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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的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16]的政治运动的两难境况。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不为“常规”道德问题所困扰。所以，为了达到其目的，任何手段，所有手段——包括谋杀和恐怖——在道义上都是可行的。与此相反，在现实中谋求生存的工会运动务必使自己同社会相适应。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此它很难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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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意识形态的终结》到一些西方国家对某些重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去寻找和确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践方面。贝尔认为，战后西方一些国家很快就走向了这条道路。例如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在短短7年时间里便确立了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和国家卫生体系，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贝尔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提到了克罗斯兰。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反省，把平等、机会和美德作为英国工党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后来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64年）中阐发了这些观点。贝德•戈德斯贝格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声明自己不再是一个“阶级政党”，认为民主是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的核心。它寻求改革而非革命。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贝尔看到了改良主义的希望。为此，他推崇走一条合法的工联主义道路，主张实实在在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建立一种工联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即如他后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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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意识形态的终结》还试图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到理论的支持。贝尔认为，这个论题得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支持。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阶级不可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按照一个单一的尺度来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划分的东西。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奥托•基希海默强调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19世纪政党的衰微”的主题。贝尔指出，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由两个人提出的思想反叛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们在说服思想界接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他的著作《将来的权力斗争》在大萧条时期成为一本畅销书。另一个是路易斯•科莱。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1932年）认为，由于利润率下降，一场无法避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来临。20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变成了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先驱。但是正如科莱说的那样，那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统制的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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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还提到了勒纳的《控制经济学》（1944年）。他认为，勒纳为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纳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的一位官员的时候，兰格不再提倡“市场社会主义”。勒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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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指出，竭力推崇“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的还有一个人物是瑞典政治评论家赫尔伯特•廷格斯顿。1955年，廷格斯顿在总结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处泛滥……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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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贝尔提出了一个代替由“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留下的空缺的方案。他认为：“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那样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失败无疑；如不努力地澄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在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实用主义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做弥补社会弊端和无能的工具。”[20]贝尔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哪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它迎合了当时美国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后，这个主题在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言论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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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辣手的难题的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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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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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尤其是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右翼思想家们对它表示了热烈欢迎，而左翼思想家则对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且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之中。批评家哈瓦德•布里克对这场争论作了这样的评论：它“逐渐地承载起了随后几年知识界热点问题的分量：什么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景和局限；激进运动在美国何以必败无疑；知识分子应该对其国家和文化担负起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的社会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究竟是敌对的姿态还是肯定的姿态，在何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在得势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滥用权力的错误”。经过28年之后，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对思想界对他的著作的各种批评进行了归类。他把它们归结为五个不同层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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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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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以专家制定的技术治国方略代替社会上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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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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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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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事件所证伪。那些事件证明，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获得了新的高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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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批评，贝尔一一作出了反驳。贝尔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对其有关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战，那些变化危及了19世纪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关于西方社会的描绘和预言，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两极化的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这些批评都没有涉及这样一个论点：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也不是各国经济对抗的反映，而是各国历史冲突的结果。这些批评都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力量的性质方面的结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私有财产作为反对技术技能的一股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或者说，作为社会的职业基础，“工薪阶级”的兴起取代了“无产阶级”。