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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们来想一下，恐惧需要什么恰当性条件呢？了解了这些相关条件，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对死亡感到恐惧是否恰当呢？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相关条件是什么。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想到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使感到恐惧合乎情理，你害怕的事必须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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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有人过来跟我说：“下班后有人要送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感到很害怕。”我同样会很不解地看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件事怎么会让你害怕呢？”当然，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说得通的答案。如果他告诉我：“我正在减肥，但是我意志力太弱，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一定会吃掉的，那我这周就白节食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从一个节食者的角度来看，圆筒冰激凌可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满足了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那样的理由，如果你和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一样，那圆筒冰激凌是个很好的东西，它是一种稍纵即逝但让人由衷快乐的源泉，由此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理由害怕得到一个圆筒冰激凌。这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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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害怕某事看起来合理，这件事必须是一件坏事。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有各种恐惧症（害怕蜘蛛、灰尘或者兔子）的人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我们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可爱的小兔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对兔子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有些蜘蛛确实是有毒的，但我们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碰到的蜘蛛一般是无毒的，所以害怕蜘蛛也说不通。（当然，如果你住在澳大利亚的话，情况又不一样了，在那里毒蜘蛛更常见。）再次申明，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对蜘蛛或者兔子有这种情绪反应，只是它们看起来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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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使恐惧合理的第一个条件是：你的恐惧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如果我是偏头痛患者，我对偏头痛感到恐惧是合理的；而我对欣赏美丽的夕阳带来的快乐感到恐惧，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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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条件是，这件坏事发生的几率，即坏事降临到你身上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不足以说明恐惧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比如，你有可能被一只西伯利亚虎撕成碎片，与死亡不期而遇，这在逻辑上看来并没有前后矛盾或不连贯一致。但这不是说这件事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它发生的几率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告诉我，你实在害怕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去，那我只能说这种恐惧根本说不通，它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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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恐惧可能是合理的。假设你告诉我，在你不读关于死亡的哲学书时，你是一个野生动物训练员，或者你打算去一个马戏团工作，在那里你要训练老虎，那我当然会改变自己的说法。在这些情况下，你的确有可能被老虎伤害并杀死，这种几率是不容忽略的。我理解这种恐惧，它说得通。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认为，被老虎杀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害怕被老虎吃掉或者害怕被老虎咬成重伤而死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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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假设我害怕被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太空生物绑架，他们把我带回实验室，捅我戳我，然后将我活体解剖。我承认，这件事有发生的可能性，逻辑上它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地，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真的害怕这件事发生，你大可准确无误地向我指明，这种恐惧是不恰当的。它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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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使恐惧变得恰当，相应的坏事真实发生的几率就要足够大。当然，就这种几率要多大才算数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至少我们可以同意：当这种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时，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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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我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它是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关于坏事是否会发生，必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样你感到恐惧才是合理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关于坏事是否真的会发生或会坏到什么程度，至少需要有某种不确定性。要弄明白第三个条件，我们需要想象一个情形：一件坏事将会发生；而且，实际上这件事百分之百会发生；同时，你也很确切地知道这件事会有多坏。我希望你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已经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恐惧仍然不是一种恰当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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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事情是这样的，每天你都会带一份午餐去上班，并把它放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和午餐一起你还带了甜点，假设是一块曲奇。每天中午1点，你把午餐从冰箱里拿出来时，朝袋子里看，发现有人偷了你的曲奇！这是一件坏事。诚然，它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但有人偷了你的曲奇确实也是一件坏事。而且，明天你的曲奇也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被偷。所以，现在前两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实际上，明天你的曲奇不只是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再次被偷，而且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它会日复一日地发生。也就是说，这件坏事肯定会发生，而且你知道它究竟有多糟糕（因为除了你的曲奇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丢失）。那么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恐惧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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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注意，在这种时候，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和怨恨，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不管这个小偷是谁，他或她以为自己是谁啊，竟然敢偷你的曲奇？他们没有权利那么做！你可以生气，可以愤恨，还可以因为你没有甜点吃而伤心，如此日复一日。但你不应该感到害怕，因为没什么理由让你感到害怕。当你知道坏事肯定会来临，而且知道它究竟有多坏的时候，害怕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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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这个小偷随机作案，在每周的不同时间、从不同的袋子里偷不同人的甜点，你永远不知道他或她下一次将要去偷谁，那么你有理由害怕成为明天那个甜点被偷的人。说不定你觉得这个饼干小偷的例子太幼稚了，那么想象一下有人闯进隔壁公寓，偷走了笔记本电脑。在这里，恐惧也是说得通的，你有理由害怕他们下一次来偷你的电脑。此时，所有的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坏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坏事会发生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达不到成为一种确定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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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假设事情就像你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一样。