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2869
1702242870
1702242872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1961年英文版作者序——令人不安的自负
1702242873
1702242874
未来属于民众，属于能对事物作出简明解释的人们。
1702242875
1702242876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
1702242877
1702242878
本书着重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强行”扩张——那种扩张推翻了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早期推测、永久性军队编制的创立、雄厚的防御性经济的建立，再加上冷战紧张气氛的持续加强，使得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这10年里，在阶级结构方面，尤其在白领阶级成长和郊区扩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我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在国内，我们专注于“自我”和“身份”问题，不仅突出了精神分析的地位，而且有赖于通俗社会学之镜。托克维尔（Tocqueville）[2]曾经谈到美国人“令人不安的自负”。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这种自负曾使他“听不进最轻微的批评，而只想听恭维的好话”。现在，这种自负已经被一种令人焦虑的自卑所代替：害怕受到责难，一味地渴求恭维。
1702242879
1702242880
我不想探讨美国人的性格结构，我也不想探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或美国政治的特质。如我在“美国过去的折射”一文中表达的那样，我怀疑任何一组镜子能否映射和捕获到美国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在本书中，我想要强调的是，简单化处理的错误以及由简单化处理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陷阱；这些尝试当然是批判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S.Mill）[3]在讨论边沁（Bentham）[4]的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批评家是生活在精神王国最底层的人。那么，我从底层开始吧。
1702242881
1702242882
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在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点最为明显。“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这一概念变成了对美国生活进行激进的和盛气凌人的非难的主旨，变成了试图以精英方式看待美国政治的主旨。我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集团利益和地位抱负被转变成各种政治观念，其性质推翻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和大众的传统理论。除此以外，这10年的政治是最近社会变化的根源。同20年以前相比，它受到了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热点几乎完全是国内的；用社会经济术语来说，那个阶段的社会分裂是国内分裂，且大多是阶级分裂。在今天，这一点已经没有多少意义。20年以前的阶级阵线和最近10年的阶级阵线在今天也已大不相同。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任何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而是取决于国际事件。作为政治的表现，外交政策是许多因素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直是对俄国意图的评估。起初由凯南（Kennan）、艾奇逊（Acheson）和杜鲁门（Truman）[5]等人作出的那种评估，即遏制的需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后来的历届政府所继承。这种评估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整个后果产生了影响：扩军备战、区域军事联盟的形成、“双重经济”的产生、科学和科学家的新作用，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塑造了整个美国的社会面貌。因此，不能作出简化论者易于产生的宏大理论概括，关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
1702242883
1702242884
第一部分以探讨宏观理论为主。第二部分则近乎微观地考察了对美国社会所作的各种细致研究。就整体而言，它们试图证明美国生活的复杂性。例如，“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一文尽管对赌博业的社会组织进行了一种可能与众不同的描述，但它也是一种关于族群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理论，并且是以“边缘的”方式攀向成功的阶梯的一个案例。（在这一意义上，它也许是涂尔干［Durkheim］[6]如下悖论性评论的一个佐证：社会离不开犯罪。）讨论码头装卸工人的那篇论文说明了生态和市场因素——在这个例子中是交通拥挤和“时间”成本——如何产生了在船运公司和非法团伙及政客之间进行通融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深嵌在这个行业的经济结构之中。讨论工会的文章分析了在制度挑战顺应现行特权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身份因素的相互作用。讨论工作的那篇文章是本书中最长的。它企图说明毫无保留地接受“效率”观念是产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会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这些论文的要旨在于作出一些分析性区分。我希望在进一步社会研究中能够证明这些区分是富于成果的：社会运动和市场工联主义的区分、族群演替（ethnic-group seccession）和社会流动的区分、身份集团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区分、技术和决策的区分。
1702242885
1702242886
最后部分对美国激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讨。它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苏联行为的性质对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篇论文试图解释我们所知的俄国意图。异化和剥削论题对激进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观念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主要见解和不足。
1702242887
1702242888
