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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罕达斯·甘地是世界范围内消极抵抗策略的首要代表。这一策略试图通过民众的非暴力不合作来改变不公正的法律。通过运用这样的哲学,甘地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法律和政治上的变革;在整个世界,它成了抵抗运动的振奋剂和指路明灯;许多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的领袖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跟金一样,甘地也死于暗杀;刺杀他的是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因为甘地对穆斯林的关心而心怀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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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政治活动不是起步于印度,而是起步于南非;当时他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也是当地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在那里,他弃绝了西方式的生活,开始遵循印度的理想,即克己无私的生活方式。1907 年,甘地在南非组织了他平生第一次公民反抗运动;这一 Satyagraha——即“坚持真理”——成功地让南非政府缓解了对印度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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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甘地回到印度,当时他已经声名显赫。他运用 Satyagraha 无数次地推动了民主改革。人们称他为“圣雄”(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只要以绝食来威胁,就可以让驻印度的英国政府让步。他不仅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会议让印度走向独立,并创立了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甘地是这些会议的首要参与者——尽管他反对分裂。当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时,甘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进行调解,常常借助绝食、祷告等手段。在一次这样的祷告大会中,他被暗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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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改变了国家的走向。他那超乎寻常的力量并非源于武器,而是源于他引导人们向善的能力,源于他对高标准生活方式的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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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g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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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graha(这个词一般用来指称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主义——译者注)这个概念是和莫罕达斯·(圣雄)甘地(Mohandas [Mahatma] Gandhi,1869—1948)的社会、政治思想息息相关的,它曾经被译作“坚持真理”。这样的理解立即就让真理之本质问题进入了视野。在传统的印度哲学中,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相当的重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要求人们先清除理解中的偏见,而几千年前的印度哲学家早已走在了这条路上——他们发展出了瑜伽等训练方法和戒律来帮助这条道路上的人们。追寻真理需要遵循一定的实践规范,这不仅仅涉及科学探究的方法、工具;它还涉及人必须培养的美德,诸如给予、不执著、不伤害,以此来达到精神上的纯净。在那些哲人们看来,倘若生活方式不正确,真理就永远仅仅是空洞的抽象,即使你积累的知识再多也是如此。在个人完善方面,甘地也采纳了上述这样的严格要求,他也是这个传统的追随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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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甘地也是个现代人;他不仅是印度古代经典的学生,他同时也是梭罗(Thoreau)、托尔斯泰(Tolstoy)的学生。他寻求的是传统中好的东西,对于人由于出生环境不同而天生就不平等这种主张,甘地是拒斥的——而这一主张就是印度等级制体系的基础。甘地主张从古老的等级制律法中解放出来,这标志着他是个现代人,尽管他以恪守古老的修行模式著称。甘地永不妥协地为印度人民谋福利,他勇敢地反抗英国统治,为独立而斗争,这使他成为政治上的领袖。他践行印度的古老理想,身体力行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使他成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被奉为圣人;同时他也被认为是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甘地看来,他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向一切乐于遵循它的人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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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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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后殖民思想的先锋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利益团体的倡导者,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看来,哲学和行动必须在个人的生活中融为一体。因此,泰戈尔的政治主张是有意识地建立在印度的精神性传统之上的。正如我们所知,后殖民思想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架构与方法时,常常运用传统的观点与价值观;它往往倾向于从具体的社会形势出发。在泰戈尔看来,这意味着对社会变革的由衷向往,它是印度人自己的事业,无论英国的政策如何。人生是美丽的,并充满着各种可能性,而这一切让泰戈尔灵感涌现;作为一位艺术家,泰戈尔通过文字和绘画与人分享着自己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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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一个上层阶级家庭。他的人生道路是宽广的,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英国留学。此后他逐渐拥有了世界性的声誉,游历过欧洲、美国和日本。他从非常年青时就开始为刊物写稿,并且一生关注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希望所在。1901 年,他在故乡孟加拉建立了一所学校,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泰戈尔持续不断地写作,在 1913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立即就把奖金收入投入到自己的学校中。1915 年泰戈尔被授予男爵的爵位;到了 1919 年,英国为了维持对印度的统治而对人们实施残酷的镇压,泰戈尔为了参与抗议活动而放弃了爵位。泰戈尔的作品很多,其中包括《伽比尔诗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1915)、《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17)、《家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1919)、《断裂的联系》(Broken Ties,1925),以及《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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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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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印度思想家已经普遍认同了这一观点:印度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于促进对于人类、对于时间问题的精神性理解。