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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问题是由发现“上帝死了”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所谓“上帝”意指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意义上的上帝。但是，若从更宽泛的哲学意义上讲，它还意指超感官实在（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或别的什么）的整个世界领域，哲学传统地把它置放在感觉世界之外，而把人的最高价值安放到它里面。尼采宣告说，现在既然这另外一个较高层次的永恒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了，则人的最高价值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尼采问道，如果人失去了他迄今一向“系泊”的“锚”，他不就要飘进无际的虚空里吗？现在，对当代人来说，他的最高价值已经失去了价值；为了取代这些最高价值，尼采能够提供的惟一价值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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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个更好的答案吗？所谓答案，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我们能够据以生活的而非仅是用以耍嘴皮的东西。尼采真正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家，对此我们往往是估计不足的。随着现代生活的日益世俗化，那些系泊于永恒的最高价值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只要人们还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也就当然不会沦入沮丧和虚无之中；他们甚至可以做个坚定的常去做礼拜的基督徒。其实，虚无主义是我们今天能够像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家那样自鸣得意地演讲的惟一题目。我们总是随时援引这个字眼，来反对有“否定”意见要说的一本新书和一出新剧，仿佛虚无主义总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到而永远不会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似的。然而尽管美国生活显然自我陶醉地沉浸于新玩意儿和电冰箱，但是人们还是会怀疑，美国生活是极端虚无主义的。它连最后的“为什么”都不曾问起，更不用说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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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人是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生物，而他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复杂和矛盾的例子。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他所讨论的那些根本问题差不多足以把人逼疯。精神错乱像一条龙，盘绕在我们时代的底层；问题是：为了揭示这个秘密，是否非得把人弄疯不可呢？他对他所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并没有给我们作出任何令我们满意的解答，但他毕竟说出了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中心的和至关紧要的问题；这是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做到的；他的伟大和他的挑战同时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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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命运可以很好地预示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如果我们的浮士德式文明不能从某个方面减缓它的狂暴动力，那就很有可能患精神病。从原始人和东方人的观点看来，我们西方人似乎已经半疯了。但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说说了事，我们总得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把这种动力所造成的紧张缓解下来；我们有必要知道在我们的根本思维方式中有什么需要改变；以便这种狂暴的力量意志显得不再是我们能够赋予人生的惟一意义。如果西方历史的这一阶段，只是基于我们文明基础的根本思维方式命定的结果——尤其是那种把人同自然分开的思维方式的结果，这后一种思维方式把自然看做是控制和征服的对象世界，因此只能够以颂扬力量意志而告终——则我们就得去找出方法来纠正这种对力量支配万物的强调，因为这种强调是片面的，并且最终是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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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哲学家们必须担当起责任，重新思考尼采提出的问题，穷究它们的本源；而这碰巧也是我们整个西方传统的本源。20世纪哲学家中，把这件事做得最彻底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别的，正是赫耳枯勒斯(13)式的工作：勤勉地从尼采的废墟里掘出一条出路，就像劫后余生的人从炸成一片废墟的城市里逃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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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公开支持个人行为自由，蔑视传统道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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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26—36），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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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1855年英国人曾用此名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改称珠穆朗玛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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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理斯·古诺（1818—1893），德国作曲家。1859年3月19日他创作的歌剧《浮士德》首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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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新约·马太福音》和《新约·路加福音》有关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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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句经，巴利文佛经，是宣传基本教义的箴言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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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名著《西方的没落》的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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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济弗尔，即指弥尔顿名著《失乐园》中的撒旦，据基督教传统，撒旦在堕落前名叫路济弗尔，该词在古罗马神话中原指启明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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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沃恩·威廉斯（1872—1958），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主要作曲家，英国音乐民族主义运动创始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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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主要鼓吹者和创始人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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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学说尼采主义化，建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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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第6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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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赫耳枯勒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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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9章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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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告诫我们说，除非我们自己开始思想，否则，我们就会听不到尼采的呼声。惟恐我们以为要做的只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接着又说：“只有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被颂扬了几个世纪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顽固的敌人，只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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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同理性这样耸人听闻地对立起来，有违我们全部文化的传统要旨。海德格尔不是个理性主义者，因为理性依靠概念、心理表象发挥作用，而我们的存在却避开了这些东西。但是，他也不是个非理性主义者。非理性主义主张感情、意志或本能比理性更有价值，甚至更为实在——从生活本身的观点看，它们也的确是如此。但是非理性主义把思想领域交给了理性主义，因此也就秘而不宣地分享了论敌的假定。需要一种更加根本的思想，把这两个对立方面的根基都挖了。海德格尔的陈述向后点穿了整个哲学传统（他自己打算从思想上同它作明确的决裂），同时又向前指向一个新的领域，他在谈到自己时曾经说过，他在这个领域里像是一个漫游者，虽然在一片树林里迷了路，却还是力图标划出林间幽径。他的陈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他的同代人要想吸收他的思想，也必须先学会思想，即使同我们继承来的全部僵化理性正相反对也在所不计；要学会比理性主义者更加严谨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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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和尼采像巨型炸弹一样落在宁静的学院哲学界。他们是学院之外的哲学家，这事在现代还很新鲜，有革命意义，因此他们写作起来不是像教授而是像诗人。他们的书热情洋溢，五彩缤纷，富有魅力，是写给所有的人看而不只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相形之下，海德格尔则完全是个学院之中的人物，是个教授，而这方面的烙印也打在他的全部作品上。他从来不曾像基尔凯戈尔和尼采那样激烈大胆热情地表达自己；但是，他的信息虽然可能裹在正式的学术行话里，到最后却还是表明他同他的两个先辈一样，也是一颗戏剧性的却又致命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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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第6章里讨论过现代文化内部“逃离拉普特飞岛”的发展路线，海德格尔分明属于这样一条路线，这可以从我们在前面引用他说过的话里推测出来。但是，他逃离纯粹理性空幻王国，比起拉普特岛其他反对者来，都部署得更加周详又更加静谧；为了实现这一部署，海德格尔越过现代人的局面，一直追溯到希腊时代西方思想的发端。基尔凯戈尔和尼采两人都曾指出西方人的存在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离散或分裂，这基本上是理性同整体的人的冲突。根据基尔凯戈尔的观点，理性威胁着要吞食信仰；西方人现在站在十字路口，被迫在或者成为宗教的或者陷入绝望的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选定了前者，由于扎根于基督教组织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他就必须彻底地更新基督教信仰。在尼采看来，理性和科学的时代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的原始本能和情感究竟作何用处；如果把它推到一边，时代就有使全人类生命力衰退之虞。隐藏在这两个预言背后的，乃是对人同他自己的存在疏离的知觉。同存在本身的疏离现在成了海德格尔的中心论题。但他是以适合这问题本身的方式并且作为一个系统的思想家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因而他的作品并不闪耀着宗教和心理预言的大胆的和色彩斑斓的光辉。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现代人情绪、活力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再生一点也不关心。他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全然不同：假定现代人已经把自己连根拔起，那么其原因难道不可以追溯到比他想象的还要久远的过去吗？难道它其实不可以就在于他借以思考万物中最根本的东西即“存在”本身的方式吗？难道就不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思想即扎根于存在的思想把无根的拉普特人领回大地吗？海德格尔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讨论了现代人的异化这个热门问题，而且他事实上还讨论了人的一般问题，使它附属于别的东西，即“存在”本身，因为若不讨论这存在本身，人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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