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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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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7]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8]，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c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后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9]。进入90年代后，美国的又一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10]，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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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于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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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自我辩护做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作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但也道出了某些实情。在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都充分地暴露出了其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唯一的目标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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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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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 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12]。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做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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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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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几乎是对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部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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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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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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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并且，那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伊、希尔斯、克罗斯兰、李普塞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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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之后，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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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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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贝尔自己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一部前后连贯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线索联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一番社会学考察；考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宗教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作一些社会学研究，以期证明19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无力处理20世纪的美国社会正面临的极其鲜明的复杂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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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属于实证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不过，贝尔还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出了一些预测。在考察了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再地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于第三世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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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由知识分子来推行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方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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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增补的结语的最后几页中，贝尔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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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结束了本书。从政治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不是想要人们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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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词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激情，去抹掉最近40年的教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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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对于20世纪后半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亚洲、非洲各地兴起，预见到了地区性意识形态的兴起。他预见到这些新式意识形态将同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发展经济和增强本民族或本国的实力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经济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题，而“革命”、“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将成为过去。这是由普遍性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所带来的话题。然而，在当时情况之下，那种普遍性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日益激化的趋势。这种激化构成了冷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精神斗争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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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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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经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反映的并不是贝尔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它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贝尔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现实中去寻求可靠的依据。因而它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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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反对19世纪的普遍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把这两者要么看做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做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就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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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人们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19世纪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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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显然地，其中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联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曾经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象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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