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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进入20世纪之后，源于近代启蒙而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点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由于各国革命的完成或中止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发展和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后，人们开始用建设的和改革的方式来对待20世纪后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革命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不是主要的手段。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难题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是源于对革命的简单认同，而是源于对革命的辩证扬弃。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用“革命”的术语来解说它。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阶级的重新分化和分层的形成，个体社会角色认同的形成，社会关系多极化的形成。其最终结果是一个融入于世界体系之中的真正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对于中国的当前建设也许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多少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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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真正地走向终结，观念的历史也远没有真正地走向终结。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以新的形式在开展着和延续着。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终结理论，我们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也理应在新的世纪里作出东方式的回应。我们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和富裕的中国正在作出强有力的实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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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该书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较多修改。后来，该书多次印刷，但是贝尔对它在内容上不作什么改动。1988年，贝尔写了一个“跋”，对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后围绕这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和批评作出了答复和辩护。本译本参照的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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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在1960年就已经出版，但是其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着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并且较好地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我们觉得，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每一位公民来说，如果他希望了解这个第一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尤其20世纪前50年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比较生动的教材。因此，我们决定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当然，对书中存在的学理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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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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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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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6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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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3—193页）中，我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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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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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做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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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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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59—60页。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评》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麦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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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一凡先生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具有领先地位。50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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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阅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出版社1985年版；《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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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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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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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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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争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那股思潮同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而开展的争论既构成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理论来源，又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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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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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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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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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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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引用了这一短语。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又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虽然生存于这个世界但是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而放弃了政治权力目标的劳工运动是“既生存于这个世界，又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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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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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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