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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为“strait jacket”，意即供疯子或犯人穿的用来拘束他们的衣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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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为“sensationalism”，也可译作感觉论、激情主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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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人”，本书原文为“the One”，德文为“das Man”，泛指任何人，通常译作“一个人”或“人们”，或“人”等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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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查兹（1893—1979），英国诗人和评论家，作品有《意义的意义》、《科学与诗》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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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存在与时间》，第2篇，第1章，第46—53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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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蒲柏（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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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式塔心理学，心理学中的一派，主要信条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对各个部分的分析来认识整体。有人曾译为“完形心理学”。19世纪产生于奥地利及德国南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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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毂（gǔ），车轮中心的圆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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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埏埴，指用水和土成泥。其中埏（shān）指用水和土，和泥；埴（zhí）指黏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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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子》，第11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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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existentielly，来自德文existenziell，与existenzial（“生存论上的”）有别，可参看《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16页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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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10章 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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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可以从萨特的英雄气质谈起。虽说他的作品有许多本质上显然是非英雄的，但是其中也确实回响着英雄主义的音调，下面选自《沉默的共和国》的文字就是如此。这里，萨特描写的，是1940年到1945年法国抵抗运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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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没有像德国占领期间这样自由过。从说话权利起，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每天我们当面受辱，又不得不忍气吞声。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例如说我们是工人、犹太人或政治犯，就把我们成批地驱逐出国。广告牌上、报纸上、银幕上，我们到处都看得到我们自己枯燥可厌的、我们的镇压者想要我们去接受的图像。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切，我们才是自由的。由于纳粹毒液渗透进我们的思想，每一个正确的思想都成了一项战利品。由于近乎全能的警察机构企图迫使我们闭口不言，使得我们讲的每个词都有宣布基本原则的价值。由于我们遭人搜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庄严献身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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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囚禁，尤其是死（这在比较幸福的年代，我们通常是十分害怕面对它们的）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关注对象。我们懂得了它们既非逃不脱的偶然事件，甚至也非经常逃不脱的危险，而是必须把它们看做我们的命运本身、我们作为人的实在性的深刻根源。每一瞬间我们都在充分的意义上实践着这句平凡而简短的话：“人必有死！”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命所作的选择都是本真的选择，因为它是面对死亡作出来的，因为它总是可以以“不……毋宁死”这些词语表达出来的。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我们当中堪称真正抵抗者的精英，而是指所有那些在这四年间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回答“不”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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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1947），在他的《什么是文学》里，萨特从这种经验又得出了另外一条哲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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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被教会了如何认真地对待“邪恶”。