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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过头来谈查拉图斯特拉,他敏感得一触即跳因而无法承认自己就是这个侏儒。他感到自己的勇气受到了挑战,因而认为除掉这侏儒是至上的勇敢行为,是最高的美德。“勇气最后吩咐我沉着地站着并且说:侏儒!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其实,承认谁真正是侏儒,如果不是说“要么是你要么是我”,而说“你和我(自我)本是同一个自我”,想必会更加明智,甚而更显得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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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见幻景转向了,并且中止了片刻;这时尼采给我们出示了“永恒轮回”的观念。这观念在尼采这里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他努力把它置于理性科学的基础上,其前提是:如果时间是无限的而宇宙中的粒子是有限的话,则依据或然率,所有组合物都必定永恒地一遍又一遍重复出现。因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直至每一个细节都必定一再重现。但是,若把这当作一个纯粹理性假说,并不能解释永恒轮回的观念何以能够这样有力地支配尼采的情绪,尤其是解释不了这个观念为什么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最紧张最空幻的时刻。圆圈是永恒事物的一个纯粹原始模型:英国诗人沃恩(9)说,“我在不久前的一个夜间看到了永恒,像一个纯净无垠的大光圈。”这样就正如乌纳穆诺所指出的,永恒轮回的观念表达了尼采自己对永恒及不死生命的憧憬。另一方面,一个思想家既然看出人类的整个意义在于未来,在于人将要变成超人,则这个意念就实在太怕人了;因为如果万物都在无限循环中自行重复,如果人必定照他现在的卑鄙笨拙的形态再次到来,则人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对尼采来说,永恒轮回的观念成了勇气的至高检验:如果尼采这人必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生,拖着同样的病体,承受着同样的苦难,面对着这种绝对无望的前景说“是”,这不就需要对生命有最大的肯定和热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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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图斯特拉在所见幻景中瞥见了一些可怖的内蕴,因为他在解释过永恒轮回之后说,“我这样讲,并且始终是比较软弱地讲:因为我害怕我自己的思想,害怕事后思想。”随后,梦中的他听到了一条狗在狂吠,看到一个牧童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有一条粗粗的黑蛇从他的嘴里垂下来。查拉图斯特拉喊着说“咬吧”,这个牧童便咬下了那条蛇的头,把它吐出了好远。这个离奇可怕的梦境向查拉图斯特拉提出了它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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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胆大之徒!你们这些勇敢的冒险者,你们全都驾驶过机敏的帆船,航行在从未探测过的海上!你们这些谜的欣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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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解释我刚才看见的这个谜吧,为我解说这最孤独者的幻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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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是一种幻象,也是一种未来的先兆。我刚刚在这寓言里看到了什么呢?有朝一日必定来到的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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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蛇爬进喉头如是咬着的牧童是谁?将来一切最重最黑的东西又会爬进谁的喉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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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喊声提醒了牧童,他便咬了起来,他狠狠地咬了一口!他将蛇头吐得老远:——然后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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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牧童,不再是人——一种变形的生物,一种光明环抱着的生物,他大笑;世界上从来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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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的兄弟们,我听到了一种绝对不是人的笑声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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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蛇爬进喉头如是咬着的牧童是谁?”他就是尼采自己,而且蛇和侏儒两个给他安排了同样的任务:认清“他身上最重最黑的东西”。我们通常把真理说成是我们不得不吞咽下的一粒苦丸,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甚至可能像爬虫一般,更叫人厌恶。尼采并没有吞咽下这颗蛇头;他否定自己的影子,他看到一种变了形的生物从那里涌现出来了。这生物以不再是人的笑法大笑。