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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种族”（race）被最常见地用来表示民族，这个术语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祖先。最早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乃非寻常之辈，但是现在这个人几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他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的第三个人（毕竟，辩证法是三一式的。），他就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47]。赫斯是一位早期黑格尔主义者，他引导马克思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当时马克思仍然沉迷于哲学），并使恩格斯信仰共产主义。赫斯与马克思商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章节，甚至参与了《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讨论。他因犹太教而与马克思闹翻。已经被拿破仑解放的那一代日耳曼犹太人，受到了由于德意志诸侯复辟而被遣送回犹太人定居点的威胁。许多犹太人，比如马克思的父亲，改了宗。赫斯的父亲则没有改宗。赫斯也没有改宗。像在他之前的费希特（Fichte）一样，马克思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小贩子民族”（huckster people），是倒退的。赫斯则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的民族”，而且他们绝不可能平静地生活在欧洲，在那里，仇恨犹太人是一大地方特色，无法根除。在1862年，赫斯写道，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获得一种国民性，建立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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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马克思的尖锐分歧中，赫斯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赫斯写道：“社会制度，像精神风貌一样，是种族的产物。”所有过去的历史都关注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是首要的；阶级斗争是次要的。当种族敌视结束时，阶级斗争也就停止了。所有社会阶级的平等紧跟在所有种族的平等之后，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社会学问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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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把历史当作一个笑话来看的人来说，马克思已经风光不再，而赫斯没有名誉扫地。作为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者（proto-Zionist），赫斯声称，一个民族，既然历史让它存活了下来，便满怀着理想，希望实现自己的渴望。经历了几乎两千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作为犹太人民族国家的以色列才得以诞生，这是民族史上最为非同寻常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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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是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不过，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49]在研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50]（他用种族来解释“人民的习惯……如何决定其生活方式、制度和政府”）时观察到，种族理论“在19世纪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他继续说道：“司汤达（Stendhal）[51]、梅瑞迪斯（Meredith）[52]、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el）[53]、卡莱尔（Carly le）[54]、詹姆斯•安乐尼•弗劳德（J.A.Froude）[55]、金斯莱（Kingsley）[56]、约翰•理查德•格林（J.K.Green）[57]、泰恩（Taine）[58]、列农（Renan）[59]（他使阿诺德对克尔特人[60]产生兴趣）、圣驳夫[61]——所有这些人建立了一种种族假说。实际上，这份名单可以包括当时谈论人类事务的几乎所有作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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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种族（race）是一个带有污点的术语，因纳粹而得污名，纵使一个人寻求较为中立的用法，种族仍然会被强烈地等同于肤色。尽管它源自赫尔德，德语“Ein Volk”是对一个令人不安的同类的奇特响应。一个国家（nation）包容了多个民族（peoples），但是，“nation”大体上是一个政治术语，同“State”具有不可避免的联系，并且同公民资格问题相抵触。（撇开其他的起源因素，那些“仅仅”碰巧在某一个国家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出生的人是“公民”［citizens］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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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续写历史”是国家的解体和作为单一社会实体之“民族”的重生，那么另一个词汇必然是不确定的。我在此采用的术语是“ethnie”，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多明尼戈•施纳佩尔（Dominique Schnapper）[63]使用的术语。“Ethnie”描述了这样一些民族，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纽带和语言，他们最深层的本能是肯定自己同属于过着共同生活的一个共同体，在其传说、诗词和歌曲中，述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直至死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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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强权帝国的解体不仅解放了许多新国家，而且解放了在那些新生国家之内的许多民族。这是到处都在发生的新景象。苏联的终结导致了15个国家的诞生或重生，其中包括变小的新国家俄罗斯。[65]现在仍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留在了这些新国家。以前，作为控制工具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往往享有特权；现在，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民族，这是他们从未料到的处境。虽然在新的俄罗斯联邦里，俄罗斯人构成了人口的绝对多数（约占人口的80%），许多非俄罗斯族的国民，有他们自己的基于种族边界承认的共和国，占据大约53%的俄罗斯联邦国土总面积。像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乌德穆尔特、布里亚特、图瓦、科米以及雅库特，全都在宪法中声称希望实现在其共和国境内作为一个种族的优先地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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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方面，即使独立国家也存在着自己的困难。塔吉克斯坦——最早以中亚居民为世人所知的一个讲波斯语的民族的后裔——有五百余万人口，但是只有60%的人口是塔吉克斯坦人。乌兹别克人构成了其人口的25%。有一千四百多万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国家。大量的塔吉克斯坦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大约相似数量的塔吉克斯坦人生活在阿富汗。俄罗斯人，不到塔吉克斯坦人口的10%，在产业、职业、政界和军队占据着重要位置。1992年，由于乌兹别克少数民族在俄罗斯支持下控制了资本，内战爆发。