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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Ontology）存在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是存在问题。在 20 世纪，存在论因为马丁·海德格尔和让-保罗·萨特的工作而复苏，而此前它已经沉寂了几个世纪。当一个哲学家的工作得到广泛承认的时候，所谓的“正统”学说往往会成为思想发展的阻碍；然而，近来拉丁美洲哲学家的作品却给我们展示了解读海德格尔作品的新维度，它既不属于政治上保守的德国哲学路数，也不属于政治上激进的法国哲学路数。本章末尾有一篇原著是阿根廷哲学家卡洛斯·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1894—1970）的作品，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表现了中产阶级精神状态的倾颓，而这种精神状态决定了殖民者的诸多行为方式。尽管拉丁美洲的殖民模式与其说是中产阶级的，不如说是封建的；但许多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个观点：来自殖民时期的财产向来被不平等地分配着，对此北美中产阶级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后殖民世界的现实带来了这样的觉悟：惊人的意外会袭击整个文明，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富有或贫穷也未必是社会中永久固定的形态。新近的历史随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地展开着，它使人们对存在的稳固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的存在主义便应运而生，它将“生成”视为最根本的存在事实——这丝毫不令人惊讶。而对于后殖民思想家来说，财富将自身权力结构的不稳固性投射到人类的生存处境上，这也是顺理成章的。阿斯特拉达的文章表明，存在主义者的存在论作品可以被解读为关于政治经济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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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形而上学 从有文字记载的思想开始，人类一直就在寻求一个可靠、坚实的地基，以此作为一切思想观念的基础；这些思想涉及人自身，涉及法律、命运，如此等等。曾经得出的最终答案有很多，但是除了宗教信仰——这个领域有它自身特定的言说规则，尽管这一点颇受争议——以外，那些所谓的最根本的洞见没有一个经受住了时间和哲学探究的考验。而在后殖民思想家们看来，以往和当前的杰出人物所陈述的道德和形而上主张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必须坚持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批判。马克思把上述那些具有危险性的主张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在他的术语中，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利己的谬见；它影响着中产阶级，并且在不经意、不自觉中被传染给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终究会明白，这样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并无必要，也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就会转向反抗。而在秘鲁哲学家弗朗西斯科·米罗·克萨达（Francisco Miró Quesada，1918—）——他的观点是实用主义的，这已经是近来拉丁哲学的标记了——看来，把某一群体的主张和另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对立起来，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倒不如说，这样会制造冲突，而冲突则会带来苦难。克萨达认为，我们应当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人性。他的论述包含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对理论主张之真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理论并不能提供可靠的真理；其次就是实用主义式的讨论，要说明的是，过于把理论当回事，就会引发种种痛苦。他最后的建议是，把人类划分为两种：想要利用、剥削人的和想要保护人不受利用、剥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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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 “女权主义”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欧美中产阶级妇女开展的运动，它开始于 1959 年。对于这一运动的早期话语所做的分析表明，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们假定，所有女性拥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不久以后，成长于更传统的社会中的女性提出，大多数女权主义文本中所包含的那种普遍性主张并没有处理好边缘人群的状况问题。无论是从陈旧的殖民者视角还是从后殖民视角来说，主流的女权主义都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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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女权主义的主流之外，有两项主要的扩充内容被有意识地引入了。首先是对阶级问题的重视。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当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剥削不仅决定了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决定了家庭关系状况时，共同的性别所造成的共性就不足为据了。在第三世界的作者看来，生活于赤贫状态下的女性若想克服传统的束缚和不平等，就没有什么可资倚仗的资源。对于女权主义论述的第二个主要修正是由几位后殖民思想家提出的，重点在于取消黑人-白人这样的种族二分法。世界上的大部分女性既非欧美白人也非黑人，因此沦入黑人-白人这种二分框架的女权主义者既忽略了一大块人种领域，也将相当范围内的状况分析拒之门外——这是尤其危险的。缺乏对于多种不同状况的分析，对女性问题的理解就必然会不足，于是就无法有意识地对它进行矫正。在本章末尾的原著选读中，桑尼亚·莎第瓦胡（Sonia Saldívar-Hull）对上述问题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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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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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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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可以从今天一直追溯到 16 世纪早期。其间包括英国人对印度大部分地区及南亚其他部分的支配，法国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控制，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对清朝版图的瓜分，如此等等。当然，亚洲还有广阔的内陆荒漠，以及印度粗砺贫瘠的德干高原，这些地区基本上没有被侵略势力涉足；不过，亚洲的大部分人口集中地带都在某一时期经历过异己力量的入侵。