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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明确一个恰当的恐惧对象。没准我们只需要单纯地恐惧死亡所涉及的剥夺，而不是恐惧死了是什么样的。诚然，剥夺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它看来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坏事。因此，似乎对死亡所涉及的剥夺感到恐惧，满足了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即恐惧的事物必须是不好的。那么，也许只要弄清楚我们恐惧的是死亡带来的剥夺，而不是死亡的体验，那么对死亡的恐惧就是恰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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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不太对。首先，事实上我已经论证过，永生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被宣判永远活着是一种惩罚，而不是赐福。如果在这点上我是对的，那么我们终有一死的事实，即我们最终会被剥夺生命的事实，就完全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那么，对死亡涉及的剥夺感到恐惧是不恰当的。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害怕的是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那么我们的恐惧对象并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所以恐惧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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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许你还没有被“永生将是坏事”这个观点所说服，也许你认为永远活着会是件好事，那样的话，我们终有一死的事实，因为包含了不可避免失去生命，将会是一件坏事而不是好事。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是不是至少可以同意，如果永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恐惧的对象就是不好的，所以恐惧死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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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我认为“永生是一件坏事”这个观点错了，也不能推出对死亡的恐惧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要使恐惧合理，关于所畏惧的事物是否到来就需要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我终究会被剥夺生命这个事实而言，没有不确定性。我知道这件相对的坏事（为了讨论之便，假设死亡的确是件坏事）正在降临，我知道我将会死去。所以，恐惧就变得不适宜了。假设我给你一个圆筒冰激凌，你很喜欢它，希望自己可以再吃第二个，但我没有第二个圆筒冰激凌可以给你。所以，你知道吃完第一个圆筒冰激凌后，自己不会得到第二个。那很遗憾，因为没有足够的冰激凌。这时你告诉我：“我害怕，我害怕吃完第一个圆筒冰激凌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得不到第二个。我害怕，因为冰激凌被剥夺就带来了坏处。”很显然，在这个思路里恐惧是讲不通的。既然你知道不会有第二个圆筒冰激凌，那对这个缺失感到恐惧就是不恰当的。类似地，即使死亡意味着在某一刻你再也不能从生活中获益，使得死亡本身是件坏事；但是，既然你知道生命必然会终结，那么对这种必然会有的缺失感到恐惧同样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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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言自明。我刚刚辩称，正是因为死亡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恰当的。但是，关于死亡也有完全不确定之处，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或许，我们应该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本身，而是我们可能会早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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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类比。假设你在一个派对上，而那是一个很棒的派对，你希望可以一直待下去，但这是发生在高中时期的事，接下来会发生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妈妈会打来电话，告诉你是时候回家了。让我们假设待在家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本质上来说它是中性的。你只是希望你可以待在派对上，但是你知道你不能。最后，假设你知道那个电话百分之百会在午夜打来，可以打包票，完全不存在早些或晚些打来的可能性。那么，这件事的确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也许会对妈妈在午夜给你打电话感到怨恨，可能会因为她不让你像其他朋友一样待到1点钟而恼怒，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11点的时候，你说：“我很怕电话会在午夜打来，因为她总是在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的恐惧站不住脚。你并没有相应程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你确切地知道要发生的事，而且你确信它会发生，所以这时恐惧不是恰当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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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假设你只知道你妈妈将会在11点到1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打电话过来，那么有一些担心是合理的。在大多数时候，她会在12点或12点半打来电话，有时候她到1点才打过来，但偶尔她会在11点就打电话。这时，在我看来，恰当的恐惧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满足了。有了一件坏事——可能要更早（而不是更晚）离开派对；坏事将要发生有不可忽视的几率（她有时候的确很早就打电话过来）；同时，坏事是否会发生有不确定性（因为她有时候会晚打电话，而不是早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恐惧是合理的。（会有多么恐惧？这取决于电话会早些打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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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和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类似。也许正是“死亡会更早到来”这种可能性使恐惧这种情绪变得合理了。顺便提一下，这种类型的恐惧巧妙地回避了永生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坏事这个问题。即使永生将是坏事，对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死亡仍然可能来得太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担心死亡会来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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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死亡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使得死亡这件事可以让我们合理地感到害怕。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因为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对死亡的恐惧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就像我说明的，对死亡状态本身感到害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情绪。在我看来，死亡的不可预测性才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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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进一步的区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观点。我害怕自己死得太早，是因为“如果我能再多活一会儿，我的人生两相权衡后仍将是美好的”吗？或者担心我会很快死去，是从“就我有望再活多少年的数字范围来说，死亡会早些到来而不是晚些到来”这个意义上说的？又或者是针对第三种可能性，即我是在害怕自己会英年早逝，比其他人死得更早？这三种细分潜在恐惧的准确对象的方式，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包括如果感到恐惧的话，那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因为你的恐惧需要和相应的可能性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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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英年早逝的恐惧为例。很显然，如果一个人已到中年，对英年早逝感到恐惧就完全是不理性的，因为他已经没有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了。（我自己已经快要60岁了，就我这个年纪来说，要想英年早逝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即使是对年轻人来说，虽然存在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但实际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比如，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20岁美国人来说，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内死去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几率太小了，为此如果有大量的恐惧情绪，看起来就很不合理。当然，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在既定时间段里死亡的可能性也会稳步上升，不过即使是这样，对于很快死去的恐惧也很容易并不适度。即使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她也有超过90%的几率再活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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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得了重病的人和年迈的人对死亡快要来临感到恐惧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恰当的。如果你自己非常健康，但你却对我说：“死亡真是令人喘不过气来，我太害怕死亡了。”我只能回应说，我相信你，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对死亡的畏惧不是一种恰当的情绪。