我们都很熟悉这笑声:它是精神错乱的笑声。几年前,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10)出版了一部《黑色幽默作品选》,其中收进了尼采精神错乱后写的一封信。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不知道他写这封信时的状况如何,实在会把这封信看做超现实派令人眩惑的笑声,一种高亢、空洞、疯狂的笑声。这是尼采在其梦幻中听到的笑声,而且当他说“那是一种幻象,是一种未来的先兆”时,颇有些像悲剧人物;因为他对自己的预言竟一无所知,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这种笑声在《看哪,这人》这本书里就已经开始怪诞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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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拉图斯特拉所见的幻景里,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因为它的三个部分——侏儒、永恒轮回和吐出蛇头的牧童——中的每一部分都表明了尼采乌托邦式的超人概念的一种障碍和缺陷。它们预示了他自己的个人灾难;但是既然他是一位对他自己思想践履笃行的思想家,它们也就表明了所有这类乌托邦思想的致命缺陷。谁要想把超人发射到星际空间,就最好承认这侏儒会随他一起走。尼采对迄今存在过的人类厌恶地喊道,“人性,太人性了!”但是谁要是致力于改善人,他最好就不要让自己变成非人性的而毋宁使他更加人性一点。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完人——西方人可能须学会收敛浮士德精神。一点平庸气质或许是人性里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查拉图斯特拉所见幻景中歇斯底里狂笑的解药,可能是一种幽默感,这是尼采(尽管其才智耀人)明显欠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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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心理学层次上的结论,当我们进而研究尼采系统的力量哲学时,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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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力量与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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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都把尼采看做一个无体系的思想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主要由于他作品的外在形式所致。他喜欢用格言形式写作,喜欢间接地、戏剧性地处理他的题材而不愿像写学术论文那样运用迂腐的直截了当一本正经的形式;他是运用德国语言散文文体的大师之一;而且在他的作品里,他不能或不愿否定他自己身上的艺术家气质。他甚而走得更远,乃至说他是通过艺术的眼光来审视科学和哲学的。但在所有这些纯文学的侵掠底下,并且贯穿这些侵掠,一个单一的吞噬一切的观念,在他心中正朝着系统发展的方向运行。既然思想逐渐支配了这整个人,而他生命的别的一切又都受到排斥,这思想就在所难免地趋向于一个体系,把自己作一个了结。暮年,他还在不停地做笔记,准备写一部完整表达其哲学思想的伟大而系统的著作。我们现在所有的这部著作,就是以未完成形式存在的《力量意志》。从许多方面看,尼采著作里系统性的增加,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损失,因为为了追求他的主题观念,他就会看不到人类心灵问题的含混性了。然而,有所失也有所得,因为当他把他的观念推向终点时,他就使我们看到了它们最终有什么价值。海德格尔在最近发表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篇论文里,提醒大家注意下面这个迄今未被承认的事实:尼采是位完全有体系的思想家。事实上,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他是个同时既完成又摧毁了那个传统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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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何时尼采开始萌生出“力量意志”的观念,但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生动插曲(他后来曾把它告诉给他的妹妹)与此相关,这插曲就是:在普法战争期间,尼采在医院当勤务兵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看到自己归属的兵团从旁边骑马而过,走向战场,并且也许要走向死亡;那时他想到“最强最高的生命意志并不在于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软弱无力的斗争,而是在于战争意志,力量意志”。但是,若把这种观念的产生归因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经验,将是错误的;其实,它是由许多“支流”汇集而成的,由尼采同病体的斗争也由他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汇集”而成。尼采作为一个古典学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有能力看出为墨守假斯文传统的学者所忽视的一些简单明白的事实。著名的英国古典学者F·M·康福德谈到尼采时曾经说过,他领先他时代的学术界50年;这句颂词的本意是要表示言者慷慨大度的,但是我不敢担保我们自己时代古典学术界已经赶上了尼采。把握浅近的东西要比把握艰深的东西需要多得多的想象力,尼采所具有的这种想象力要比他同时代的古典学者们多得多。让我们用一个明显的事实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高贵的希腊和罗马人拥有奴隶,他们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由于这一点,他们同继之而来的基督教文明相比较,在存在的导向方面,很不相同。古典学者中间的人文传统已经把古人理想化了,并且因此也就歪曲了实在,同一切理想主义的观点一样。一个人不必成为古典学术专家,就可以看出,尤里乌斯·恺撒《高卢战记》第1页上美德这个词意指勇气和尚武的勇猛——这正是军事指挥官最惧怕敌人具有、而最欲求他自己的战士具有的那类东西。