这些文章是在10多年时间里完成的。它们不仅是由问题而且是由思想倾向串联起来的。它们是为那些虽非内行但受过教育的、对各种观念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在今天，承认自己对观念感兴趣几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社会科学的语言是假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程序是由众多变量组成的（即孤立的单因子或群，使其他因子为常量，以检测特定变量的重要性或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并且是量化的。在技术方面受过训练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瞧不起观念和历史，把它们看做模糊的和不精确的东西。人文学者则嘲笑社会科学家的各种行话和通常微不足道的结论。双方都在揭对方的短。不过，谁也没有对以精确性而非模糊性为目标的语言或程序表示异议，尽管它们充满着技术性术语，但是通过利用抽象样式，最好的程序也会缩小一个人的视野。
1702242889
1702242890
我所关注的问题与此不同。我对社会描述感兴趣，对解释感兴趣，对构筑现实的轮廓感兴趣，但是对受控制而抽象的假设的检验不感兴趣。但是它未必比学院派社会学更不“科学”。它也不是真正“文学的”。这样的社会学是“继往开来的”，它能让人豁达地待人接物，处事不乱。它既和学院派社会学相一致，因为它运用了相似的概念（团体、身份、社会流动）；又和文学分析相一致，因为它也对社会活动的道德因素感兴趣。
1702242891
1702242892
社会学关注点不同于文学分析关注点，其方法和考察引向的是不同方向。例如，两者都会对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威廉•英奇（William Inge）[7]的剧本反映美国男性变化着的社会和性反应方式产生兴趣。但是文学分析（如莱昂内尔•特里林等较年老一代的实践和罗伯特•布鲁斯坦［Robert Brustein］[8]等较年青一代的实践）寻求的是经验原型或根本理念。社会学分析接受这一点，但它寻找典型事物，或者一套观念与其他社会风俗的相关性。文学分析是文本的；它把“作品”看做它的世界。社会学分析是语境的；它努力寻求更广阔的背景，以便把各种区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1702242893
1702242894
我希望从批判立场，避免使用各种行话，来探讨社会学问题。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1702242895
1702242896
撰写社会学分析文章的作者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我的观点是反意识形态的，但不是保守的。在最近10年里，我们目睹了19世纪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衰落。那种思想体系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针对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些意识形态对思想和情感的整个强制性承诺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害怕“群众”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这是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基础。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忧虑。不过，要想使拒斥意识形态具有意义，那么它必定不仅意味着批判乌托邦秩序，而且意味着批判现存的社会。（我们禁不住想起了喜欢调侃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辩证定义：资本主义被说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则恰好与之相反。）留给批评家们去探讨的问题是异化的强硬性、他者的意义。怀疑的呼声盖过了信任的呼声。人的承诺就是人的使命。
1702242897
1702242898
异化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是一种超然。它使人避免陷入任何单一事业，也使人不至于将社群的特定表现视为终极因素。异化也不是根除，不是对人的根基或国家的否认。一些非官方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担心，批评美国将影响亚洲和非洲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反美派，反对民主的价值。这是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偏见。党派人士和批评者都是持续对话的合法声音。对话是各种观点和经验的检验。这样的社会是最充满生机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因此，一个人在不成为国家敌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成为国家的批评者。
1702242899
1702242900
在这一版里，我对结论性的一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作了许多扩充，以追溯术语“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并澄清术语“意识形态”的多种用法。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任何一个“信念体系”，而是把它看做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正如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9]在著作《文化绝望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中提到的那样，我注意到，我大体上把这一术语应用到左派思想上，因此限制了它的范围。的确如此。不过，由于既存在左派“意识形态”，也存在右翼“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历史语境规定了他的用法；“意识形态”一词是“左派”的产物，并在那个语境下获得了有区别意义的反响。这曾经是我讨论的焦点。我还增加了讨论新的“革命修辞学”的一些章节，一些“新左派”成员曾经采用那种修辞学论证新兴国家镇压自由的合理性。
1702242901
1702242902
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论舆论在劳资争端中的作用”是以《塔夫特—哈特莱法》[10]为背景而撰写的论文，讨论了在那场争论中那个法对舆论的操纵，该文已无多少历史价值，我把它给删掉了。
1702242903
1702242904
丹尼尔•贝尔
1702242905
1702242906
哥伦比亚大学
1702242907
1702242908
1961年3月
1702242909
1702242910
[1]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巴塞尔大学历史学与艺术史教授，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等。——译者
1702242911
1702242912
[2]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等。——译注
1702242913
1702242914
[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论代议制政府》、《效益主义》、《女性的屈从地位》、《论社会主义》等。——译注
1702242915
1702242916
[4]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著有《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政府论片断》。——译注
1702242917
1702242918
[5]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2—1953）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位总统（1945—1952）。——译注
[
上一页 ]
[ :1.7022428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