在联合国的协调下，谈判各方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解决方案。这里是欧亚的核心地带，曾经是古老丝绸之路和豪斯霍费尔世界军事力量学说的发源地。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续写历史中的这些种族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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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为世界所知，就是在面对残暴的俄罗斯远征镇压时顽强抵抗而爆发了独立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民族受到斯大林的驱逐，他们背井离乡（因担心国家分裂），被全部驱赶到亚洲，一直不允许回来。但是，作为米哈依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67]伟大浪漫主义故事集《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的读者都知道，那是一部充满崇山峻岭之旷野与壮美、激情与野性的著作，高加索人似乎一直是为战争而生的。50个少数族群生活在绵延900公里的高加索山脉一带。在南边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前两个民族信奉东正基督教文化，第三个民族是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后裔。四种不同文明相互交融和重叠，分别产生出土耳其草原文明、中东文明、东欧文明和高加索自身的文明，在这里，尚武好战有着千年传统。共产主义的90年统治无法消除这些深层隔阂。它们在当代仍然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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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正在面临如此局面。1945年铁托的胜利给该地区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和平。新生的南斯拉夫由6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希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外加两个自治地区，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但情况反复，变幻无常。南斯拉夫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甚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斯洛文尼亚，民族和国家才是衔接的。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多民族的联合体。尽管南斯拉夫将要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但是事实是，在二千万人口中，仍然有四百万人口或居无定所，或离乡背井，他们现在仍然是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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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为纠结的是每个民族作为一个种族（ethnie）的深层情感，往往令人无限缅怀和留恋，长达千年之久。在不同统治者数十个前后相继的朝代里，只有过去的传说才能把他们牢牢地维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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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曾经写道，斯洛文尼亚“几乎遭受了与欧洲事务有所牵连的每一个人的蹂躏”。统治他们时间最长的主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该王朝几乎统治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19世纪初，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法国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在法西斯时期，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落入了希特勒帝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魔爪。再后来，俄国人接管斯洛文尼亚，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成了斯洛文尼亚的主人。在1991年，它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公元6世纪，斯洛文尼亚人就已经是来自维斯杜拉河和奥德河流域伟大的斯拉夫移民的一个分支。在奥地利人统治下，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但是他们的国民意识在19世纪发生了特殊转折，正如当时的许多欧洲民族做的那样，当时拿破仑努力把他们囊括进他的“伊利里亚行省”之中。在抵抗过程中，他们的诗人发展了一种关于过去的传奇和民谣文学。有可能这些故事是杜撰的和附会的。但重要的事实是，斯洛文尼亚人对它们信以为真，它们成为把斯洛文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重新联结到一起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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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是公元7世纪来到巴尔干的一个斯拉夫民族，驱逐了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和大夏人。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传奇已经成为贯穿其历史的一条红线。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科索沃盆地黑鸟场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有可能活捉了塞尔维亚的领袖拉扎尔郡主（Prince Lazar）[68]。他的故事提到：“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战死沙场。”宁死不屈，成为该民族意识的基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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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的历史是一部贯穿着漫长的血腥战争和反叛的历史。我们再来谈一谈拉扎尔郡主。他的传奇由教会抄写员记录下来，在民间诗歌中反复传唱。在1401年或1402年，拉扎尔的尸体被安放在一个修道院里，那是他在拉维尼加建立的修道院。他的尸体穿着外套，衣服上绣着张牙舞爪的狮子，盖着一块红色的裹尸布。在那场伟大战争60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的尸骸在修道院之间进行巡回展示。今天，拉扎尔遗留的尸骸再一次安放在了拉维尼加修道院。在周日，棺材打开，只有他的褐色的萎缩的双手露出了裹尸布。谁能无动于衷呢？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统治当局玩的把戏？也许是的。不过事实依然是，人民相信，这些传奇，以及过去，都是有过的。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拉扎尔郡主已经永垂不朽。拉扎尔郡主永垂不朽。拉扎尔郡主将永垂不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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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80%的土地和世界上80%的民族，都在西方列强统治之下。殖民主义以令21世纪历史学家诧异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政治史上以独一无二的速度走向了终结。53个主权国家（还有少数附属国）诞生自大不列颠帝国。20个国家诞生自法国统治，其中16个在非洲，2个在北非，2个——越南和柬埔寨——在亚洲。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令人称奇地，120个新生国家诞生于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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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今世界中，一个最显著的社会事实是，世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多元国家，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拥有多种文化权利的语言团体或族群杂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同种的。