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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2 《存在主义和哲学的危机》②卡洛斯·阿斯特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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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拉达阐释了现代人概念——自文艺复兴时代起，这一观念就主宰着西方思想——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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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的人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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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理性主义概念是抽象而独断的，它仅仅停留在具体人性、历史性个人以及活生生的现实的表面部分。与上述理性主义概念相对的是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类形象，这一形象包含了内心和血脉，它栖居于大地，吞吐着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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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人类形象基于别样的要素和意向，而它必须以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其中包含了适合现时代历史感的全新价值等级。旧式的人的概念——它基于理性主义人性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进步观点曾经是如此显赫，其身影遍及其影响所能及的各种事例、各个层面；如今它已经名存实亡，但依然徘徊不去，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自由主义理论的那些残存教条——当然，与其说它存在于精神层面，倒不如说它仅仅存在于日渐消逝的言语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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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种纯理性的、反历史的、匿名的人类形象是个幽灵般的存在物，它抹杀了现实；在世界上展开着的重大事件面前，它节节败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样的人类形象曾统治西方的文化生命和政治生命达三个世纪之久；在那个时代的诸多层面，它都曾经显得富于效力和活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样的人类形象是越来越行不通了。它仅仅成了个日渐消逝的阴影，在历史中渐行渐远，谁也无法将它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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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主义人性论而建构起来的“完整的人”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孤立、自足、纯粹理想中的人；它不植根于具体的土壤，它缺乏与之息息相关的国籍，它也没有与生俱来的、受历史环境影响的情感偏好——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世上也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所谓本质上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号称完全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据说这普遍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它可以独立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等群落区分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心灵、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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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人的概念一旦被超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也就不成其为二律背反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把个人看成社会的原子，也不再把与个人相对的集体看成是这样一堆原子的集合——集体不再是整个社会政治历史的领衔主演了。我们的时代已经认识到，对立阶级的斗争无疑就是社会经济进程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历史性个人也越来越为这个时代所注目：这样的个人并未脱离与之息息相关的周遭环境，但他在人格上和心灵上依然是个体；他确证着自己的人性，给自己的人性注入活力——人性是作为其真正人生目标的一个功能而存在的，而人生目标则内在于他那特定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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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概念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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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这个动荡的社会仍在试图依靠所谓的“现代人”概念来存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资本家和商务领导人们；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现代人”中体现的是理性主义概念的残骸，它早已处于行将枯萎的状态。这些领导人顽固而执拗地阻碍着全新人性观的萌芽，那是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性观点，它正在从当代生活的深处迅速地生长出来。世世代代表达于情感和历史中的力量固然曾经被压抑，但它们注定要在未来刻下它们的烙印，并为上述人性观点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未来的时代将会用它来勾画出一种新的精神特质（ethos），它确证一种独特的政治意愿，并且对文化、经济和社会有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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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概念只是一具尸体，而当今那些风雨飘摇的老朽的人群试图用不再具有意义的口号和咒语让它复活，这显然是白费力气。在给狄尔泰（Dilthey）③的一封信中，瓦登堡的约克伯爵这样说：“从文艺复兴起延续至今的‘现代人’应当被埋葬进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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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人最终表现为个人自由主义，它是“现代人”的最后的表达；其中充斥的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观念的遗迹，它已经是理应被埋葬的尸体了。当今时代有责任完成这一使命，这样才能让新型的人类全面进入历史，正在生成着的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才能由此得到确证并获得完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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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3 《边界女权主义：从性别政治到地缘政治》④桑尼亚·莎第瓦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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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桑尼亚·莎第瓦胡阐述了她的这一观点：第一世界国家中的所谓女权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利用。而且在她看来，某些“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家长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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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卡洛妇女（Chicana，指的是墨西哥血统的美国女性——译者注）能否将自己视为女权主义中的一分子？