如布里克指出的那样：“显然地，没有一个贝尔的批评家直接地对其核心论点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已经不再相关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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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贝尔否认存在着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认单一的模式适用于解决一些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贝尔回避单一的概念术语（如“资本主义”），回避对相关的复杂问题作出分析性区分。这些分析性区分几乎贯穿于这本书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每一次讨论中。因此，批评家们很容易把他的非整体性分析当作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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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重大反响，还因为它触动了西方知识分子自身的状况。在对浪漫的激进主义感到悲观绝望因而抛弃它成为一种基本格调的情况下，许多批评家从这本书中愤怒地读出了自己的推测，便顺理成章地对它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推测道：假如承认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知识分子“将无法扮演作为独立批评家和观察家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将剥夺知识分子的生存权。因此它同福柯关于普遍性知识分子的衰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话题直接引申出了关于“人的死亡”、“理性的死亡”、“浪漫主义的终结”、“乌托邦的消解”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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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贝尔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在为现状作辩护的论断是无的放矢的。贝尔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任何一个单一的术语，诸如“资本主义”，都无法包容社会的不同维度：由势均力敌的集团所组成的信奉着不同价值观念和推崇着不同权利主张的民主政体、复合经济、福利国家、社会团体的多元差异、不同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法律体系，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维度直接地依赖于其他维度。民主政体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在司法体系和社会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中具有其独立的根源。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职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张——在过去几十年里黑人进入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证明——并不是依赖于经济上的阶级冲突。不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确实提倡过在社会民主方向上的“逐渐”变革，并且在这一点上呼应了或预示着后来的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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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贝尔认为，断定《意识形态的终结》鼓吹对社会实施技术治国的方略，即从社会学角度杜撰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偶像”同样是无效的。因为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满”）对生活的合理化，对韦伯考虑问题的思路，感到了悲哀。并且其半数以上的文章致力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详尽的探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揭露它们对经验事实的歪曲，而且是为了证明，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在从事社会分析时阐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测性角色。并且，贝尔既承认社会政策离不开经验依据，又坚持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学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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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贝尔还反驳了由哲学家亨利•艾肯提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在政治生活领域道德话语的终结和融贯的‘实用主义’话语的开始”的指责。艾肯把贝尔称作“修辞学的终结”[23]的意思曲解为“雄辩的终结”、“道德判断的终结”、“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者一直害怕诗歌）、“形象语言的终结”，并因此指责贝尔提倡一种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哲学。贝尔认为，艾肯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实用主义了，而实用主义是对立于政治话语和第一原理的。为此，贝尔辩护道，像艾肯之类的误解都源于他们混淆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不过，贝尔所自我否定的这一方面被后来的美国哲学家、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所继承，罗蒂的“民主先于哲学”观念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念在哲学上的表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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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贝尔承认，由米尔斯作出的尖锐而严厉的攻击具有转折性意义。米尔斯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于冷战的庆贺”。1960年，左翼激进分子米尔斯写了一封著名的“写给新左派的信”，发表在英文版的《新左派评论》上。他在信中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地过时的”；作为变革的代理人，工人阶级是“历史地过时的”；并且，一种新的力量，“一个赞成变革的可能是直接地激进的代理人”正在崛起，它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因此，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高涨似乎否证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强度、其愤怒、其言语、其对于激进变革的呼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意识形态的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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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米尔斯的这种批评，贝尔作了如下反驳。贝尔认为，这种激进主义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它甚至形成不了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上的激进主义，而并不预示着新的意识形态。贝尔看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主义融合了四股不同的思潮：一种崇尚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现，包括性和毒品；黑人权利运动的戏剧性崛起导致了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蔓延的烧杀和抢掠；“解放”运动的泛滥，以及自觉地声明对立于西方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的传播；激起学生强烈不满的越南战争，大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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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贝尔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另有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将崛起。贝尔认为，因为人们在西方看到的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文化（和代际）现象。如果说有一个单一的象征性的文告可以来规定这一现象的话，那么它将是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的紧锁着的房门上的那份著名的海报：“正在开始的这场革命不仅要对资本主义发难，而且要对工业社会发难。消费社会必须死亡。异化社会必须从历史上消失。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贝尔认为，在所有的这些骚乱中，不存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纲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强烈的罗曼蒂克的渴望，那些渴望只是对于前几代人向往的牧歌式田园生活的重温而已。它是对理性的反动，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反动，甚至是对文化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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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承认存在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探讨过的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已经不再拥有权威的过时的精英（包括大学教授）的特权问题；伪造的批量生产的文化的问题；当今的大众文化的泛滥问题，并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摇滚和重金属音乐本身是那种文化之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涉及意识形态。上述运动都是对于社会约束的反动。当个体进入新的官僚秩序世界时，这些约束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东西。正如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卢德派机器破坏者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原理作出了反应一样，贝尔把这些反动描述为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次“阶级斗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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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贝尔认为，在1968年的世界性大学生运动之后留下了试图去探索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代人。但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激进分子；而是每一代新的激进分子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在大学里，在出版界，在传媒，寻找其位置的一代人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在重新被发现的卢卡奇的著作中，在安东尼奥•葛兰西被公开的札记中。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一致地采用了文化批判，而不是经济批判或计划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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