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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0年2月27日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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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领导者，不应该让提意见的人害怕，不应该让人家非得有“五不怕”精神，非得豁出去，跟孙安动本那样，抬着棺材才敢进言。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我们现在也缺乏老一辈革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权威，特别是又面临着许许多多新的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人拍板，是很难做到科学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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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0年2月27日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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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集体决策时，某些人能言善辩，坚持己见；某些人有看法讲不出，讲了没人听。这样决策，形式上是少数服从多数，实质上缺乏科学依据，集体决定也可能出现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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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6年8月30日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届年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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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有些命题提出来了，包括民主的问题，集中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但好多研究都还是仅仅证明已经作出的决策和判断。你那个政策出来，它去证明这是对的；当你说这个政策错了，它又证明早就该批。类似的现象很多，而且在重复着。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发扬民主还不够充分，党的自我制约的能力还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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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0年2月27日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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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究竟怎样探索一条自我制约的路子，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加强监督，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要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去研究，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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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0年2月27日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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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不同就需要协商。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脑袋发挥作用，只依靠一个人的聪明智慧，没有不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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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8年11月8日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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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配班子，主要靠组织上了解，这当然很重要，今后也还需要；但实践证明这种单靠组织上或少数人的方法有局限性，有时不容易看准。孟夫子曾经讲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把大范围民主推荐或评议干部的方法坚持下去，普及开来，形成制度，使干部的发现、任用、考核、奖惩放在群众参与的基础上，不但可以避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还会增强干部的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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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88年3月5日为《天津日报》“您心目中的领导者形象”专题讨论做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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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表扬与惩处，上升与下降都要以群众的意见为依据。只有这样，干部的眼睛才能向下，而不是向上或走后门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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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1年10月4日在天津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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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得到尊重，这些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中国政府签署并遵循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我们也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即使是世人公认的最一般原则，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也未必行得通。比如生孩子，生多少是妇女的基本权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拥有12.5亿人口的中国，就必须加以引导，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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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00年5月17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就人权问题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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