能否认同那种所谓的“姐妹关系”？能否指望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把我们的特殊利益和问题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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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些白人女权主义“姐妹”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盲点。当麦金侬用黑人妇女来代表所有被剥夺权利的女性时，我们看到的是，奇卡洛妇女、美国的亚裔妇女、美国本土妇女，还有波多黎各妇女，等等，都被排斥在了视野之外——而那些探讨的明确意图原本就是暴露意识形态的蒙蔽。在那些“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文本中，奇卡洛妇女读出的却是对人种的无视而非人种意识；这表明，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种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忽视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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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卡洛妇女正在把自己的作品公开化，依靠小规模、低投入的印刷部门和被边缘化的杂志、刊物，并参与商讨和会议；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女权主义的“姐妹”制造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女权主义者与之对抗的、男性白人权力结构所制造的男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意识形态已经濒临危机。罗莎乌拉·桑奇仕（Rosaura Sánchez）在《少数民族、意识形态和学术界》（Ethnicity, Ideology, and Academia）一文中提及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操纵的意识形态策略：即将“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神秘化。……她指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延伸到了地缘政治的边界之上，“但是，被一种文化影响、利用是一回事，完全地分享它则是另一回事”。……倘若把以上观点类推到女权主义和“姐妹关系”这样的总体概念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盎格鲁-美国及其他欧洲女权主义何以汲汲于抹杀奇卡洛妇女、波多黎各妇女、美国本土妇女、美国亚裔妇女及其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存在了。诚然，女权主义影响了奇卡洛妇女的写作与批判，但霸权文化所操纵的女权主义是对奇卡洛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利用，其途径或微妙或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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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多重压迫之下的女性来说，要寻求对于我们的处境有所裨益的女权主义批判话语，我们还得转向属于自己的“有机的心智”。由于当前的文化生产模式，我们的作品被人们忽视了；因此，我们在追寻中不可因循守旧。在方法和理论方面，霸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对主流话语以外的东西视而不见。为了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探寻应当越出传统范围：在格言集的序言中，在自传的缝隙中，在我们的文化加工品中，在童话故事（cuentos）中；倘若我们足够幸运，能够进入好的图书馆的话，那些未被主流机构广泛传播的、发表在边缘刊物上的文章也是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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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解读奇卡洛妇女的女权主义理论时，我们必须和传统的（霸权的）类型概念划清界限；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有色人种妇女们是用非传统的方式和形式来表达她们的女权主义的。奇卡洛妇女中的女权主义者明白，在被边缘化的那些妇女中间，历史、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别往往相当大；但是，由家长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等因素合力构成的霸权话语加剧了这样一种幻象：仿佛国家的界限在女权主义者之间构成了无法调和的分裂。妇女们之所以遭受不同的政治待遇，这果真是因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对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裂痕吗？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我们先得对上述这种二分法来一番质疑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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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活动家多米提拉·白瑞斯·德·春格拉（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在她的证词《我要说》（Let Me Speak，1978）中承认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差异：“我们的立场和那些女权主义者不同。我们眼中的自由和解放，根本上在于让我们的国家一劳永逸地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能拥有权力，将法律、教育等事物掌握在手中。这样，我们就具备了良好的条件，能够迈向完全的自由——其中包括妇女的自由、解放。”……但是，她的陈述因为她的说话场合而变得成问题了。1975 年，她在墨西哥城参与了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妇女年会；在那里她见证了由政府参与的“女权主义”投票，各个政府都在利用妇女和妇女问题作幌子，以便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白瑞斯看到伊美黛·马克思（Imelda Marcos）、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Princess Ashraf Pahlevi），还有济罕·萨达特（Jihan Sadat），这些人都是会议中第三世界的“官方”代表。当我们不再把这些代表视为“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而是视为她们各自政府的即家长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就对上述的二分法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划分已然成了争端之地，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拥有权力者和无选举权者的对立，都在这里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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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6.4 Satyagraha ⑤莫罕达斯·K·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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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甘地试图将他的社会变革原则即 Satyagraha 阐释为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它不仅仅是被动的抵抗和非暴力。通过忍耐和自我受难，这样的公民不合作构成了对真理的坚持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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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tyag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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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一直在宣传和实践着 Satyagraha。据我所知，Satyagraha 这个原则包含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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