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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26—36），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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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1855年英国人曾用此名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改称珠穆朗玛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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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理斯·古诺（1818—1893），德国作曲家。1859年3月19日他创作的歌剧《浮士德》首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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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新约·马太福音》和《新约·路加福音》有关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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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句经，巴利文佛经，是宣传基本教义的箴言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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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名著《西方的没落》的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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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济弗尔，即指弥尔顿名著《失乐园》中的撒旦，据基督教传统，撒旦在堕落前名叫路济弗尔，该词在古罗马神话中原指启明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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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沃恩·威廉斯（1872—1958），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主要作曲家，英国音乐民族主义运动创始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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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主要鼓吹者和创始人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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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学说尼采主义化，建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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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第6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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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赫耳枯勒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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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9章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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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告诫我们说，除非我们自己开始思想，否则，我们就会听不到尼采的呼声。惟恐我们以为要做的只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接着又说：“只有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被颂扬了几个世纪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顽固的敌人，只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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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同理性这样耸人听闻地对立起来，有违我们全部文化的传统要旨。海德格尔不是个理性主义者，因为理性依靠概念、心理表象发挥作用，而我们的存在却避开了这些东西。但是，他也不是个非理性主义者。非理性主义主张感情、意志或本能比理性更有价值，甚至更为实在——从生活本身的观点看，它们也的确是如此。但是非理性主义把思想领域交给了理性主义，因此也就秘而不宣地分享了论敌的假定。需要一种更加根本的思想，把这两个对立方面的根基都挖了。海德格尔的陈述向后点穿了整个哲学传统（他自己打算从思想上同它作明确的决裂），同时又向前指向一个新的领域，他在谈到自己时曾经说过，他在这个领域里像是一个漫游者，虽然在一片树林里迷了路，却还是力图标划出林间幽径。他的陈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他的同代人要想吸收他的思想，也必须先学会思想，即使同我们继承来的全部僵化理性正相反对也在所不计；要学会比理性主义者更加严谨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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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和尼采像巨型炸弹一样落在宁静的学院哲学界。他们是学院之外的哲学家，这事在现代还很新鲜，有革命意义，因此他们写作起来不是像教授而是像诗人。他们的书热情洋溢，五彩缤纷，富有魅力，是写给所有的人看而不只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相形之下，海德格尔则完全是个学院之中的人物，是个教授，而这方面的烙印也打在他的全部作品上。他从来不曾像基尔凯戈尔和尼采那样激烈大胆热情地表达自己；但是，他的信息虽然可能裹在正式的学术行话里，到最后却还是表明他同他的两个先辈一样，也是一颗戏剧性的却又致命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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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第6章里讨论过现代文化内部“逃离拉普特飞岛”的发展路线，海德格尔分明属于这样一条路线，这可以从我们在前面引用他说过的话里推测出来。但是，他逃离纯粹理性空幻王国，比起拉普特岛其他反对者来，都部署得更加周详又更加静谧；为了实现这一部署，海德格尔越过现代人的局面，一直追溯到希腊时代西方思想的发端。基尔凯戈尔和尼采两人都曾指出西方人的存在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离散或分裂，这基本上是理性同整体的人的冲突。根据基尔凯戈尔的观点，理性威胁着要吞食信仰；西方人现在站在十字路口，被迫在或者成为宗教的或者陷入绝望的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选定了前者，由于扎根于基督教组织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他就必须彻底地更新基督教信仰。在尼采看来，理性和科学的时代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的原始本能和情感究竟作何用处；如果把它推到一边，时代就有使全人类生命力衰退之虞。隐藏在这两个预言背后的，乃是对人同他自己的存在疏离的知觉。同存在本身的疏离现在成了海德格尔的中心论题。但他是以适合这问题本身的方式并且作为一个系统的思想家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因而他的作品并不闪耀着宗教和心理预言的大胆的和色彩斑斓的光辉。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现代人情绪、活力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再生一点也不关心。