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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其作品有强烈的地方感、历史感和乡土社会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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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曾两次访问印度。作品主要有《霍华德别业》（1910）、《印度之行》（1924）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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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迪比费（1901— ），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派主要画家之一。以粗美术著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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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俄赛里斯，古埃及主神之一，其形象为一具干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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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他曾弄瞎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的独眼，攀在一只公羊的腹部得以逃脱他的洞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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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幻想小说家。他的作品象征着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代表作有《美国》（1912—1914）、《变形记》（1915）、《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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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这故事的主题还有一个更为详尽的表述，见本书第305—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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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其作品旨在显现人类在荒诞宇宙中的尴尬处境。《等待戈多》是其代表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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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伊卡罗斯，希腊神话中发明家代达洛斯的儿子，因插上蜡制翅膀飞近太阳而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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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二编 西方传统中存在主义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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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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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1)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是一部讨论19世纪英国局势的书，即使今天也还有许多值得我们一说的东西。其中有一章很出名，与本书本章同名，阿诺德在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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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表现出依据我们自己所有的最好灵明行事的活力和毅力。但是，我们恐怕还不够审慎，还不足以注意到使我们的灵明不要成为一片漆黑。这只不过是一个古老故事的翻版而已；按照这个故事，我们的最强烈的和最值得赞美的特征是我们的活力而非智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这观念加上更一般的形式，使它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我们可以把这种专注于实践的活力，这种义务、自制和工作的至上感，这种秉着我们自己的最好灵明勇敢前进的热诚，看做一种力量。我们同时又可以把专注于观念（它们毕竟是正确实践的基础）的智力，随人的发展俱来的不断更新观念组合的热忱，以及完全认知和适应这些观念的不可遏止的冲动，看做另一种力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两种力量看做是竞争对手（它们之为对手，不是出于它们自己本性的必然，而是展示在人及其历史中的），并且还是把世界帝国一分为二的竞争对手。要是拿人类把它们表现得最显著的两个民族来命名的话，我们便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希伯来文化的力量和希腊文化的力量。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在一个时期，感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吸引力大些，在另一个时期，又感到另一个的吸引力大些；虽说从来不曾，但却应当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和幸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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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诺德看来，希伯来文化有时似乎太明显地表现出大不列颠维多利亚中期反国教诸教派人士僵硬守旧的面孔。自阿诺德时代以来，我们对希伯来精神又知道了许多，因而我们对它的描绘也将更加复杂了。不过，从阿诺德这段亲切简单的话开始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十分正确地察觉到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区别，又以如此明确的措辞提出了它们漫长的历史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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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区别根源于行与知之间的差异。希伯来关心实践，希腊人则关心知识。正确的行为是希伯来人终极关切的事，而正确的思想则是希腊人终极关切的事。尽义务，讲良心，是希伯来人生活的首要事情；而对于希腊人来说，首要的则是智力的自发和聪明的运用。因此，希伯来人高扬道德的优点以为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希腊人则使它们隶属于理智的优点。而且，阿诺德还正确地看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道德的优点只是通向理智的入口或门廊，因此惟有后者才是真福。”到此为止，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简单和清楚的：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在道德的人与理论的人或理智的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可是，阿诺德随后又继续提出别的论点，这多少有点“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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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愚昧，要如事物所是来看它们，而所谓如它们所是来看它们就是要在它们的美中来看它们，这就是希腊人给人性提出的简单而诱人的理想。而且，正由于这种理想简单、诱人，希腊文化以及在希腊文化手下的人类生活，才带上了一种无形的悠闲、明晰和光辉。它们充满了我们所谓的甜美与光明。我们面前再无困难，我们思想里只有这种理想的美妙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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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诺德赞叹这种理想甜美和光明，可他还是感到这可能没有考虑到人类处境的困难方面，因而他接着引述了一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托马斯·卡莱尔(2)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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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苏格拉底在锡安山(3)极其悠闲自在”。希伯来文化——而且在这里是它惊人力量的源泉——一向严肃地凝神于一种敬畏感，认为在锡安山不可能悠闲自在，认为人类追求或获得圆满性时困难重重；而苏格拉底谈起来却满怀希望，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随便。摆脱愚昧，认识事物的真相，认识事物的美，这一切谈起来都挺不错；但是，倘若有某种东西阻挠和践踏我们的种种努力，我们又怎么做到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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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某种东西”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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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在这里所察知的，乃是《圣经》信徒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某种不安，而这在伟大希腊哲学家们所给出的人的概念里是找不到的。这种不安指向人的存在里比行和知、道德和理性之间的对照更为中心的另一个领域。的确，阿诺德试图通过引进罪的观念，把这种《圣经》信徒的不安同他的主要论题，即道德实践和理性文化之间的区别，联系起来。但是，人在《圣经》中（如在《诗篇》和《约伯记》(4)中）经验到的罪感，不可能仅限于个人存在中同其道德行为相关的假想的“分隔间”里。这种罪感弥漫人的整个存在：就他作为一个生物而裸立在上帝面前显得虚弱和有限而言，这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这种认为人是有限的观念，使我们超越实践与理论、道德与知识的区别，进而达到所有这些区别的中心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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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重新思考阿诺德对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区别时，我们必须从这个中心开始。从阿诺德时代以来，我们不仅对希伯来思想而且对希腊人也有了很多新的了解，从而我们将不得不改变他对后者无形的光明和自在的形象。阿诺德把希腊人描绘得容光焕发、和谐融洽，是他继承了18世纪古典主义传统所致。我们现在对希腊人所具有的悲观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生的否定知道得多得多了。我们还更多地知道了俄耳甫斯诸教派(5)，它们对人的罪恶和堕落状态有强烈意识，而且对柏拉图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当柏拉图说人体是坟墓，哲学思考就是学习死亡时，他并不只是在随便地玩弄一些无聊的修辞比喻。从他的俄耳甫斯教的和毕达哥拉斯派的源泉，我们能够看出柏拉图整个哲学推动力源于一种热忱的寻求，想要从世界的罪恶和时间的诅咒中解救出来。尼采不到一个世纪前几乎是第一个看了出来：希腊人并不是凭空产生出他们的悲剧的。希腊悲剧是从对人生苦难和邪恶的敏锐意识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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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诺德在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之间作出的区别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可由这两个民族对人类的不同贡献看得出来：希腊人给了我们科学和哲学，希伯来人则给了我们《旧约圣经》。不是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也不是印度民族，产生出“理论”科学，而这种科学通过希腊人的发现或发明，已经成为我们区别西方文明与地球上其他文明的界石。同样地，西方宗教的独特性也是由于它的希伯来源泉，西方宗教史也因此而成了包含着各种各样命运和变异的希伯来精神的漫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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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伯来的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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