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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弥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著有《论社会分工》、《论自杀》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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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纳西•威廉斯（1914—1983）：美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威廉•英奇（1913—1973）：美国剧作家，作品描写中西部小镇居民的渴望、困惑和失败的经历，主要作品有《野餐》、《汽车站》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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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伯特•布鲁斯坦（1927— ）：美国戏剧评论家、制作人、编剧，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戏剧文学教授，著有《反叛的戏剧》、《第三剧场》、《作为剧场的革命》、《写给青年演员们》、《文化观察：戏剧与社会文集》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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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里茨•斯特恩（1926— ）：出生于当时德国（现属波兰）的布雷思劳（弗罗茨瓦夫），1938年移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有《历史的多样性》、《文化绝望的政治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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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塔夫特—哈特莱法》（Taft-Hartley law），指1947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1947年劳资关系法》。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集体谈判只限于50英里之内，禁止工会与资方订立只许雇用工人会员的合同；司法部有权制止罢工，法院有权发布命令，80天内不准罢工；禁止支援性抵制；参加罢工者立即予以开除并禁止在三年内担任国家职务；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工会领导职务；工会负责呈交“非共宣誓书”，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或同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的成员，说明自己不赞成共产党的观点，不鼓吹用武力或违犯宪法的手段推翻美国政府。该法从根本上修改了1935年《华格纳法》，取消了工人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顽强斗争获得的工会权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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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一部分 美国：理论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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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大众社会的美国——一个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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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忧郁重压在人们的心头……一个看起来极其不幸的时代。它给世人留下的似乎只有暴力、贪婪和仇恨的记忆……由于战争没完没了，敌对阶级的长期威胁，再加上对正义的怀疑，一种普遍的不安感（已深入人心）……可以说，对现世和人生的公开赞美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去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去发掘衰败和临近终结的种种迹象，简而言之，去诅咒这个时代，鄙夷这个时代，这才是合乎当时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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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赫伊津哈（J.H.Huizinga）[1]：《中世纪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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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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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生活的彻底非人性化感受令“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应运而生。可以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大众社会理论也许是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虽然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冠以自己的名号——就像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向商品价值转变相联系，弗洛伊德（Freud）[2]与非理性和无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相联系那样——但是，大众社会理论对于在现代社会里那些主要的贵族批评家、天主教批评家或存在主义批评家的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批评家包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Gasset）、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爱弥尔•利德勒（Emil Ledere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3]等人，他们都不太关心社会自由的一般状况，而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其中有几位更加关注在我们的机械化社会里实现个体自我意义的可能性。这是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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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观念可以概括如下：交通和通讯革命促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以一些新方式把人们联结了起来；劳动分工使人们更加相互依赖；某一方面的社会变动将影响到所有其他方面；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日益强化，但是个体之间却变得日益疏远起来。家庭和地方社区古老而原始的团体纽带已经被摧毁；自古以来形成的地方观念信仰受到了质疑；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观念能取代它们的位置。最重要的是，有教养精英的批判标准再也塑造不了世人的意见和趣味。结果，社会习俗和道德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有机的，而是全都表面化和细分化了。与此同时，日益增强的空间和社会流动不断强化人们对身份的关注。每个人不再拘泥于穿着或头衔所标识的固定身份或已知身份，而是假定了多重角色，并不得不在一组新情景中证明自己。由于所有这一切，个体丧失了前后一致的自我感，焦虑不断增加，产生了对新信仰的渴望。因此，这个阶段为奇里斯玛式领袖亦即世俗救世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那种领袖给每个人留下了既具有温文尔雅风采又具有完美无缺人格的印象，从而以新信念代替了已被大众社会摧毁的较古老的统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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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独人群构成的世界里，世人寻求着个体差异，各种价值不断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价值。在极端情况下，廉耻和良知奈何不了最恐怖的暴行。在这样的世界上，大众社会理论似乎是对当前社会有力而实在的描述，是对现代生活性质和情感的精确反映。但是从分析意义上讲，当人们试图应用这种大众社会理论时，它变得极其不可捉摸。