这一倾向对于印度来说并不新颖,但是,让这一思想适应殖民主义及现代性问题,这是近来才有的需求,这里面就颇有新意了。当西方文化进入印度意识领域的时候,它们在接受着评估;其内容不仅包括它们是否合乎本土传统的标准,还包括如何在印度原有的框架中重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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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20 世纪的转折时期,印度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当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为一种可能的现代印度意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用的是诗歌和杂文的形式。他处理现代性问题的路径不是宏观叙事的,他所关注的是个人的陶冶。在泰戈尔看来,必须对于人类的真实本性有所领会并做出相应的行动,这样才能真切地把握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关于人类的复杂本性,关于和谐而富于启示的人生必须以怎样的行动为前提,传统的印度文化提供了一系列的指南。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必要的学习和修养,并将其储存下来以备将来的需要;这种东西必须用一生的时间来印证、提升。根据这种思路,人应当投身于这样的经过反省的人生。这是世界哲学史上最核心的主题,而泰戈尔的思想让它再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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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1 《治愈之剑》①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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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金阐释了非暴力抵抗的作用:它能够带来政治正义,也能为参与者赢得尊严、勇气和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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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在静坐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人们通过英勇甚至时常有危险的非暴力行动表达着反抗;虽然无言,但富于说服力。说非暴力行动只是懦夫的慰藉,这种论调已经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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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受压迫的人们加入到非暴力行动的大旗下,现有的理由是充分有力的。非暴力的大军拥有卓异的普遍性特质。倘若一支军队用暴力方式训练其成员,那么只有特定年龄层中的人才能加入它。但是在伯明翰,最富活力的步兵当中有许多是青少年,其中包括小学生、初中生,包括十来岁的高中生,还包括大学生。倘若一支军队必须用暴力杀伤敌人,那么它的成员就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四肢和良好的视力。然而在伯明翰,肢体伤残者都能参与行动,而且他们确实参与了行动。盲歌手阿尔·希布勒(Al Hibbler)不可能被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接纳,然而在我们的事业中,他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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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军队中充斥着等级差别。然而在伯明翰,我们只有几位必要的将军和军官,他们负责主持事务,调度行动;除此之外,我们的行动者被一视同仁、协同作战。医生和清洁工平起平坐,律师同洗衣妇共同进退;在非暴力行动中,高学历者和无学历者享有完全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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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广播传媒的人知道,在拥有听众参与的情况下,节目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人必须参与着什么,才能确认自己是什么;而在非暴力行动的大军中,参与的空间对每个人敞开着。这里没有肤色的差别。这里也没有考核,没有誓约,仅有一点要求:正如暴力军队中的士兵应当擦拭自己的枪支令其保持清洁一样,非暴力的战士也应当时时审视并呵护好那最重要的武器——他们的心灵、良知、勇气,和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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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抵抗可以让对手无的放矢,让它所针对的权力系统趋于瘫痪。当局向来采用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黑人;倘若这样的手段不能隐匿在暗处悄悄进行,那么它就没有多少力量了。它被暴露在巨大的聚光灯下,如同越狱的逃犯一样,无处藏身。它那赤裸裸的真相被暴露在整个世界面前,其罪恶无所遁形。诚然,我们的有些行动者也会遭到暴力伤害,甚至被处以死亡的极刑。他们是上一个夏天的殉道者;他们付出生命,是为了让那样的残暴行径彻底终结——在过去的上百个夏天里,阴暗的街道上,警察的房间里,有成千的兄弟在遭受毒打和残杀,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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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3 年的非暴力行动中,有一件事情相当引人注目:受到子弹或警棍伤害的人数非常之少。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压迫者胆怯了,不敢放开手脚了;这不仅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他们,而且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黑人——这些黑人们已经觉醒了,他们敢于横眉冷对白人的目光了。压迫者的暴力和武器没有能够肆意伸张它们的爪牙,无论这样的退缩是出于审慎的权衡还是出于良知的责难。相对来说,我们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以下的事实诠释了这一点:黑人的非暴力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遍布各地,各个城市的斗争行动都将它奉为指导方针;因为它,暴力手段变得行不通了:我方不采用暴力,而对方则因为没有把握、无从下手和时常发生的意见不一而无法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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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层面上,非暴力对于黑人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黑人需要赢得并确证配得上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必须让白人明白,把黑人看成不负责任、甘心接受卑劣地位的小丑,这只是毫无道理的偏见。黑人群众已经掌握了这样的非暴力方式,这种策略让斗争、道德信念和自我牺牲等精神具体化了。黑人得以直面对手,将肉体上的优势让给对手,最终战胜对手——因为压迫者的优越力量已经变得脆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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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对于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难以估量的。但是我确信,数以千计的黑人所把握的非暴力策略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纪律,而这些对于上百万黑人的内在创伤是有治愈作用的——尽管那些人没能亲自上街游行或蹲进美国南部的监狱。我们行动的影响面不仅限于直接参与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黑人来说,只要认同我们的行动,为参与者而自豪,并给予道义、经济或精神上的支持,这样就能逐渐重拾自己的荣誉和骄傲——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压迫者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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