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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通过黑格尔（Hegel）[26]得以流行，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神学的呼应（假如不是取代）。在基督教学说中，人因堕落而同上帝分离。按照奥古斯丁（Augustine）[27]提出的教会观，时间的终结将随着基督再临而到来。到那时，人将与上帝重聚。那将是历史的终结，人在尘世的时间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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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宇宙意识，为自我意识的出现所取代。人分裂为主体和客体，主我（the I）和客我（the Me），表象和实在。通过时间，借助于概念“理性的诡计”（the cunning of reason），这个分裂经历了意识的一些内在层次，当抵达表象层次时，历史的分裂通过一些世界历史人物——比如亚历山大（Alexander）[28]、恺撒（Caesar）[29]和拿破仑（Napoleon）[30]——得到了实现。他们是通往普遍主义的清洗工具。在黑格尔的框架之中，历史的终结变成了先验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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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过黑格尔的脚本，对它作了社会定位。人类的类存在（wesen），人类的原始统一和原始的共同生活，通过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以及最为重要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而分裂。在社会水平上，历史的终结是在充分的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些分裂的终结。正如恩格斯论证的那样，在意识层次上将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由于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假象将融入物质世界，现实的结构来源。[31]在两个学说中，表象和实在的混合意味着，人将不再受鬼怪、精神和崇拜物——即宗教——的统治，用雪莱（Shelley）[3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里的话来说，人将变成“平等、没有阶级、没有部族、没有民族，/摆脱了恐惧的……王/只对自己实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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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格尔使用的极其不同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措辞相比，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3]无视其有力回声而使用了术语“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对福山来说，冷战的结束是民主和市场的胜利，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普世信条的胜利。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提出了一些普世宗教主张。尽管伊斯兰教曾经试图通过武力征服世界，一直到近代以前，天主教则试图通过世俗君主力量来征服世界，但是在今天，它们都无法成为普世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因为它的理论观点同经济、政治和宗教合而为一，而自成一家之言（就像共产主义那样）。假定民主将命令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就是假定“观念”将推动历史前进。那么，这只是站在一条片面的思想路线上：纵使历史不一定有一个目标（telos），但历史有一个方向，这等于掩盖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极其复杂性。那么，在“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在冷战结束之后，还将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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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切全都体现在了历史之中。显然，现在不是过去：虽然可以存在超越时间的持续事物——比如伟大的历史宗教，也许是最为持久的人类建制——甚至这些持续事物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及由时间带来的差异。在过去四百年里，科学技术不仅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且产生了改造自然——纵使不是改造我们人类自身——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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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定性历史呢？换言之，由于历史不是物，而是一系列变化着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开展历史研究，确立识别重要变化模式的方法呢？在传统上，我们谈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尽管通过反思可知，西方历史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亚当•斯密（Adam Smith）[34]及其苏格兰启蒙运动同道者曾经提出社会四阶段理论，它们依次是：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马克思无视这一提法，使几种生产方式成为社会演进的支撑点，它们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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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整齐划一的分期（unified periodizations）设定为理解历史的一套框架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除了存在建立一个普遍参照框架的困难以外，还存在一些很好的社会学理由。我认为，社会由三个不同领域所组成。每一个领域都遵循不同的组织“逻辑”。它们依次是：技术经济、政体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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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领域（the techno-economic realm）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由松散的相互关联单位所组成，在其中，一组变量权重的变化，对在其他变量中间相关经济行动者的决定过程具有或多或少的决定性结果。以下变化是“线性的”：假如一个新产品或一项新服务比以往的产品或服务更便宜或更有产能，那么，从成本考虑，人们就会使用它。它是一个替换过程。这个系统或多或少通过市场朝着均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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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the polity）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社会秩序、一套规则，通过强制或同意，来规制独立行动者的竞争、政治场所和社会特权的“输入”和“输出”。政体也是（因时而定的）司法行政、保护个人、惩治坏人的一套规则。套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35]的名言，国家是垄断地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社会单位。在行动者——最常见的是各种精英的聚集过程中，不存在“线性”运动，只存在经常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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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两个维度：表现艺术的风格和意义样式，历史上表现宗教意义的样式。有时，这两个维度是混合的。比如，在礼拜仪式中，天主教的连祷、音乐和教堂建筑融为一体。在“现代”，更常见的情形是，它们已经被分离开来。在表现艺术中，不存在替换原则。布莱兹（Boulez）[36]“替代”不了巴赫（Bach）[37]。更加新颖的色调或透视法为绘画拓展了人类的审美本领。在伟大的历史宗教中，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撇开所有形式变化，关于业和轮回、一神教和立约、《古兰经》和先知的核心教义，在今天仍然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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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守护着变化的入口。