某些理想类型，像柏拉图（Plato）[4]洞穴中的影子一样，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轮廓之外，从来没有从总体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大众社会”理论也是如此。构成这个理论的每一个命题，如前面第二段陈述的那样，也许是真的，但它们无法必然地相互推演出来。我们不能说上面描述的所有情况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存在的。并且，除了“价值崩溃”（break-down of values）这个一般观念以外，不存在任何一个组织原理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有意义的方式，更谈不上以合乎历史的方式，把理论的个别因素结合到一起去。当我们检验这种“理论”被人利用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更加迷惑不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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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众”这个术语使用时的模糊性进行澄清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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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作为无明显特征的群体。如在术语“大众媒体”（mass media）中普遍使用的那样，“大众”意指标准化资料被统一传送给了“无明显特征的所有人类团体”。[5]就像社会学家通常理解的那样，相对于阶级，相对于任何一个相对而言具有类似特征的小范围阶层，大众是一群异质的无明显特征的受众。一些社会学家企图作出进一步界定，使“大众”成为一个颇具贬义的术语。因为大众媒体使不同受众屈从于一套共同的文化资料，所以，有人主张，这些经验必定超出那些个体直接作出反应的有意义的个人经历的范围。例如，一位电影观众是“大众”的一员，因为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6]的话来说，两眼盯着银幕的个别观众“孤立、超然、没有人格特征”。大众是“没有社会组织，没有风俗和习惯的实体，没有现成的规章和礼仪，没有有组织的情感团体，没有身份角色的结构，也没有现成的领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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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就是与自己分裂或异化。促成主导社会价值的工具——电视、广播和电影——把大众反应强加于受众身上，而人们（男人、女人和小孩）把那些价值选择为自己的潜存意象（imago）或理想形象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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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众作为无能者的判断力。1931年，在著名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已故的奥尔特加•加塞特[8]最早引介了“大众”（mass）和“群众”（masses）一词。它和蕴含在“大众媒体”（mass media）一词中的用法及其令人反感的联想大相径庭。在加塞特看来，“大众”一词不是某一群人——群众不是工人，尽管革命运动时代曾经把两者等同起来——而是现代文明的沦落者，由于“绅士们”（gentlemen）上流社会地位的丧失而产生了那种沦落者。他们曾经是有教养的上流精英。在奥尔特加看来，现代趣味代表了平民的判断力，现代生活“对所有古典主义的东西都一无所知”，过去的一切都无法成为“可能的榜样或标准”。甚至“著名的文艺复兴也通常自我暴露为是一个狭隘的地方偏见盛行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个术语来修饰它：平庸”。由于它不承认自己的过去，现代文化寻求“自由地表现它的各种生命欲望”；因此，它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反复无常、不受管束”、“被宠坏了的小孩”。[9]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书中，人们可以找到对所有“现代性”的最猛烈攻击。因为人文主义者粗俗平庸，他的书表示了对人文主义者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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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众作为机械化社会。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在其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理想化中，人们可以找到抵制现代生活的力量源泉。对这些作者来说——诗人和批评家恩斯特•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葛奥格•云格尔兄弟（Ernst and Friedrich George Juenger）[10]是其典型——技术是使人丧失人性的因素。[11]大众社会是一个机械社会。社会变成了一套“设备”。机器把它的风格强加于人类，使生活变得数字化和精确化；存在呈现为面具般的特性；钢盔和焊工的防护面罩象征着个体已经消失在他的技术职能中。于是，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就像技术压制的螺丝钉那样，诞生了一种规则化和功能化的新型人类，一种古板且毫无人情味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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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众作为官僚化社会。一些不太浪漫但是同样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家把极端合理化和极端科层化，即生活的过于组织化，看做大众社会的显著特点。“合理化”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陌生化”（“异化”）、“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等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现代社会里，人已经变成了“物”、受社会摆布的客体，而不是可以按照自己意愿重新塑造自己生活的主体。在我们这个时代，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2]、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发展了这些观念，并作了详细描述。在曼海姆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中，各个部分都被归并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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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的论证可以概述如下：以效率为唯一目标的现代大规模组织创造了各种层层相依的科层，把所有的决定权都集中到最高层手里，甚至把一些技术决定权也从基层剥离出去，集中到同生产不发生直接关系的专门部门。由于它只关心效率，而不关心人的满意感，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案都取决于这一标准。曼海姆称之为“功能合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或者直接的手段—目的关系，以区别于“实质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后者是指理性（reason）在人类事务中的应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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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的集中不仅产生了依从，而且遏制了下级的创造力，使他们在追求满足和尊严方面的人格需要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服从于极端合理性的要求，剥夺了个体正常活动的能力，即与理性一致的活动能力。这种挫败感通常以非理性方式爆发出来。）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工作的惯例化钝化了挫败感，并提供了安全感。但是当个体即将面临失业时，无助感便会高涨起来，自尊便受到了威胁。由于个体无法合理确定其挫折的来源（即客观的官僚体系本身），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将寻找替罪羊，并求助于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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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众作为暴民。对曼海姆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众社会等同于庞大的官僚社会，而对爱弥尔•利德勒和汉娜•阿伦特来说，它是一个异质性被消除但又未融合成功的，具有同一性、盲目性和异化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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