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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尔凯戈尔在发表这些小册子之前,就已经在一篇较早的论文《现今时代》里,对他的时代提出过一些后来证明为天才预言性的批评;这篇论文一直是近乎所有存在主义者对现代社会批评(包括雅斯贝斯、奥尔特加、别尔佳耶夫和马塞尔的)的源头。老实说,基尔凯戈尔的预言至今依然有效,甚至当代新闻社会学的努力,像里斯曼(6)的《孤独的人群》或怀特的《组织中人》,都依然是在重复和证实他的远见。基尔凯戈尔认为,现代运动的主流是日渐趋向群众社会,而这意味着随着生活的日益集体化和外在化,个人便死掉了。他说,对现今时代的社会思考是由所谓“多数法则”决定的,每个个人具有什么品格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个人加在一起凑成一个多数,即凑成“大众”或“群众”就行。而且,凡群众所在之处,便有真理,现代世界相信如此。当然,在这种社会观察的背后,隐藏着基尔凯戈尔的根本信念,即基督教只应关切单独个人;这个信念,作为他对现代批评的基础,直到他后来攻击当代基督教世界时,才充分阐发出来了。《现今时代》尽管也很光辉,却只不过是《攻击基督教世界》整部管弦乐曲演奏前的一种调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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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里,讲基督教民族、基督教国家甚至基督教民众都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是基尔凯戈尔攻击的主要内容。但是,他的表达如此开门见山,入木三分,加之对这一个题目用了这么多重大的技巧,竟使得《攻击基督教世界》在最伟大的论战著作里也占有一席之地。该书的风格也完全摆脱了他早期美学作品的幻想繁复;在这里,表达直截了当,刚健有力甚至近乎粗鲁。基尔凯戈尔变得严肃了,而且严肃得有点过分。现在看来,基尔凯戈尔反对自己时代那种沾沾自喜的自满情绪,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因为他的时代自以为是信基督的,甚至也不知道它并非如此;而且,他的论战也极其成功。但是,除了对自己时代产生了历史性冲击外,《攻击基督教世界》还最先提出了宗教完全制度化的可能性这类最重大的问题,基尔凯戈尔也就因此而对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发表了最后的声明。不过,在我看来,他在这里显然违背了早年对自己的警告;他说过,“例外”、“单独者”或特别的个人,虽然不得不遵循自己存在的法则,而不遵循集体存在的法则,却不能期望其他每一个人都遵循“他的”道路。现在,基尔凯戈尔却好像在要求普通人也信仰一种郑重其事须全力以赴的基督教,跟他自己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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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制度化问题,另一位存在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在“宗教大审判官”这一精彩的寓言里讨论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基尔凯戈尔比较一下,看看他们之间的悬殊差异,是特别发人深省的。诚然,从理智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基尔凯戈尔这边的,他打算使宗教大审判官成为恶人,成为众人极权的主子,他给了众人面包、和平并且免除了他们成为自己的那种极端痛苦。但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一种真理,同理智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的不同,面对这种真理他感到困惑:身为一个小说家,他不能塑造一个人物而不把他自己献给它,从里到外把它塑造出来从而赋予这个人物它自己的真理。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这个寓言(借伊凡·卡拉马佐夫之口说出来)时,无疑宗教大审判官也有他的真理;这条真理是基督自己在返回地球之后认可的,因为他在这位大审判官的脸上赐了最后一吻。但是,这位论战者出于把论点说得让别人易于接受的需要,可能忽略了小说家的真理。这位大审判官说,人是绵羊,需要从个性的极端痛苦中解救出来。像基尔凯戈尔那样,说他代表的不是与基督的仁慈相对立的基督的严格,而仅仅是基督教的诚实,那是不行的;因为难道还有什么比诚实更加严格的吗?更何况这种诚实将告诉绵羊说,他们只能像绵羊那样生活。托·斯·艾略特说过,人类不太能够容忍实在;他们能否容忍被人家这样告诉的实在,是大可怀疑的。宗教大审判官,这位教皇们的教皇,把人们从是基督徒的重负下解救出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留在相信他们是基督徒的和平恬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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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这位热情而虔诚的无神论者,坚持必须由一个宗教组织即教会来维持这群绵羊和平恬静,这就把他自己置于基尔凯戈尔的极端对立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审判官”的故事里可以说是辩证地包括了基尔凯戈尔和尼采这样两个极端。真理就在于在基督与宗教大审判官之间永恒的张力里。如果没有基督,宗教组织就是空洞的和罪恶的,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作为缓解它的工具,则个性荒漠的极端痛苦会使大多数人无法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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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最后一个基督徒”死在十字架上了。如果稍加变通,我们便可以把这话用到基尔凯戈尔身上,说他就是最后一个基督徒,至少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个基督徒作家。如果考虑到当代新教神学实际上是靠基尔凯戈尔的思想滋养的这个事实的话,这可能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神学家像卡尔·巴尔特(7)和埃米尔·布鲁纳(8)代表纯正严格的反对自由放任的新教神学,他们追随基尔凯戈尔强调信仰的绝对悖论。