(这是历史的畸形发展,当一位爱开玩笑的哲学家谈到这一点时,讲了一个完全尼采式的笑话:“美德”这个词,原本意指大丈夫气概,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却意指女人的贞洁。)我们也需更高深的古典学问,就可以在我们今天译成美德的希腊词arete里,听出战神阿瑞斯发出的刀剑铿锵的声音。古代文明是以把权力的承认及权力的关系看做生活中自然而基本的部分为基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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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观念也反映出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影响,这两位19世纪小说家是他最钦佩的。司汤达表明,自我与力量这两种因素交织在爱神厄洛斯的全部“英雄业绩”中:交织在诱惑与征服的技巧中,交织在两性之间的战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的最自我贬抑的谦卑行为如何能够变得野兽般地肆无忌惮。然而尼采自己心灵敏锐,一旦踏上这条道路就无须多加提示。他能够看出在道德史上力量意志到处都在暗中起作用,不仅原始立法者的残忍,而且圣徒的苦行及宣告人本有罪的道德学家的仇恨,都是明证。他这个主题上所有不相关联的见解,最终都堆积成一个具有涵盖一切普遍性的单一的铁板一块的观念:力量意志实际上是所有存在物最内在的本质,是存在本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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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出人类一切心理冲动都以某种方式同力量冲动交织在一起是一回事;若说这种趋向力量的冲动是惟一的基本冲动,所有别的冲动都可以还原成它,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我们立刻面对着还原问题,这是现代心理学派别斗争特别明显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阿弗勒德·阿德勒(11)的个体心理学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决裂的。阿德勒读过尼采的书,他宣布力量意志是基本的,而弗洛伊德则主张性欲和爱神厄洛斯是基本的。但是,倘若我们悖论式地说:两个都是正确的两个又都是错误的,事情会怎样呢?倘若人的心灵不能够划分成几个分隔间,也不能够把一个分隔间揳入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分隔间里,事情又会怎样呢?倘若这样二分真的忽视了人类心灵的有机统一,所谓有机统一是说人的心灵如此统一以致一个冲动能够一方面趋于爱,另一方面又趋于力量,这又会怎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至少作为一个小说家,保留了这种二元性和两重矛盾情感的意义;而尼采,在他的直觉像小说家一样具体发挥作用的地方,也看到了存在于力量和别的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善恶的彼岸》里,他毋宁是作为一个高明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非阿德勒主义者评论说,“一个人肉欲的本性和程度扩展到他精神的最高处”。)但是,后来他又让无爱者查拉图斯特拉宣布“爱是最孤独者的危险”,从而贬抑爱情和同情;这样,尼采就对力量意志下了定论,使它成为每一种别的心理动机的基础。他成了还原心理学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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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力量意志竟然由他弄成了存在的本质。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乃是因为尼采曾经嘲笑过存在概念本身,说它是由哲学家头脑“孵化”出来的最骗人的鬼影,是个最一般因而也是最空洞的概念,是从具体感性实在里提炼出来的薄弱得感触不到的那种心灵学上假想灵媒体放射出来的物质。他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里面的基本冲突,在于当它刚刚开始时,柏拉图谴责诗人和艺术家,说他们生活在感觉世界而非抽象概念即理念的超感觉世界;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抽象概念即理念同感觉世界里“生成”的恒常之流相反,代表着真正的“存在”。尼采则站在艺术家一边:他说,真实的世界,没有别的,只有生成的和感觉的世界。然而,为要成为一个系统的思想家,尼采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形而上学家就只好诉诸存在概念。诚然,尼采的思想里还保存着他的动力论,因为“存在”变成了“生成”——其实,从根本上讲,是变成了“力量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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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力量又是什么呢?根据尼采的观点,它不是万物归趋的静止或停滞的状态。正相反,力量本身是彻底动力性的:力量就在于力量的“发射”,而这意味着力量意志在力量的越升越高的层次上实施的。力量本身就是力量意志。而力量意志就是追求意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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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点,尼采的学说对多数人说来开始显得十分吓人,似乎只是他自己狂乱、失常气质的表现。在《力量意志》的许多章节里,他确乎变得极端狂乱,他实际上跟他自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描绘的“苍白的犯罪者”,即那渴望鲜血的无爱的犯罪者(12)一模一样。但是在这里,也跟在别处一样,尼采的个人狂乱所具有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个人;正是由于这个力量观念,他成了历史上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因为他向这个时代揭示了它自己的隐藏着的不幸的存在。