本土的居民对于这等事件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从甘地的非暴力政策到阿富汗等国等的秘密杀人组织，而越南战争则标志着血腥的暴力对抗时代达到了高潮。当代的大部分分析家都认为，殖民主义对于上述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伤害。不过也有少数评论者认为，某些北欧殖民势力所造成的后果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引入的现代政治架构和价值体系能够促进技术世界的茁壮成长。作为旁观者，要对以上这类观点做出明确的评判颇有难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几千年以来，对于什么是好的，上述的亚洲殖民地人民早已拥有了自己的观念和记载。亚洲的后殖民思想正是从这些文化源泉中汲取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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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的文化不同，亚洲民族拥有记录哲学思想的传统，这类文献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至少要比西方早一千年。古印度的《吠陀》，古中国的经典，令这些文化拥有了不容置疑的分量；实践证明，这些思想资源超出了殖民力量的掌握能力。诚然，殖民主义对于亚洲的冲击是深重的；这样的冲击曾经迫使非洲哲学家进行不懈的反思和文化重构，但是对于亚洲文化而言，殖民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到这种程度。殖民主义破坏了印度的乡村经济，而且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的自我认识，这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哲学探讨方面，这些影响似乎仅仅导致了一些相对来说程度不大的错位。倒不是说这样的影响无关紧要，而是说，亚洲文化早已具备了如此丰富的、原生的哲学要素，以至于外来的影响——包括西方智识资源的影响——不足以让它们的路线发生决定性的改变。相反，外来的思想和技术，从不列颠式的审美艺术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哲学，都得经过改造，以便适应本土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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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殖民时代的亚洲思想家承认西方技术的优越性，但他们丝毫不想把军事和工业力量推广到哲学能力上去。相反，他们总是认为西方思想是粗鄙、简陋，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西方世界仍不容忽视。它的存在促进了思想上的努力，为了发展出合乎时宜的历史感，为了构想出适应实际的对外关系。它们表现出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其中包括在大英帝国衰微的年代中青年印度学派那高度反思的思想，还有毛主席那种标语式的夸张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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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部分，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印度，它在英国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下承受了两个世纪之久。我们不能说，那些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必须依赖本土的价值观才能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经济正义观念，因为在印度的传统中，苛刻的等级让大批民众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经济上的福利。然而英国式的价值观被引入印度，恰恰为印度的社会重建创造了概念资源，这一点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当然，先得考虑的是如何把英国人赶走。在勾画未来正义社会的蓝图时，甘地主要是从印度固有的传统中去探求的，而国大党的大部分成员认同的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是独立后印度的第一任总理——的观点：走现代化的道路，也需要接纳当代的政治-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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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独立运动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甘地，不过也有许多领袖从现代社会学家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印度的心理学认为，对于规则的勉强服从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基于这层考虑，尼赫鲁和他的追随者们试图避免把社会主义强加给某些民众——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不愿参与这样的印度社会变革。大部分抵抗英国的早期印度领袖都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向和平与正义的最稳妥的道路；但尽管如此，他们也都明白民主制度很容易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这是必须避免的。这些思想家们有意识地拒绝采用殖民者式的高压统治，即使那是为了达到后殖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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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后殖民思想所处理的主题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抵类似。当然，亚洲的思想家们会从本土的思想形式汲取营养，以便推动、展开自己的理论。在本章提及的后殖民思想家中，亚洲思想家是最近于用抽象原则和线性推论——这是西方哲学的典型方式——来进行探讨的。这种风格上的类似并不仅仅是对于西方思想的借鉴，它是对本土传统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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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莫罕达斯·（圣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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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罕达斯·甘地是世界范围内消极抵抗策略的首要代表。这一策略试图通过民众的非暴力不合作来改变不公正的法律。通过运用这样的哲学，甘地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法律和政治上的变革；在整个世界，它成了抵抗运动的振奋剂和指路明灯；许多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的领袖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跟金一样，甘地也死于暗杀；刺杀他的是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因为甘地对穆斯林的关心而心怀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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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政治活动不是起步于印度，而是起步于南非；当时他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也是当地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在那里，他弃绝了西方式的生活，开始遵循印度的理想，即克己无私的生活方式。