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2436
第四，贝尔认为，断定《意识形态的终结》鼓吹对社会实施技术治国的方略，即从社会学角度杜撰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偶像”同样是无效的。因为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满”）对生活的合理化，对韦伯考虑问题的思路，感到了悲哀。并且其半数以上的文章致力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详尽的探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揭露它们对经验事实的歪曲，而且是为了证明，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在从事社会分析时阐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测性角色。并且，贝尔既承认社会政策离不开经验依据，又坚持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学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1702242437
1702242438
第五，贝尔还反驳了由哲学家亨利•艾肯提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在政治生活领域道德话语的终结和融贯的‘实用主义’话语的开始”的指责。艾肯把贝尔称作“修辞学的终结”[23]的意思曲解为“雄辩的终结”、“道德判断的终结”、“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者一直害怕诗歌）、“形象语言的终结”，并因此指责贝尔提倡一种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哲学。贝尔认为，艾肯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实用主义了，而实用主义是对立于政治话语和第一原理的。为此，贝尔辩护道，像艾肯之类的误解都源于他们混淆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不过，贝尔所自我否定的这一方面被后来的美国哲学家、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所继承，罗蒂的“民主先于哲学”观念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念在哲学上的表述。[24]
1702242439
1702242440
第六，贝尔承认，由米尔斯作出的尖锐而严厉的攻击具有转折性意义。米尔斯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于冷战的庆贺”。1960年，左翼激进分子米尔斯写了一封著名的“写给新左派的信”，发表在英文版的《新左派评论》上。他在信中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地过时的”；作为变革的代理人，工人阶级是“历史地过时的”；并且，一种新的力量，“一个赞成变革的可能是直接地激进的代理人”正在崛起，它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因此，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高涨似乎否证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强度、其愤怒、其言语、其对于激进变革的呼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意识形态的一个新局面。
1702242441
1702242442
对于米尔斯的这种批评，贝尔作了如下反驳。贝尔认为，这种激进主义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它甚至形成不了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上的激进主义，而并不预示着新的意识形态。贝尔看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主义融合了四股不同的思潮：一种崇尚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现，包括性和毒品；黑人权利运动的戏剧性崛起导致了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蔓延的烧杀和抢掠；“解放”运动的泛滥，以及自觉地声明对立于西方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的传播；激起学生强烈不满的越南战争，大学生运动。
1702242443
1702242444
但是贝尔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另有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将崛起。贝尔认为，因为人们在西方看到的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文化（和代际）现象。如果说有一个单一的象征性的文告可以来规定这一现象的话，那么它将是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的紧锁着的房门上的那份著名的海报：“正在开始的这场革命不仅要对资本主义发难，而且要对工业社会发难。消费社会必须死亡。异化社会必须从历史上消失。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贝尔认为，在所有的这些骚乱中，不存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纲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强烈的罗曼蒂克的渴望，那些渴望只是对于前几代人向往的牧歌式田园生活的重温而已。它是对理性的反动，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反动，甚至是对文化的反动。
1702242445
1702242446
贝尔承认存在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探讨过的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已经不再拥有权威的过时的精英（包括大学教授）的特权问题；伪造的批量生产的文化的问题；当今的大众文化的泛滥问题，并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摇滚和重金属音乐本身是那种文化之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涉及意识形态。上述运动都是对于社会约束的反动。当个体进入新的官僚秩序世界时，这些约束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东西。正如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卢德派机器破坏者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原理作出了反应一样，贝尔把这些反动描述为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次“阶级斗争”。[25]
1702242447
1702242448
总而言之，贝尔认为，在1968年的世界性大学生运动之后留下了试图去探索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代人。但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激进分子；而是每一代新的激进分子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在大学里，在出版界，在传媒，寻找其位置的一代人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在重新被发现的卢卡奇的著作中，在安东尼奥•葛兰西被公开的札记中。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一致地采用了文化批判，而不是经济批判或计划性批判。
1702242449
1702242450
六
1702242451
1702242452
1989年夏天，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26]该文明确地认为，随着自由民主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美获得全面的胜利，随着20世纪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成功对抗，作为一种正统的统治体系，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世界范围里获得了胜利。因此，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且它将构成历史的终结。或者说，经过漫长的历史洗礼，其他的统治形态都走向了衰落，而唯独自由民主保存了下来。福山的这篇论文发表不久，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共产主义体系开始迅速解体。柏林墙也迅速地坍塌。维持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宣告结束。因此，“历史的终结？”成了一篇及时的预言。它一发表便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702242453
1702242454
由于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法西斯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全面崩溃，“历史的终结？”一文把其攻击的目标明确地指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并且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当作人类历史的唯一出路。福山认为，尽管有一些国家现在还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尽管还有些国家采取的是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但是它们迟早都会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因为人类历史已经不存在别的可能性了。
1702242455
1702242456
该文发表后，为了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作出交代，福山在同一杂志的1989—1990年冬季号上发表了“对我的批评的答复”。并且他的同名著作《历史的终结》也很快地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认为，在20世纪，尽管我们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面临着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但是，我们毕竟保留了最后一个希望，即对公正、自由、民主政治实践之健全和安定的希望。因此，随着冷战结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亟须我们去给予总结。福山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最终将向终点聚集，这个终点就是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方向。
1702242457
1702242458
福山追溯了历史的终结理论的历史渊源。他认为，黑格尔、马克思和柯耶夫都提到过这个话题。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谈到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宣称历史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拿破仑与普鲁士之战）后结束，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因此主张自由国家在世界上的胜利。……他想说的是，形成近代自由国家基础的自由平等原理已经在最进步的国家里发现，并付诸于实施；没有另外一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原理和形态比自由主义杰出。换言之，自由社会已从过去社会组织所呈现的‘矛盾’中解放，结果历史的辩证发展乃告结束。”[27]在黑格尔那里，历史随着近代自由国家的成立而终结。
1702242459
1702242460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他的辩证的历史发展观，但是他认为自由社会无法解决阶级对抗问题。马克思强调，历史的终结只有在真正普遍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全球胜利之后才会到来，即只有当阶级斗争永远结束，全球共产主义乌托邦才能实现。