（比如在奥古斯都罗马或近代）不同宗教信仰或哲学主张的大汇合，为文化跨越民族边界或历史边界提供了可能性。虽然经济体系已经崩溃，政治帝国已经消亡，伟大的历史宗教和伟大的文化表现形式，古埃及浮雕和中国书画卷轴，经历了所有的无数道工序，纷纷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仍然保留着历久弥新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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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一些统一阶段，如何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入一个单一结构之中，并使之相互协调呢？[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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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呢？对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39]来说，历史由理性、激情和机遇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由国家、人民和战争所成就。对研究大清洗的历史学家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些元叙事，它们是启蒙运动、大跃进以及当前的全球化，囊括了各种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每一股思潮都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对社会学家来说，那些历史学家远离经验领域，缺乏确认社会关系样式的重要变化，理解影响日常生活——胡塞尔（Husserl）[40]称作生活世界——或生活经验的某些透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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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三个棱镜。它们不一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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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转折点（contingent turning points）：技术转折点或政治转折点，重新确定历史进程，指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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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s）：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结构为个人建立了各种关系，在社会分层系统中，个人处于一定的位置，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属于一定的等级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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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原始认同（the primordial identities of peoples）：共享着语言或宗教，通过社会学家弗兰克林•亨利•吉登斯（Fnanklin Henny Giddings）[41]称作“同类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而统一的，既在政体中又在文化中以一种普通生活来表现那种统一的共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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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事件依其本质是不可预见的。它们是不确定的，发端于千载难逢的机会，阴阳交错，千变万化。俄国二月革命（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Russia）是一系列条件的产物，那些条件产生于现存结构的破坏；然而，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同样，在纳粹党已经开始失势的紧要关头，兴登堡（Hindenberg）[42]选择希特勒做总理，可能受到了这样一个信念的诱惑：希特勒会受制于冯•巴本（von Papen）[43]和施莱彻尔（Schleicher）[44]将军。但是希特勒却灭了那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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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遇引发事件，但是事件仍然产生了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45]以绝妙短语“环环相扣的偶发事件”（interlocking contingencies）所称谓的结果。转折本身是不确定的，但随之而来的系列事件，它们的后果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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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明初创以来，制度结构一直是历史的主要框架。从技术上讲，已经存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些占优势的制度。但是从政治上讲，最为持久的制度是帝国，幅员辽阔的混合体往往借助于武力才得以维持。20世纪最为重大的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之相形见绌的一个事实是，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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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和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威廉明娜•日耳曼帝国（Wilhelminian Germany）和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的解体。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例，其谱系始于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延续了一千多年。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和拜占庭（Byzantium）存在一千年以来，未曾见过波及面如此广阔的政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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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一些巴尔干民族成为民族国家，欧洲版图被改版。在中东，诞生了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只有叙利亚具有历史同一性。由英国创立的其他国家要搞清楚他们是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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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大不列颠、法兰西、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诸帝国的终结。从废墟中诞生了超过100个新国家，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些新生国家几乎都跨越了部族和民族的古老的自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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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联帝国解体，南斯拉夫分裂，几十个民族走出阴影，寻求确立新的独特性。苏联的实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现在，这些民族正在转回过去，努力成为赫尔德（Herder）[46]意义上的民族（volk），即努力重新成为一个民族（people），它确定了20世纪终结的性质。这是给我们的时代打上自身印记的历史的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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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people）是一个没有定型的概念。不过，不同于部族或部落，民族感情是历史上最古老最强有力的感情之一。历史往往通过穷兵黩武依靠蛮力而使一个“民族”屈服。由于整个民族消亡了，通过灭绝或同化，一些民族的持久性便显得极其非同寻常，它们寻求实现自决的努力有着某些地域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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