无怪乎这个时代污辱他,说他是个邪恶的和恶毒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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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到处自夸的,正是它的动力论。在历史教科书里,我们把现代从中世纪的涌现归因于一种能动有力的意志的诞生;这种意志要征服自然改变生活条件,而不是像中世纪人那样一边等待着被送到来世,一边消极地忍受种种生活条件。我们一再庆幸我们自己有了这一切。但是,当一个试图探索潜藏在这一切动力论背后的东西的思想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却大喊大叫,说我们从他绘画的形象里,根本认不出我们自己,从而指责他精神错乱,以便避开它。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远远超过了19世纪,它现在与其说是人类福利的工具,毋宁说是赤裸裸的力量的工具。既然我们现在有了飞得比太阳还快的“飞机”、洲际导弹、人造卫星,首先是有了原子弹,我们便意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已经表现成了一种力量,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都得从属于它。如果俄国人在科学技术上决定性地超过了我们,则所有通常的政治算计都将落空。古典政治艺术从希腊人以来一直被设想为呈送给人的一种完全属人的“艺术”,可是如今同大量积聚起来的科学技术力量相比,则成了一种过了时的脆弱无力的东西。世界的命运,现在似乎转向对事物的绝对主宰。政治学作为人类艺术的一切雅趣,诸如外交的机智和手腕、妥协、开明而自由的政策、亲善等,用来对付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就和人的衣饰及肉体的雅趣要用来抵挡一架推土机的撞击一样,毫无作用。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庸,即使在传统人性的政治事务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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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尼采比马克思更加尖锐地表达了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共产主义对所谓落后或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的真正历史意义:它是这些民族的力量意志,一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创造自己历史的意志。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强大而神秘的吸引力,我们自己的一些政治家似乎一点也不理解。而美国本身又如何呢?是的,我们仍然怀有个人享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类古老的自由主义理想。但是,我们现实日常集体生活的步伐却使我们卷入一种发狂的动力论中,对于它的终极目标,我们是不明确的。在世界各地,人类和各个国家都确切无误地依照尼采的形而上学行事:力量的目标无须加以规定,因为它就是它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它的过程里,即便停止甚至减速片刻都会落伍,都会跟不上别人。力量决不会停止不前的;正如我们现在在美国所说的,你要么在上升要么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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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哲学上讲,现今时代这个著名的动力论的依据何在呢?现代哲学一般认为始自笛卡尔。笛卡尔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自我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一种二元论。自我是主体,本质上是一个在思想的实体;自然是客体世界,而客体是一些有广延的实体。因此,现代哲学始自一种彻底的主观主义,主体以一种隐蔽的对抗性面对着客体。(这种主观主义同基尔凯戈尔的“主观真理”观念无任何瓜葛;基尔凯戈尔只是不幸地选择了这个名词,因为他的初衷是同笛卡尔主义完全对立的。)因此,自然显得是个须加征服的王国,而人则显得是要成为它的征服者。这从新科学预言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话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来;他说,在科学研究中,人必须把自然拉到“拷问台”上,以迫使它回答他的问题;他这样说,是用来比喻强制和狂暴的对抗作用的。超越笛卡尔的决定性一步是由莱布尼茨迈出的;他宣布物质实体不是像笛卡尔所认为的是惰性的,而是具有一种基本的动力:万物都有某种驱动力(欲望),以便及时向前运动。这样,笛卡尔的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便由于两个方面都加上了一种内在的动力而减弱了一些。尼采是这整条思想路线的顶峰:这位思想家使得种子结出累累硕果。他的观念集中指向了处于现代源头上的一个根本错误。他是否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超出这一点而指向整个西方传统源头上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我们在讨论海德格尔自己哲学时结合上下文予以考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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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追求更大力量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要沉没在力量本身以外的虚空里。力量意志招致虚无主义问题。在这里尼采再次以当代哲学家的面貌出现,因为他出乎寻常地预言虚无主义将披上许多伪装和形式,成为困扰20世纪的阴影。就算人不把自己和他的地球炸成碎片,就算他真的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然后会怎样呢?他离开这星球而走进星际空间。然后又会怎样呢?为了力量而力量,不管这力量扩展到什么程度,它始终都还留有对更远处的虚空的恐惧。试图直面这一虚空,正是虚无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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