基于已有的事实，这种畏惧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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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我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在大部分时候是不恰当的，但仍然存在别的可能性，即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是恰当的。我已经提到了，有时候即使恐惧是不合理的，但感到愤怒、悲伤和悔恨却是恰当的。所以，我们仍然要问，想到死亡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中是否有哪一种是恰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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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基于我关于永生的看法，我终究会死这个事实本身不是坏事，也不包含任何坏事。死亡本身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认为对死亡本身，即我将会死去这个事实表现出负面态度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可以关注“我们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当生活给予我的总体来说（在两相权衡后）还是美好的事物时，我可能就得死去。死得太早的可能性显然是一件坏事。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某些负面情绪是合理的反应，那会是什么情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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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愤怒。即使恐惧不是面对死亡的恰当的反应，但愤怒有可能是，持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我一部分意识里想对宇宙挥拳，咒骂它只给了我60年或70年或100年的寿命，而世界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不可思议，需要花上几百年、几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享尽它的奉送。面对我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事实，愤怒难道不是恰当的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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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答案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和其他情绪一样，恰当的愤怒本身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已经被满足，在这里还不清楚。无可否认，恰当的愤怒需要的第一个条件——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或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事实上已经被满足了，因为我有可能很早就会死，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坏事。但是，要使愤怒合理，还需要一些附加条件，而这些附加条件可能没有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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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只有在指向某个人，即指向施事者，也就是那些有能力决定如何对待你的对象时，愤怒才是合理的。如果在办公室里，尽管你以前告诉过同事要更小心一点儿，但还是有人将咖啡洒到了你的电脑上，弄坏了硬盘，那么愤怒是合理的。愤怒直指你的同事，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有控制力的人。类似地，如果你因为在工作中得到的评价低而对老板倍感愤怒的话，那么最起码满足了一个特定条件：你的愤怒直指一个施事者，一个对于如何对待你有部分控制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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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对无生命的物体生气。你要提交的工作报告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你正要把它打出来赶紧交上，这时你的电脑崩溃了。你会对你的电脑感到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把电脑人格化了：你把它视为一个人，认为它故意选择在这个时候坏掉，再次让你失望。我当然理解这种行为，我也做过这种事。但是，你当然也可以退一步思考。至少，一旦你的愤怒平息之后，就可以退一步思考，并意识到对你的电脑生气毫无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你的电脑不是一个人，它不是一个施事者，它没有选择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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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另一个合理愤怒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只有当施事者错待了你，对你做了不合乎道德的事时，愤怒才是合理的。如果你理应从老板那里得到一个不好的评价，那么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你的愤怒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差的评价是为了报复你在壁球场上赢了他，那么他就做错了，你的愤怒就不再不合理了。当你对某人感到愤怒的时候，你透露的事实是你认为他们错待了你，他们不该这么对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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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附加条件可能不是进一步满足合理的愤怒仅需的条件，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让我们想一想，对于我们有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事实而感到愤怒，真的站得住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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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认为谁，或者说什么，该为我们死得太早负责。为什么我们只有60年、70年、80年可以活？这里有两种基本的答案。一方面，你可能认同一种经典的宗教学观点，认为是上帝统治着宇宙并且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许上帝判了我们死刑，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死得过早。这是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的，比如，上帝将亚当和夏娃贬为凡人，惩罚他们。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相信存在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宇宙。从这种观点看来，宇宙只是原子在太空中盘旋，通过各种结合方式聚合到一起而形成的，没有人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我们会死亡，这是因为生命碰巧是如此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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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考虑这两种可能性，从有神论的宇宙观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满足了恰当的愤怒需要的两个附加条件中的第一个。既然上帝是一个人，那么对上帝感到愤怒是恰当的，因为他惩罚我们，给了我们如此短暂的生命，相比之下，世界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但是，第二个附加条件呢？上帝错待我们了吗？他给我们50年，或者80年，或者100年，是错待我们了吗？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对上帝的愤怒和怨恨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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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位同事有一盒糖，她给了你一颗，你很喜欢。然后她又给了你第二颗，你也很喜欢。然后她又给了你第三颗，你还是很喜欢。假设你问她要第四颗糖的时候，她没有给你，她这样做错待你了吗？她这么对你是不道德的吗？她欠你更多的糖吗？目前还说不好。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你感到气愤就并不恰当了。当然，如果你感到气愤，我能理解，只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反应。但是，当你的同事给了你一些好东西，之后却不给你更多的，这时愤怒是你该有的合理反应吗？不好确定。在我看来，恰当的反应不是愤怒，而应该是感激。你的同事并不欠你一丁点糖果，但是她给了你三颗。你也许希望自己可以得到更多，可能因为不能得到更多而伤感，但是愤怒的情绪并不恰当。类似地，对上帝感到愤怒也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上帝并不欠我们的，并不需要给我们比我们已有的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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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赞同的是第二种基本立场，相信存在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宇宙。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第一个附加条件都没有满足。对宇宙感到愤怒不是一种理性的恰当的行为，恰恰是因为宇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施事者，它对它的所作所为没有选择权和控制权。诚然，我可以挥舞拳头，诅咒宇宙，但是我这样做就是将宇宙人格化了，把它当作一个故意决定让我们过早死去的人。但是不管这种反应有多么常见，如果宇宙并不是一个人，只是原子在太空中旋转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聚合，那么理性来讲，这种反应就是不恰当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对我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件事感到愤怒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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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感到悲伤呢？我应该为自己可能会很早就死去感到伤心吗？事实上，在我看来，按照上面讨论的，某些情绪是合理的。世界是一个如此美妙的地方，如果能够更多地从这个世界提供的精彩事物中获益，那该多好。因此，我为我不能得到更多而感到伤心。我认为，这种伤心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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