1907 年，甘地在南非组织了他平生第一次公民反抗运动；这一 Satyagraha——即“坚持真理”——成功地让南非政府缓解了对印度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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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甘地回到印度，当时他已经声名显赫。他运用 Satyagraha 无数次地推动了民主改革。人们称他为“圣雄”（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只要以绝食来威胁，就可以让驻印度的英国政府让步。他不仅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会议让印度走向独立，并创立了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甘地是这些会议的首要参与者——尽管他反对分裂。当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时，甘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进行调解，常常借助绝食、祷告等手段。在一次这样的祷告大会中，他被暗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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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改变了国家的走向。他那超乎寻常的力量并非源于武器，而是源于他引导人们向善的能力，源于他对高标准生活方式的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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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g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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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graha（这个词一般用来指称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主义——译者注）这个概念是和莫罕达斯·（圣雄）甘地（Mohandas [Mahatma] Gandhi，1869—1948）的社会、政治思想息息相关的，它曾经被译作“坚持真理”。这样的理解立即就让真理之本质问题进入了视野。在传统的印度哲学中，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相当的重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要求人们先清除理解中的偏见，而几千年前的印度哲学家早已走在了这条路上——他们发展出了瑜伽等训练方法和戒律来帮助这条道路上的人们。追寻真理需要遵循一定的实践规范，这不仅仅涉及科学探究的方法、工具；它还涉及人必须培养的美德，诸如给予、不执著、不伤害，以此来达到精神上的纯净。在那些哲人们看来，倘若生活方式不正确，真理就永远仅仅是空洞的抽象，即使你积累的知识再多也是如此。在个人完善方面，甘地也采纳了上述这样的严格要求，他也是这个传统的追随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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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甘地也是个现代人；他不仅是印度古代经典的学生，他同时也是梭罗（Thoreau）、托尔斯泰（Tolstoy）的学生。他寻求的是传统中好的东西，对于人由于出生环境不同而天生就不平等这种主张，甘地是拒斥的——而这一主张就是印度等级制体系的基础。甘地主张从古老的等级制律法中解放出来，这标志着他是个现代人，尽管他以恪守古老的修行模式著称。甘地永不妥协地为印度人民谋福利，他勇敢地反抗英国统治，为独立而斗争，这使他成为政治上的领袖。他践行印度的古老理想，身体力行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使他成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被奉为圣人；同时他也被认为是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甘地看来，他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向一切乐于遵循它的人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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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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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后殖民思想的先锋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利益团体的倡导者，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看来，哲学和行动必须在个人的生活中融为一体。因此，泰戈尔的政治主张是有意识地建立在印度的精神性传统之上的。正如我们所知，后殖民思想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架构与方法时，常常运用传统的观点与价值观；它往往倾向于从具体的社会形势出发。在泰戈尔看来，这意味着对社会变革的由衷向往，它是印度人自己的事业，无论英国的政策如何。人生是美丽的，并充满着各种可能性，而这一切让泰戈尔灵感涌现；作为一位艺术家，泰戈尔通过文字和绘画与人分享着自己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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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一个上层阶级家庭。他的人生道路是宽广的，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英国留学。此后他逐渐拥有了世界性的声誉，游历过欧洲、美国和日本。他从非常年青时就开始为刊物写稿，并且一生关注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希望所在。1901 年，他在故乡孟加拉建立了一所学校，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泰戈尔持续不断地写作，在 1913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立即就把奖金收入投入到自己的学校中。1915 年泰戈尔被授予男爵的爵位；到了 1919 年，英国为了维持对印度的统治而对人们实施残酷的镇压，泰戈尔为了参与抗议活动而放弃了爵位。泰戈尔的作品很多，其中包括《伽比尔诗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1915）、《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17）、《家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1919）、《断裂的联系》（Broken Ties，1925），以及《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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