但是,在这些人的作品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不到基尔凯戈尔作品那种个人的重音;他们中没有一个像他们这位前辈那样把基督教最终仅仅同自己相关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没有质问自己,他究竟能否真的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保罗·蒂利希(9)的系统神学,任何一个自然主义者,只要他心理上不是太迟钝,对作为象征系统的宗教又感兴趣,都是可以接受的。鲁道夫·布尔特曼(10)的神学,不过是带有基督教情绪的海德格尔哲学罢了。事实是,基尔凯戈尔如此直率地陈述了基督教问题,使之如此决定性地转向个人,转向对他自己永恒幸福的追求,以致在他之后的宗教作家,比较而言,似乎都属于象征派、组织派或隐喻派,一句话,属于诺斯替派(11)。或许正是因为基尔凯戈尔表述信仰的这种赤裸裸的性质,才使得基督教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不沿着某种诺斯替派的方向前进。本世纪的宗教存在主义者,诸如别尔佳耶夫和马塞尔,跟新教牧师们一样,都比不上基尔凯戈尔热情,比不上他对这一中心问题的热烈忠贞。惟一的例外是米格尔·乌纳穆诺,他的热情堪与基尔凯戈尔相比,他确实使整个宗教问题完全依靠个人对永恒幸福的渴求,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死亡问题也就成了整个宗教思想的核心,宗教为之奋斗的一切则都成了它的附属品:乌纳穆诺称许地引用一位老农夫的话说,“如果没有不死,上帝有何用处?”拿这些宗教作家同基尔凯戈尔进行比较,并不意味着贬低前者;他们在其领域内都是敏锐的,有力量的和深刻的。这毋宁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面这个事实,即这些作家笔下的基督教同基尔凯戈尔的有历史性的差异。他们碰巧都是些不及基尔凯戈尔重要的人物,因此或许他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比较都不够公平。至少,说对基尔凯戈尔最言简意赅的颂词出自乌纳穆诺的笔下:“何等的一个人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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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说过,如果他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墓志铭的话,他宁愿只要一个短语:“这个个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出,但历史可能已经为这个个人(基尔凯戈尔差不多是他的最后一个代言人)掘好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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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可译磨难。十字架原为罗马奴隶制时代的一种刑具。基督徒把它看做受难或死亡的象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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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乔·哈曼(1730—1788),普鲁士基督教思想家,信仰主义者,强调真理是理性、信仰与经验的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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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姆斯(1841—1935),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和法律哲学家,曾连续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达30年之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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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梅耶松(1859—1933),波兰出生的法国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强调要理解科学的哲学必须分析科学史。——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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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璜,西班牙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花花公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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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里斯曼(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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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巴尔特(1886—1968),瑞士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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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鲁纳(1889—1966),瑞士基督教新教正统派神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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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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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尔特曼(1884—1976),德国基督教新约学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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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诺斯替派:一早期基督教派别,因注重“诺斯”(神传知识)而得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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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8章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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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到了19世纪中叶,人的问题已经开始在一些人心中以一种新的更加激进的形式出现:人,看起来,对他自己是个陌生人;因而必须来发现或重新发现他是谁,他的意义何在。