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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耶夫在《黑格尔导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即世界史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其实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后就已结束。柯耶夫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原理已完全实现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国家，也就是拥有高度物质富足与政治安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因为这些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基本矛盾。在这自我满足又自立的社会里，没有应该拼命追求的更大的政治目标，只专心一致从事经济活动。柯耶夫相信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大规模政治对立与纠纷的终结，而且意味着哲学的终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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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耶夫的观点既在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中，也在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大写哲学的终结”、“大写真理的终结”思想中得到了回音。如美国新左派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理查德•沃林在最近指出的那样：“罗蒂的著作在表面上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至少部分地应该归功于一些外在于哲学的背景因素。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所有强式真理主张都确定地是徒劳的。这部著作非常相似于探讨同一主题的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过相似有争议影响的另一部著作。它就是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贝尔的一个论调是：先进的工业社会证明了对于‘乌托邦政治主张’（读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醒悟。”[29]沃林接着说：“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夸张地提到了贝尔的理论，并且在总体上对这种见解所蕴含的深厚的因袭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含义给予了明确的认可。像贝尔一样，罗蒂的理想政治制度‘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鼓励意识形态的终结，它将把反思均衡法作为讨论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唯一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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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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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就政治后果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经存在过莫斯科监狱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在1956年，曾经存在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在1968年，曾经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人们消除了对它的幻想是道德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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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贝尔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施行的一些新政策对于经典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试图提供物质鼓励以提高产量；引入市场机制，给予企业管理者确定自己的产品和价格的决定权；甚至以破产和失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为此他否认“社会主义”还具有任何经济意义。贝尔指出，从政治上讲，东欧的局势代表着一种忧郁的矛盾。因为它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再一次颠倒。“在通往发现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试图证明，黑格尔的政治生活观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一种错误的关系。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通过赋予前者以虚假的自主权，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陈述是波兰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是那种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并且，用苏联的术语来说，是特权的‘新阶级’与社会残余部分的关系的恰当写照。”[32]我们从中读到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些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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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贝尔看到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景观：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社会，不仅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而且作为社会分工基本尺度的经济阶级也已瓦解。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除了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的多元身份之外，作为忠诚于某团体的标志的种族身份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并且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贝尔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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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现在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比在过去几百年里任何一个时候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更少的合作和协同性这一事实之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正如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埃西亚族人之间，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对抗一样……人们该如何解释可以看得到的中苏对抗，中越边境战争，越南傀儡政权对柬埔寨的占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武装对抗，以及南斯拉夫自身的分裂威胁呢？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民族对大量少数民族领土的占领，苏联对波罗的海诸国领土的占领，中亚的穆斯林民族的高人口增长率正在威胁着苏联的民族平衡，人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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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派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尤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的社会学范畴是多么过分地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背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的。我们还看到，马克思，甚至韦伯和涂尔干的见解是多么前后不一致。不过，那也是一次漫长而不同的探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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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看到了亨廷顿后来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上述问题确实是任何一位关注21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学者都必须过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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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表面上看来，《历史的终结》是对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一个总结和反动。因为它明确地宣布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终失败。由于随后几年世界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完全应验了福山的预言。为此，我们对于这两个著作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作一些细心考察，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冷战在何种意义上已经结束？或者，《历史的终结》究竟终结了什么？我们认为，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历史的终结》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连续性。那就是在其中贯穿着一条冷战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只是表明西方社会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人单方面地提出了终结意识形态之争的希望，但是，这种终结真的会由于单方面的退出而到来吗？在面临世界格局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认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由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而一再地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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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对于意识形态在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里有可能升级的另一种表述。并且，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差异必然会有摩擦甚至冲突，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疑是引发那种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当我们在今天考虑世界新格局的时候，我们就仍然不能放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也融入了他们的社会实践之中。我们认为，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它甚至成了一个民族在观念领域寻求扩张的主要形式。因此，哪一个民族自愿放弃这一斗争形式，也就意味着它自愿放弃在数字化领域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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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们之所以要在前面大段引用贝尔的思想，并不表明我们认同了贝尔的见解，而是证明了，实际上贝尔在1988年就已经提出了后来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见解。当然，亨廷顿的著作毕竟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撰写的。但是，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贯穿于当今西方某些学术活动中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那就是，冷战的思维并不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终止，相反的，它正在以一些新的形式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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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进入20世纪之后，源于近代启蒙而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点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由于各国革命的完成或中止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发展和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后，人们开始用建设的和改革的方式来对待20世纪后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革命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不是主要的手段。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难题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是源于对革命的简单认同，而是源于对革命的辩证扬弃。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用“革命”的术语来解说它。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阶级的重新分化和分层的形成，个体社会角色认同的形成，社会关系多极化的形成。其最终结果是一个融入于世界体系之中的真正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对于中国的当前建设也许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多少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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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真正地走向终结，观念的历史也远没有真正地走向终结。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以新的形式在开展着和延续着。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终结理论，我们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也理应在新的世纪里作出东方式的回应。我们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和富裕的中国正在作出强有力的实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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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该书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较多修改。后来，该书多次印刷，但是贝尔对它在内容上不作什么改动。1988年，贝尔写了一个“跋”，对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后围绕这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和批评作出了答复和辩护。本译本参照的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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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在1960年就已经出版，但是其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着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并且较好地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我们觉得，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每一位公民来说，如果他希望了解这个第一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尤其20世纪前50年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比较生动的教材。因此，我们决定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当然，对书中存在的学理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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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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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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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6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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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3—193页）中，我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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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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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做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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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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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59—60页。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评》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麦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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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一凡先生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具有领先地位。50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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