这个窃贼是一位神偷，他为自己的“伟业”感到骄傲，并且会宣布他的行窃计划。比如，他可能会在《纽约时报》上登一则公告说：“4月27日，星期三，我会从××的公寓里偷走电脑。”而且，不管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总是会有疏漏，被指定的这个人的电脑总是会被偷走。如果下周的行窃名单上写的是你的公寓，那么理所当然地，你可以生气，可以不爽，可以恼怒，可以为不知道如何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而觉得自己很蠢。但是，当你的名字和将要被盗的时间出现在公告上的时候，当这个窃贼全年都按照预示过的计划盗窃且从未失手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意说，此时的恐惧是不合情理的，一旦你确切地知道将要受到多大伤害，并且知道那个伤害将会发生，恐惧就不再恰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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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有一台小型拷问机，一台小型疼痛产生仪。我把你的手放进去，连上电极，转动手柄，打开开关，然后你感受到了一次电击。如果每次电击的强度都不一样，你担心下一次受到的电击有多难受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这台机器只有一种设置，开和关，每次电击的感受都完全一样，而且我已经电击过你很多次了，所以你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而且你确切地知道还要被电击三次。（也许有人付钱请你参加一个诡异的心理学实验。）那么，我认为这时恐惧就是不合情理的。当你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且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时，你当然可能会反感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这时恐惧不是合理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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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验结束了。你因为参与实验得到了10美元报酬，但我不让你走。我说：“我还要再做一次这个实验，不会比前面那次更疼。”显然，你可能不相信我，说不定最后这一次电击真的会比其他几次要疼。这就引出了不确定性这个因素，这时恐惧也许就变得合理了。但是，如果你完全相信我说的，认为只需要再痛一次，而且和你之前感受过的一模一样，那么愤怒可能是合理的（你拒绝再来一次！），怨恨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又要再疼一次而感到沮丧也是合理的，但恐惧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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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恐惧要成为恰当的情绪，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你恐惧的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坏事将要发生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你不确定这件坏事将要发生。如果你确定这件坏事的性质，而且确定它一定会发生，那么恐惧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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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观点是，即使表现出恐惧是合理的，切记还有一个适度（proportionality）的问题。即使伤害发生的几率不容忽视（并且这个几率达不到成为确定性的程度），并且感到某种恐惧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发生的几率很小却恐惧得要死，那这时恐惧的程度仍可能是不合理的。当风险很小的时候，轻微的担心是恰当的。类似地，恐惧的程度应该与事情的糟糕程度相符。比如，在饼干小偷的例子中，你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难免有一些害怕，不过这种害怕应当是轻微的。这时候，任何超出轻微程度的恐惧都是不恰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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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观点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对死亡的恐惧是否合适了。然而，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当我们害怕死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我们害怕的具体对象到底是什么？碰巧，我认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恐惧是否合理，取决于我们所考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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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担心的事情可能是死亡的过程。有些人发现当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个现实过程充满痛苦，令人不快。我已经提到被老虎撕咬吃掉的可能性，可以想见那当然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死亡方式。由此，你会痛苦地死去的几率不可忽视，并且看来它给恐惧留出了空间。当然，我们会问，你会痛苦地死去的几率有多大？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被老虎撕咬致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认为对这种特殊死亡形式的恐惧是不恰当的。同样，如果担心被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人抓去，在痛苦的手术中死去，这种恐惧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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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令人悲伤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在死去时饱受痛苦，特别是因为在晚期时给人带来痛苦的一些疾病。令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很多医院在病人生命晚期并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止痛药。为什么呢？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有人跟我说鉴于这个事实，他们很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反应。尽管如此，恐惧最好还是要适度。如果你告诉我，因为害怕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夜不成寐，那我会大吃一惊，觉得那种量级的恐惧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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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有些人来说，当他们说害怕死亡时指的是害怕死亡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并不是多数人说到害怕死亡时脑中所想的事。我认为多数人指的是他们害怕死亡本身——害怕处于死亡的状态。他们感到害怕，不知道死了会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它并不满足恐惧是否恰当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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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脑中要谨记，死亡什么感觉也没有，即死亡的状态不涉及任何性质的体验。当然，这是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观点。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有某种体验，一种不同寻常的、难以想象的体验，像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谜团。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谜团：死亡的状态仅仅就是不涉及任何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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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就意味着，事实上，死了“是什么样的”（“what is it”to be dead）其本质上不是坏的，也不包含坏的事物，这恰恰是因为死了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死亡，其实是害怕不知道死了会怎样，那么这种恐惧就是不恰当的。在这里，就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因为我们恐惧的对象——“死了是什么样的”——事实上，一点儿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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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观点以死亡的本质为前提，而我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为这些本质辩称过。如果你相信来世，或者至少相信有显著的可能性存在来生，你的看法就会很不一样。比如，你担心自己可能会下地狱。从那种角度来看，担心死了是什么样的显然就说得通了。（当然，除非你确定自己会下地狱，而且知道将会遭受多少惩罚。但是那样的话，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三个条件，所以恐惧还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死亡仅仅是体验的终结，那么在我看来，这就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因为死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坏的感觉，所以对死了是什么样的感到恐惧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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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死亡什么坏处也没有。尽管我坚持认为对死了是什么样的感到恐惧并不恰当，因为死了就没有坏的了，但我没有否认死亡是坏事。相反，我认同剥夺解释理论。根据剥夺解释理论，从死亡剥夺了人们生命中享有的美好事物这个事实来看，死亡是一件坏事（当它产生坏处的时候）。简而言之，死亡之所以是一件坏事，并不是因为死了是什么样子，而是因为死亡涉及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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