基尔凯戈尔已经劝说大家重新发现自我之为宗教中心,这对欧洲人说来当意味着对基督教的回归,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种彻底的回归,超越有组织的基督教世界及其教会,一直回到与基督首批门徒同时代的状态。尼采的解决办法甚至回到更远更古的过去,即回到早期希腊人,回到基督教或科学都还不曾把它的病原菌加之于人的健康本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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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命运是以一种特别个人的和致命的形式体验人的问题。他24岁时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这样的年龄任教授在德国学术界是前所未闻的。他的老师里奇尔这时给他写了封推荐信,差不多通篇都是对派遣到巴塞尔去的这位文化怪杰敬畏的感叹。除了极其精通古典语言外,尼采还表现出了不寻常的文学前程,此外他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音乐家。但是,这位怪杰也是一位体弱多病的青年,他视力极差,患有神经性胃痛。尼采体质孱弱无疑是遗传所致,但是到后来的年代里,他却愤愤地想到这是超负荷的学术劳动造成的。无论如何,过分紧张的研究工作是不会有益于他的健康的。他由此直接体验到了文化与生命之间的“战争”:其实他自己就是这两者之间的战场。10年后,他因健康恶化而不得不辞掉教职;从此,他成了一个漂泊者,他的身影(用他自己贴切描写自己生活的一本书名)跑遍了整个西南欧洲,以寻求他永远不可能重新获得的健康。在那些孑然一身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他的熠熠生辉的文化品格一点也帮不上他的忙;文化实际上是一块隔板,置放在这位漂泊者与他努力复活的自然人之间。作为一个好学的蛀书虫,他甚至还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但是当他的视力差得不能读书时,他终于开始阅读自己了:这本教科书直到那个时候还被文化弄得很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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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最初是在研究希腊悲剧时遇上狄俄倪索斯这个神的。狄俄倪索斯是古希腊悲剧节的守护神,所以,崇拜这个神就获得了高层次文化的所有赐福,因为它同人类艺术中最卓越、形式最完美的作品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对狄俄倪索斯的崇拜又可回溯到古希腊民族最原始最古老的年代。因为狄俄倪索斯是酒神,是醉后狂喜和狂乱之神。他使葡萄在春天死而复生,然后又使所有的人来到一起享受酩酊大醉的欢乐。这个神于是便奇迹般地集高层文化同深层本能于一身,把分裂尼采自己的交战着的对立双方合到了一起。调和这些对立面的问题是后来D·H·劳伦斯、纪德(1)的《不道德的人》(一部基于尼采生平的小说)以及弗洛伊德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著作之一《文明及其缺陷》的中心论题。它至今还是我们20世纪(精神分析世纪)中最棘手的人的问题。尼采认为,重生的狄俄倪索斯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世神,因为它似乎到处都显示出疲劳与衰退的征兆。尼采对这个神的象征极为信服,最后竟让它占有了自己的生命(这只有象征才做得到)。他献身于效命狄俄倪索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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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狄俄倪索斯既是个暧昧的神,也是个危险的神。在古代,那些招惹了他的人最后都被撕成了碎片。当他占有他自己的信徒时,便驱使他们达到毁灭性的狂乱。希腊人对他有许多称呼,其中有“有角的神”和“公牛”,而他的祭礼之一便是把他当作一头公牛来崇拜,并且照仪式予以屠杀继而撕成碎片。所以,根据神话,狄俄倪索斯自己也曾经为泰坦神族撕成碎片,所谓泰坦神族就是指那些地下世界的无形力量,他们总是同奥林匹斯山上受过教化的神处于交战状态。尼采的神的命运也主宰了尼采:他也为这个地下世界的黑暗力量所撕裂,当他45岁时,又患了精神病。说他死去就像献祭仪式的牺牲,为他的神而被屠杀,这话可能是个比喻,但是这确乎也并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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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尼采是为了解决他试图解决的生命问题而死去的,这话也同样真实,而且或许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在古代和原始社会里,奉献一件祭品被设想成是给这个部落其他成员祝福,但是尼采带来的却不是和平而是刀剑。他的作品从他死后就一直在分裂、震惊和困惑着读者;在他死后很不走运的时刻,他的名声又为纳粹党徒的尼采崇拜所玷污。尽管如此,这个祭品并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的牺牲对于他同类的其他成员来说,只要他们肯向他学习,是可以成为巨大教训的。尼采的命运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努力中,是个伟大的插曲之一。在他之后,人的问题再也不能完全回复到它的前尼采水平了。正是尼采最充分地表明人的本性是多么彻底地成问题:决不能把他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尼采的作品是一个关于人类状况观察资料的巨大矿藏,一个至今仍处于开采过程中的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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