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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这些国家是在巴尔干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东欧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库索沃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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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参阅安那托利•M.哈扎诺夫“俄罗斯联邦中的种族民族主义”，载于《代达罗斯》（Daedalus）1997年夏季刊，第13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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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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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拉扎尔郡主（1329—1389）：塞尔维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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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它只是一个权力问题吗？例如，我想起了米哈罗•马科维奇（Mihalo Markovic）的故事。在铁托当政时期，他是一个坚强的异议分子，后来成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杂志《实践》（Praxis）的编辑，他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us）和政治理论家塞拉•本哈比布（Seyla Benhabib）有过合作。在铁托当政时期，他被流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天，作为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是米罗塞维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通过引用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中拯救合众国的努力，来替塞尔维亚反对克罗地亚和波希尼亚作辩护。在国际通信委员会期刊《通信》第4期中，我曾经详细写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战冲突。有关塞尔维亚历史的讨论，我引自梯姆•犹大的出色著作《塞尔维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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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加富尔和马志尼）。——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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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我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000年版新版“前言”中详细论述了那个问题（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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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恰帕斯（Chiapans），墨西哥南部一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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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参阅乌斯特•汉纳姆《自治、主权和自决》修订版（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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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1961年英文版作者序——令人不安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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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属于民众，属于能对事物作出简明解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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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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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重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强行”扩张——那种扩张推翻了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早期推测、永久性军队编制的创立、雄厚的防御性经济的建立，再加上冷战紧张气氛的持续加强，使得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这10年里，在阶级结构方面，尤其在白领阶级成长和郊区扩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我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在国内，我们专注于“自我”和“身份”问题，不仅突出了精神分析的地位，而且有赖于通俗社会学之镜。托克维尔（Tocqueville）[2]曾经谈到美国人“令人不安的自负”。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这种自负曾使他“听不进最轻微的批评，而只想听恭维的好话”。现在，这种自负已经被一种令人焦虑的自卑所代替：害怕受到责难，一味地渴求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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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探讨美国人的性格结构，我也不想探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或美国政治的特质。如我在“美国过去的折射”一文中表达的那样，我怀疑任何一组镜子能否映射和捕获到美国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在本书中，我想要强调的是，简单化处理的错误以及由简单化处理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陷阱；这些尝试当然是批判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S.Mill）[3]在讨论边沁（Bentham）[4]的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批评家是生活在精神王国最底层的人。那么，我从底层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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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在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点最为明显。“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这一概念变成了对美国生活进行激进的和盛气凌人的非难的主旨，变成了试图以精英方式看待美国政治的主旨。我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集团利益和地位抱负被转变成各种政治观念，其性质推翻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和大众的传统理论。除此以外，这10年的政治是最近社会变化的根源。同20年以前相比，它受到了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热点几乎完全是国内的；用社会经济术语来说，那个阶段的社会分裂是国内分裂，且大多是阶级分裂。在今天，这一点已经没有多少意义。20年以前的阶级阵线和最近10年的阶级阵线在今天也已大不相同。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任何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而是取决于国际事件。作为政治的表现，外交政策是许多因素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直是对俄国意图的评估。起初由凯南（Kennan）、艾奇逊（Acheson）和杜鲁门（Truman）[5]等人作出的那种评估，即遏制的需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后来的历届政府所继承。