如果我们生活在遭受折磨成了日常事实的时代，这既非我们的过错，也非我们的功绩。夏多布里昂、奥拉杜尔(1)、索塞耶街、达豪(2)和奥斯威辛(3)全都向我们证明，邪恶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知道了它的原因并不一定就能消除掉它；邪恶同善良，也不像混乱观念同清楚观念那样对立；邪恶既不是可以消除的情欲、可以克制的惧怕的结果，也不是可以谅解的偶尔过失、可以开导的愚昧无知的结果；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移、返回、还原或合并进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就像莱布尼茨关于阴影曾说到的，它对于反衬日光的耀眼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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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将来会有这么一天，那时，幸福的时代在回首往昔时，会把这种苦难和羞辱看做导向和平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并不站在既成历史一边。正像我所说过的，我们是这样置身于情境中的：我们活过的每一分钟在我们看起来都像是不能化简的。因此，尽管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还是要得出这个将会使高尚的灵魂感到震惊的结论：邪恶是无可救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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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望领会萨特的美国读者来说，强调这些段落是必要的，因为美国人还不曾领略过法国人熬过来的生活：我们终于到达了诗人兰波所预言的“刺客时代”。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成熟了。左派政治气氛笼罩着一切，在政治上，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站在左派一边。但是，笼罩着法国的，还有一个注定败北世界陈腐、倦怠的气氛。雷昂·布鲁姆(4)的人民阵线政府犹豫观望，无所作为，毫无生气，软弱松弛，无法应付时代的危机；法国资产阶级依赖成性，明哲保身，心胸狭窄，甚至想象不出任何重大行动的可能性。“下流胚”成了当年萨特最有力的字眼——“下流胚”，卑鄙小人，夸夸其谈和自以为是的人龟缩进他们善恶不分的虚情假意之中。这种腐败气息透过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满篇散发出来，这书扉页上的引语出自塞利纳绝非偶然，因为塞利纳是地狱诗人，是表达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和厌恶情绪的诗人。萨特书中的“恶心”是对存在本身的恶心；而对于那些想用这个词作为抛弃整个萨特哲学借口的人，我们倒可以指出：以厌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存在总比从来不曾面对过它要好些，像那些裹在学院或资产阶级或政党领袖的紧身衣里的下流胚们，就从来不曾面对过存在。抵抗运动对于萨特及其一代人起了从恶心解放出来以达到英雄主义的作用。这是一种行动的号召，一种使人达到他们存在的极致的行动，而听着这种号召，人自己是不会发觉其不合需要的。当面对着占领军不可抵抗的强权说“不”时，他甚至能够重新发现他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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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无法从一个人身上取走的实质性的自由，基本的和终极的自由，就是说一声“不”。这是萨特的人的自由观的基本前提：自由就其真正本质而言是否定的，虽然这种否定性也是有创造力的。在某个时候，或许虐待者加害于人的麻醉剂或痛苦会使受害者失去意识，从而供认不讳。但是只要他还神志清醒，不管他可能活动的范围多么微小，他还是可以在自己心里说：“不。”意识和自由因此是一起给予的。只有消灭掉意识，人的这种余下的自由才能被剥夺殆尽。如果一个人的所有行动途径都被堵塞，这种自由看起来就会微不足道；但是，实际上它却依然是完全的和绝对的。萨特这么坚持原是对的，因为他把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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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自由的体验，在哲学上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新奇。其实，正是这种自由始终伴随着笛卡尔著名的有系统的怀疑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对任何一个信念，只要他看到了怀疑它的一丝可能性，不管它看起来多么言之有理，他都建议对它说“不”。对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教过哲学的萨特来说，笛卡尔是特殊的英雄——如果算不上行动人生上的英雄，也是个思想上的英雄。抵抗运动的经历使得笛卡尔对萨特更加重要起来，因为在抵抗运动期间，笛卡尔的学说可以实现在行动人生上。当那个想象中的魔鬼诱使笛卡尔承认一个不完全清楚明白及无可怀疑的命题时，尽管他周围社会和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在敦促他表示赞同，但笛卡尔却还是决心对这个魔鬼说“不”；同样，我们这位抵抗主义者也能够面对着占领军的淫威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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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一个阅读过普鲁斯特(5)和海德格尔作品的笛卡尔主义者，他对人的心理探讨远远超过了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现代世界战争和恐怖的笛卡尔主义者，因此，他在历史上对世界的关系完全不同。可是，他照样还是个笛卡尔主义者；因为当真正的危急关头，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或者说没有一个法国思想家能够有办法不成为笛卡尔主义者的。笛卡尔和法国抵抗运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笛卡尔——这些就是打开萨特显得纷繁复杂的整个哲学之门的简便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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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溯到笛卡尔“系统怀疑”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他决心拒绝承认一切信念，只要它们有丝毫可疑之处，他也决心“抵抗”所有说“是”的诱惑，除非他的理智根据它自己的光明已得确信；所以，他也拒绝相信外部世界、他自己之外的其他心灵、他自己的躯体、他的记忆和感觉的存在。他无法怀疑的是他自己的意识，因为怀疑就是意识；因此，他怀疑自己意识的存在也就等于肯定它。在笛卡尔盘旋的昏暗虚空里，只有他自己的心灵之光在闪烁。但是在这种确信（certitude）对他闪光之前（甚至在这之后，在他过渡到另一些真理之前），他都是一个虚无，一种否定性，存在于自然和历史之外，因为他已经暂时地废除了对一个具有物体和记忆的世界的一切信念。萨特说，因此，我们不能够把人解释成一个坚实的实体性事物，存在于构成世界的万千事物之中；他在自然之外，因为他以他的否定能力超越了它。人的自由就是说“不”，而这意味着他是那虚无赖以产生的存在。他能够把自然和历史中一切可疑的东西悬置起来，放在括号里，同我们这位笛卡尔式的怀疑论者盘旋其前的虚无背景相比较。在这里，萨特只不过是从笛卡尔的怀疑里所蕴涵的生存论上的东西引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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