日本曾经以为是同种国家，但是现在有了许多韩国侨民居民点，甚至有华人和巴基斯坦工人散落在东京和大阪近郊。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公开承认移民成为其工作适龄人口，以压缩退休和年长者的劳工比例。瑞典曾声称是文化单一国家，现在已经不得不去处理吉卜赛人和土耳其人族群，他们已经成为当局的难题。新加坡承认大量的巴基斯坦工人和其他外来工人，通常要五年之后才驱逐他们，以维持对这个城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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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少有国家能避免这个问题。在英国，（依照进化而非革命的节奏）权力下放已经变成得到承认的政策：苏格兰现在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文化生活措施，如教育；威尔士有自己的集会；北爱尔兰将变得更加不受英国官方控制。甚至产生了下一个十年英国是否会瓦解的问题。比利时彻底地分裂为佛兰芒人和华隆人两个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存在着大量匈牙利少数民族。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境内，有着盘根错节的格局。还存在着库尔德人，他们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仍然寻求着自己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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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民族运动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然而针对当前广泛爆发的民族运动，是否存在某个解释呢？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成为答案，它由以下因素所促成：浪漫主义，作家的歌曲诗文，以及像加里波第（Garibaldi）[70]那样火焰般红衫领袖的作用，从地区向国家范围的工业和贸易增长而导致的制度基础，因而需要国家层面的政治治理，如关税和进出口控制，更不用说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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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矛盾意义的是，今天，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其理由却正好相反。其构造力量是经济全球化，资本、货币和商品流跨越了国界，人民也随之而流动。许多国家已经丧失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而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控。通过使本币依附于美元的“美元化”，来使本币作为国家信用和汇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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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曾经是适应经济活动新范围并且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适当工具。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民族国家开始日益融入地区势力之中，比如欧共体（欧元）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者把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一个单一的生产和贸易区。日本的资本投资实力织就了一个亚洲强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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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政治分裂，西方帝国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同盟的崩溃，更为分裂加上了额外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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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是否存在着一个新气象呢？我们纵使撇开正在崛起的强国中国和印度的角色，略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种族冲突和其从资源基地向后工业世界转变的无能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仍然可以持有一种建设性见解。它将是一个重新配置生产和技术的全球经济社会，[71]一些带有统一预算和福利规则的区域政治集团，以及在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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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大陆社会，美国是持这种充满希望见解的模范。尽管存在着种族紧张，美国已经把黑人社区带入了政治体系之中，它已经由以下事实所见证：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美国城市（波士顿除外），都有过黑人市长，再加上数百名地方黑人官员。不过，经济差异仍然存在。美国已经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持续的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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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除了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由帝国崩溃产生的溢出效应之外，种族冲突已经不再发生（尽管在一些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暴力偶有发生）。加泰罗尼亚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自治的范例，在德国，对土耳其社区的宽容表明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政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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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良性的见解，假如它不是一个可喜的希望。在把历史看做各民族（不只是制度或结构）历史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世界各地，由各个民族提出的日益高涨的文化自治（假如不是政治自治）呼声，比如魁北克、恰帕斯[72]、巴斯克、伦巴、科西嘉、科索沃、库尔德、车臣、克什米尔、泰米尔、西藏、巴勒斯坦、东帝汶，以及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五六个种族提出的文化自治呼声。[73]这能够实现吗？《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已经被欧洲理事会40个成员国所采纳，并于1998 年3月生效，赋予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使用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以“不可让渡的权利”，规定这些语言是由其所占人口大大地少于国家其余人口的国民“在传统上使用的”语言。尽管在理论上成立，但是只有8个国家批准了该协议，法国以存在对母语正常性的所谓威胁为借口否决了该协议。这些不是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而是国家内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那是若隐若现的历史，却更贴近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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