这种评估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整个后果产生了影响：扩军备战、区域军事联盟的形成、“双重经济”的产生、科学和科学家的新作用，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塑造了整个美国的社会面貌。因此，不能作出简化论者易于产生的宏大理论概括，关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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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探讨宏观理论为主。第二部分则近乎微观地考察了对美国社会所作的各种细致研究。就整体而言，它们试图证明美国生活的复杂性。例如，“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一文尽管对赌博业的社会组织进行了一种可能与众不同的描述，但它也是一种关于族群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理论，并且是以“边缘的”方式攀向成功的阶梯的一个案例。（在这一意义上，它也许是涂尔干［Durkheim］[6]如下悖论性评论的一个佐证：社会离不开犯罪。）讨论码头装卸工人的那篇论文说明了生态和市场因素——在这个例子中是交通拥挤和“时间”成本——如何产生了在船运公司和非法团伙及政客之间进行通融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深嵌在这个行业的经济结构之中。讨论工会的文章分析了在制度挑战顺应现行特权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身份因素的相互作用。讨论工作的那篇文章是本书中最长的。它企图说明毫无保留地接受“效率”观念是产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会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这些论文的要旨在于作出一些分析性区分。我希望在进一步社会研究中能够证明这些区分是富于成果的：社会运动和市场工联主义的区分、族群演替（ethnic-group seccession）和社会流动的区分、身份集团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区分、技术和决策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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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部分对美国激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讨。它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苏联行为的性质对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篇论文试图解释我们所知的俄国意图。异化和剥削论题对激进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观念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主要见解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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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是在10多年时间里完成的。它们不仅是由问题而且是由思想倾向串联起来的。它们是为那些虽非内行但受过教育的、对各种观念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在今天，承认自己对观念感兴趣几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社会科学的语言是假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程序是由众多变量组成的（即孤立的单因子或群，使其他因子为常量，以检测特定变量的重要性或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并且是量化的。在技术方面受过训练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瞧不起观念和历史，把它们看做模糊的和不精确的东西。人文学者则嘲笑社会科学家的各种行话和通常微不足道的结论。双方都在揭对方的短。不过，谁也没有对以精确性而非模糊性为目标的语言或程序表示异议，尽管它们充满着技术性术语，但是通过利用抽象样式，最好的程序也会缩小一个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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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注的问题与此不同。我对社会描述感兴趣，对解释感兴趣，对构筑现实的轮廓感兴趣，但是对受控制而抽象的假设的检验不感兴趣。但是它未必比学院派社会学更不“科学”。它也不是真正“文学的”。这样的社会学是“继往开来的”，它能让人豁达地待人接物，处事不乱。它既和学院派社会学相一致，因为它运用了相似的概念（团体、身份、社会流动）；又和文学分析相一致，因为它也对社会活动的道德因素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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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关注点不同于文学分析关注点，其方法和考察引向的是不同方向。例如，两者都会对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威廉•英奇（William Inge）[7]的剧本反映美国男性变化着的社会和性反应方式产生兴趣。但是文学分析（如莱昂内尔•特里林等较年老一代的实践和罗伯特•布鲁斯坦［Robert Brustein］[8]等较年青一代的实践）寻求的是经验原型或根本理念。社会学分析接受这一点，但它寻找典型事物，或者一套观念与其他社会风俗的相关性。文学分析是文本的；它把“作品”看做它的世界。社会学分析是语境的；它努力寻求更广阔的背景，以便把各种区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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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从批判立场，避免使用各种行话，来探讨社会学问题。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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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社会学分析文章的作者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我的观点是反意识形态的，但不是保守的。在最近10年里，我们目睹了19世纪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衰落。那种思想体系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针对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些意识形态对思想和情感的整个强制性承诺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害怕“群众”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这是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基础。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忧虑。不过，要想使拒斥意识形态具有意义，那么它必定不仅意味着批判乌托邦秩序，而且意味着批判现存的社会。（我们禁不住想起了喜欢调侃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辩证定义：资本主义被说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则恰好与之相反。）留给批评家们去探讨的问题是异化的强硬性、他者的意义。怀疑的呼声盖过了信任的呼声。人的承诺就是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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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是一种超然。它使人避免陷入任何单一事业，也使人不至于将社群的特定表现视为终极因素。异化也不是根除，不是对人的根基或国家的否认。一些非官方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担心，批评美国将影响亚洲和非洲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反美派，反对民主的价值。这是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偏见。党派人士和批评者都是持续对话的合法声音。对话是各种观点和经验的检验。这样的社会是最充满生机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因此，一个人在不成为国家敌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成为国家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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