1702242461
1702242462
柯耶夫在《黑格尔导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即世界史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其实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后就已结束。柯耶夫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原理已完全实现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国家，也就是拥有高度物质富足与政治安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因为这些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基本矛盾。在这自我满足又自立的社会里，没有应该拼命追求的更大的政治目标，只专心一致从事经济活动。柯耶夫相信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大规模政治对立与纠纷的终结，而且意味着哲学的终结。[28]
1702242463
1702242464
柯耶夫的观点既在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中，也在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大写哲学的终结”、“大写真理的终结”思想中得到了回音。如美国新左派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理查德•沃林在最近指出的那样：“罗蒂的著作在表面上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至少部分地应该归功于一些外在于哲学的背景因素。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所有强式真理主张都确定地是徒劳的。这部著作非常相似于探讨同一主题的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过相似有争议影响的另一部著作。它就是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贝尔的一个论调是：先进的工业社会证明了对于‘乌托邦政治主张’（读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醒悟。”[29]沃林接着说：“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夸张地提到了贝尔的理论，并且在总体上对这种见解所蕴含的深厚的因袭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含义给予了明确的认可。像贝尔一样，罗蒂的理想政治制度‘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鼓励意识形态的终结，它将把反思均衡法作为讨论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唯一方法。’”[30]
1702242465
1702242466
七
1702242467
1702242468
1988年，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就政治后果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经存在过莫斯科监狱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在1956年，曾经存在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在1968年，曾经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人们消除了对它的幻想是道德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31]
1702242469
1702242470
第一，贝尔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施行的一些新政策对于经典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试图提供物质鼓励以提高产量；引入市场机制，给予企业管理者确定自己的产品和价格的决定权；甚至以破产和失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为此他否认“社会主义”还具有任何经济意义。贝尔指出，从政治上讲，东欧的局势代表着一种忧郁的矛盾。因为它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再一次颠倒。“在通往发现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试图证明，黑格尔的政治生活观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一种错误的关系。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通过赋予前者以虚假的自主权，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陈述是波兰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是那种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并且，用苏联的术语来说，是特权的‘新阶级’与社会残余部分的关系的恰当写照。”[32]我们从中读到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些思想萌芽。
1702242471
1702242472
第二，贝尔看到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景观：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社会，不仅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而且作为社会分工基本尺度的经济阶级也已瓦解。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除了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的多元身份之外，作为忠诚于某团体的标志的种族身份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并且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贝尔看到：
1702242473
1702242474
除了在现在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比在过去几百年里任何一个时候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更少的合作和协同性这一事实之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正如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埃西亚族人之间，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对抗一样……人们该如何解释可以看得到的中苏对抗，中越边境战争，越南傀儡政权对柬埔寨的占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武装对抗，以及南斯拉夫自身的分裂威胁呢？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民族对大量少数民族领土的占领，苏联对波罗的海诸国领土的占领，中亚的穆斯林民族的高人口增长率正在威胁着苏联的民族平衡，人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
1702242475
1702242476
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派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尤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的社会学范畴是多么过分地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背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的。我们还看到，马克思，甚至韦伯和涂尔干的见解是多么前后不一致。不过，那也是一次漫长而不同的探索。[33]
1702242477
1702242478
我们从中看到了亨廷顿后来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上述问题确实是任何一位关注21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学者都必须过问的问题。
1702242479
1702242480
第三，从表面上看来，《历史的终结》是对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一个总结和反动。因为它明确地宣布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终失败。由于随后几年世界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完全应验了福山的预言。为此，我们对于这两个著作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作一些细心考察，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冷战在何种意义上已经结束？或者，《历史的终结》究竟终结了什么？我们认为，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历史的终结》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连续性。那就是在其中贯穿着一条冷战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只是表明西方社会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人单方面地提出了终结意识形态之争的希望，但是，这种终结真的会由于单方面的退出而到来吗？在面临世界格局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认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由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而一再地重现。
1702242481
1702242482
第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对于意识形态在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里有可能升级的另一种表述。并且，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差异必然会有摩擦甚至冲突，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疑是引发那种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当我们在今天考虑世界新格局的时候，我们就仍然不能放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也融入了他们的社会实践之中。我们认为，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它甚至成了一个民族在观念领域寻求扩张的主要形式。因此，哪一个民族自愿放弃这一斗争形式，也就意味着它自愿放弃在数字化领域的生存。
1702242483
1702242484
第五，我们之所以要在前面大段引用贝尔的思想，并不表明我们认同了贝尔的见解，而是证明了，实际上贝尔在1988年就已经提出了后来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见解。当然，亨廷顿的著作毕竟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撰写的。但是，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贯穿于当今西方某些学术活动中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那就是，冷战的思维并不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终止，相反的，它正在以一些新的形式继续着。
1702242485
[
上一页 ]
[ :1.70224243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