他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全然不同：假定现代人已经把自己连根拔起，那么其原因难道不可以追溯到比他想象的还要久远的过去吗？难道它其实不可以就在于他借以思考万物中最根本的东西即“存在”本身的方式吗？难道就不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思想即扎根于存在的思想把无根的拉普特人领回大地吗？海德格尔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讨论了现代人的异化这个热门问题，而且他事实上还讨论了人的一般问题，使它附属于别的东西，即“存在”本身，因为若不讨论这存在本身，人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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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作品整个说来极严格地避免使用比喻，乃至当一个比喻破例地出现在作品里时，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单独一株大树挺立在平原上一样突出。在他的一篇较为通俗易懂的作品《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7）中，海德格尔在结尾用了一个特别值得一记的比喻，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自己思想的整个方向：他说，思想家在努力搜寻人类语言的轨迹，就像一个农民总要搜寻穿越田野的犁沟一样。海德格尔自己来自农民世家，对他的德国南部的故土感情深厚，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思想里感受到他对故土的情感。“要保持对大地的真诚”，查拉图斯特拉曾经这样忠告过他的信徒；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尽管他的论题显得抽象，却比不幸的尼采更能遵从这个忠告。海德格尔作品里浮现出来的人的形象是个受尘世约束、受时间约束、极端有限的生物——恰恰就是一个我们可望从农民身上得到的人的形象；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手头拿着整部西方哲学史的农民。而且，如果不是为任何别的，便恰恰由于这层理由，今天我们这些离开大地已经很远的人，也应当在这种哲学里找到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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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这一作品里，海德格尔还允许他自己做了一个简短的个人旁白，这在他严格客观的作品里也属罕见。他抱怨一些人误解了他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有理由抱怨的），他说：“由于我们回到了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话题，人们就决意信起无神论来。因为把一个已经经验到‘上帝之死’的人看做一个无神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呢？”甚至在这里，个人的意义也是间接的；海德格尔总是客观地以第三人称谈到他自己。尽管如此，这也是他作品里最接近于个人精神上的自白了。海德格尔经验过上帝之死，这种死亡在他的所有作品上都投下了一重阴影。但是，对于这一点，尼采《欢乐的智慧》里的那个疯子是在集市上大声嚷嚷出去的，而他则是静悄悄地而且几乎是间接地宣布出来的。这种声调上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历史已经从尼采时代前进得多么远了；在尼采时代，上帝之死的发现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预言式的洞见，而到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上帝之死已被平静地接受了，思想家也努力清醒适度地来估量形势。海德格尔的哲学既不是无神论的也不是有神论的，而是描述这个上帝不在场的世界。海德格尔援引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现在是世界的夜晚，上帝已经引退，就像太阳西下一样。与此同时，思想家若要挽回时间，就必须设法理解那离开人既是最近又是最远的东西，即他自己的存在和存在本身。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的诗描写成一座“没有神龛的圣殿”，这种说法其实也很适合于他自己的哲学。如果这神再生之后回来了，那么多亏海德格尔，他就可以现成地使用他的圣殿。但是，这还是需要有人稍许多一点热情，肯构筑神龛、点燃蜡烛才行。而且要是这神不再回来的话，这圣殿还可以改成一座世俗的大厦，虽然有点凄凉，却还是十分威严，一如萨特这位“介入”世事的无神论者那里的情况一样。无神论和有神论两者都必须考虑海德格尔的思想，因为他在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只要他们双方想在各自的信条里达到我们时代的高度，就不免要在这些上面达到妥协。无神论及有神论，作为公众的信条，甚至很可能还不及我们逐步领悟海德格尔奋力澄清的东西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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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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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读者可能不耐烦地问，存在又如何呢？经过这许多世纪，这个显然非常遥远而抽象的题目，真的还能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有意义（首先是对我们繁忙的现代人有意义）的东西吗？这种不耐烦本身来自一种对存在的态度或倾向性，我们对此总的说来是无意识的。我们想要知道事物、存在物，尤其是我们想要获得有关这些存在物观察得到的确定特性的信息；至于隐藏在这后面、处于万物包裹着的背景中的东西，似乎同我们的实际需要极少相干，我们的实际需要所关心的，多半只是如何支配我们周围的事物。这无非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实证主义；无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已经简明地表达了对存在的这种流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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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存在一直是2500年西方哲学中心的和主导的概念；如果我们打算把过去统统抛弃掉，就理智上讲，我们至少应当知道，在那许多世纪的漫漫岁月里存亡攸关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当代有些哲学家告诉我们，存在问题只是语言学上一起偶然事件，这一事件起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有“是”（to be）这个联系动词，而别的语种则没有这样一个词，从而也就没有任何关于存在一词意义的空洞无谓的词语之争。这种说法加深了我们时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但是，这印欧语系各语种在历史上曾经大出风头，因而它今天碰巧又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传统，是我们所必须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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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项传统本身也该为我们当代人漠视存在负责。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勇敢品格：他在这个传统范围之内工作，但他却又力求摧毁它——要创造性地摧毁它，以便传统有可能超越它自己。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现在已经成了现代存在主义的一部系统的《圣经》，有时几乎是一部未经阅读的《圣经》；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项至少是“重复”存在问题的任务：这种重复却是彻底的更新，把这个问题从过去的淡忘状态中唤醒，就像最初的古希腊思想家遭遇到它时那样。然而，本书的这一方面却失落在由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对死亡、烦恼、焦虑、罪感等等——戏剧性的动人描述诱发出来的激动中；他的后期著作缺乏这样一些人类关心的题目，但批评家们却太过敏感，竟由此“看出”他的思想发生了“骤变”。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一以贯之，他后期的全部作品都可看做是对《存在与时间》中处于萌芽状态东西的评注和阐明。他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那项惟一的工作，即“重复”存在问题，像最早的希腊人那样直接面对存在。他在《存在与时间》里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摧毁整个西方本体论的历史，也就是西方人思考存在的方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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