运用于重要的、必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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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德行，人们可以期待武士在乱世的风云激荡中建立国家、维持其秩序。武士的沉稳和坚定不移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典范，让大家都以之为楷模。这些，当然也是儒家思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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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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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武士阶层向禅宗僧人讨教修行法门，这个看起来有点讽刺：因为禅宗僧人是致力于拯救众生的。镰仓（Kamakura）是个禅僧活动的中心，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这个地方以为武士提供修行场所而著称。禅僧和武士的关系中，最为著名的或许就是泽庵（Takuan，1573—1645）和尚对于两位日本最伟大的剑侠、战术家的影响了：这两位就是宫本武藏和柳生宗矩（Yagyu Munenori，1571—1646）。以上三人都为武士的修行之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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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武士修行为的是在任何时刻都能拼死作战。然而战斗能力常常会被内心的恐惧削弱；倘若战斗者心怀恐惧，那么他即便不至于全然不能动弹，其应变能力也会大受影响——而在战斗中，电光石火的一瞬往往就决定了胜负之分。尽管武士不间断地磨炼战术，但最好的武士也未必能永远保持勇敢无畏。因此有些武士就像禅僧请教，以求克服自身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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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认为，恐惧起于过多的执念：执著于外界事物或生命本身；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任何事物的拥有都成了对当事人的威胁。武士从禅宗僧人那里学来的克服恐惧的办法是：消除执念，去除个人喜好，摆脱对于任何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的占有欲。武士们被教之以战胜自我——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得失之心。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坦然接受，没有悲哀或喜悦，没有怨恨，也绝不屈服。这样的修行是艰苦的，它需要对死亡进行持续不断的沉思冥想，以便让武士能够“决绝而义无反顾地进入彻底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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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修行就以这种方式解除武士自身的恐惧，以及由恐惧引发的麻痹失常。禅宗和武士道传统共同拥有着这样一个理想：获得通透无碍的瞬间，和完美无瑕的反应。对于武士来说，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让身心进入充分准备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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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武士道传统强调的是，通过身心两方面的有力训练，人的性情能够得到完善，以便对任何形势都能做出及时的反应。这样的训练能够让精神达到绝对的专心致志，在这种状态下，此时此刻就是一切，唯有当下的行动是真实的，即高效、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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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和武士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心”（mushin）的状态：无思维、无意识。这是一种超越于理性判断、推论之上的知觉状态，人能在此时此地“无意识”地行动，毫不犹豫地断然出手，恰如其分地达到目的。这样的境界，就是宫本武藏、柳生宗矩等大剑侠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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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传统与儒家、禅宗思想一道，为日本文化塑造了一种理想人格；它为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的高效运转、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及成功秘诀提供了背景和语境。高尚的人修行精进为的是将整个自我奉献于他人，这固然符合儒家、禅宗和武士道所推崇的人道理想。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宣扬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还有对死亡的华丽赞颂，这些同样可以从上述的思想源流中得到解释。倘若把这些传统中的权威主义和过多的军国主义特性拿掉，那么其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又将如何？这样的猜测是颇有趣味的。高尚的人究竟该具备何种德性？在孔子那里，最关键的是人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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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道家思想对于统治者的影响曾经相当有力，但儒家思想逐渐取而代之，构成了社会中的主流价值体系。从唐朝（618—907）开始，道家越来越关注宗教领域，在那里它不得不与佛教分庭抗礼，而道家的内容则日益沦为魔幻巫术、预言占卜、用符咒治病和抵御恶灵，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葬礼和其他重要场合上仍有道士主持各种仪式。相传，中国的深山中仍有隐士在实践着道家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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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儒家经典著作也成了官员选拔考试的基本参照——于是这一思想传统就被越来越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 11 世纪到 18 世纪，中国曾经发生意义深远的新儒家运动，其间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王阳明（147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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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儒家思想遭到了严重打击；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它被人们反复嘲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的写作风格和统治风格中没有儒家思想的烙印，也并不意味着毛本人拒绝运用儒家思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如何，在毛泽东之后，人们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又再次清晰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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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 世纪到 9 世纪，中国佛教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在 7 世纪到 9 世纪的这段时期内，禅宗显得尤其有力，而且富于朝气。中国的佛教寺院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提供着宗教活动的场所。此外，禅宗的影响波及日本，在日本也有禅宗及其他形式的佛教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今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禅宗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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