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2969
在利德勒看来，社会由许多以功能和自我利益统一起来的社会团体组成。有些团体的目标是理性的，有些则是非理性的。只要社会划分了阶层，那么这些团体就只能获得局部控制，不合理的情绪也受到了抑制。但是当划分团体的界限瓦解时，人们便变成了反复无常容易冲动的“大众”，他们很容易被领袖所操纵。[14]
1702242970
1702242971
也许是因为她晚了10年才撰写的缘故，阿伦特认为，大众已经越出了各种边界。由于大众只是纯粹的乌合之众或者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他们不属于“政党或地方政府，也不属于职业组织或工会”，简言之，不属于为了满足公共利益而存在的组织；他们“形成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中立者的大多数，那些人从不参加政党，几乎没有参加过投票选举”。
1702242972
1702242973
这些人已经站在了社会的“外边”。大众的反叛是“对其社会身份丧失”的反叛，“随着社会身份的丧失，公共关系的整个阵线也瓦解了，而常识只有在其中才具有意义……由于大众忧心忡忡，一种回避现实的欲望，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无家可归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现实中诸多偶然的令人不可琢磨的方面了”[15]。
1702242974
1702242975
因此，由于现代生活解开了所有的社会纽带，由于现代通信技术完善了宣传机构用来控制大众的手段，“大众时代”已经来临。
1702242976
1702242977
就大众社会概念的诸多用法而言，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它们几乎没有反映或涉及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布鲁默把电影观众看做“孤立、超然和没有人格特征的”。假定一大群个体，由于他们遭遇了相似的经历，具有了共同的心理现实，个体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于是，我们便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学假设：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具有了“相等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些不同个体的思想言论中任取一个便构成了“大众的意见”（mass opinion）。但真是这么回事吗？个体不是一张白纸（tabula rasae）。针对同一个经验，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观念，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在看电影时，他们可能是沉默、孤立、超然、毫无人格特征的，但是过后不久，他们就会同朋友谈论他们的所见所闻，交换不同的意见和判断，他们重新变成了特殊社会团体的成员。难道说几百个晚上独自待在家里的个体只要读着同一本书，他们就构成了“大众”吗？
1702242978
1702242979
由于浪漫的情感影响了评判能力，对现代生活的抨击往往带着过分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出的“无法辨认性”（facelessness）的形象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歪曲：“个体，为了从属于大众……不得不……抛弃与原始人格相联结的本质现实……报纸、电影和广播扮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阴险角色，把那个现实通过一番精心装扮之后以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念样式出现，那是在参与这次实验的主体的深层存在中找不到实际根据的一个形象。”[16]也许，像“原始现实”（original reality）和“深层存在中的实际根据”（real roots in the deep being）之类的术语具有躲避经验主义倾向的意思，但是要是没有报纸、广播，等等——尚且它们不是单一的——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身临其境，事必躬亲，他能以什么办法来了解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呢？或者说，他难道应该返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无知状态中去吗？
1702242980
1702242981
批评家提出的关于大众社会的某些生活画面有点儿接近于漫画。在恩斯特•云格尔看来，交通离不开交通规章，民众就养成了自动遵守交通规章的习惯。卡尔•雅斯贝斯曾经写道：在“技术大众秩序”中，家变成了“巢穴或睡觉场所”。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现代医学的抱怨。“在医学临床中……患者现在按照合理化原则受到通盘处置。他们被送到医院接受技术治疗，疾病被分门别类，由专门科室负责……可以推测，像别的事物一样，医学治疗已经变成一套制造业操作程式。”[17]
1702242982
1702242983
对大众社会的攻击有时扩张为对科学本身的攻击。在奥尔特加看来，“科学家是大众的原型”。因为通过鼓励专门化，科学使科学家“故步自封和自满自足”。奥尔特加由此得出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这种不平衡的专门化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在今天，由于‘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而同以往任何时候例如1750年相比，‘文化人’就更少了。”[18]但是一个人如何才能证实这个比较是属实的呢？即使我们能够确立进行这种比较的范畴，奥尔特加肯定要第一个回避这种统计学比较。而且，我们能假定一个人由于专注于他的工作就无法在闲余时间里或在反思中去欣赏文化吗？什么是“文化”？难道奥尔特加否认得了，同1750年相比，我们具有更多的世界知识——不光关于自然而且关于人类内心生活的知识？知识难道可以同文化隔离开来吗？或者说，“真正的文化”难道是一个永恒真理归于其中的狭隘的古典学问领域吗？
1702242984
1702242985
当然，引用我在前面列举的例子，有人会争辩说，阅读一本书在发生学上同去看一场电影是一次很不相同的经验。但是，这种见解恰恰导致了在大众社会理论中最令人误解的模糊性。那个理论把两件事情给搅混了：一件是关于现代经验的性质的判断——任何一个敏感的个体可能对其多半没有异议，一件是对社会混乱作出推测性的科学陈述，那种混乱是由工业化和大众的平等要求造成的。本章将对第二件事情展开讨论。
1702242986
1702242987
社会混乱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过去不切实际且不大正确的观念。它认为社会曾经由一些小型、“有机”、结合紧密的礼俗社会（communities，在社会学术语中称作Gemeinschaften）所组成，那些礼俗社会已经被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所破坏，并且被一个庞大、没有人情味、“个人主义”（原子化）的法理社会（society，称作Gesellschaft）所取代。[19]法理社会既无法提供基本满足，又无法引发以前礼俗社会所有的那种忠诚。[20]不过，这些差别受到了价值判断的重要影响。每个人都反对个人主义而赞成“有机的生活”（organic living）。但是，假如我们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用术语“整体的”（total）取代“有机的”（organic），“原子主义的”（atomistic）取代“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那么这整个争论就会显得大为不同。无论怎样，这个理论的一大弱点是它缺乏对历史的思考。向大众社会转变，假如真正发生的话，并不是在短短几十年中突如其来的，而是要好几百年才趋于成熟。在社会学决定论条件下，这个假设忽视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忽视了人类在塑造新社会形态方面的匠心独运。这些新形式可以是来自各个阶层领导的各种工会——在美国有五万个工会的地方分会，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些新形式也可以是在新形势下保持不变的各种族群和组织。
1702242988
1702242989
但是，除了用法矛盾、术语模糊和历史感缺乏之外，这种大众社会理论还包含了更多东西。实际上，它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维护——那个传统确实具有一个重要但被人忽视的自由观念——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的怀疑。因此，这种理论常常变成了对特权的保守维护，那种维护有时变得十分极端，形成了“文化”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冲突。其论点是，任何改良社会的企图都肯定会伤害到文化（这不禁让人回想起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本著作的书名《文化和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所暗示的东西）。而且，这种大众理论除了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社会之外，还对激进主义及其平等主义观念进行了攻击。
1702242990
1702242991
主导西方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的根基在于对“大众”的恐惧。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社会理论的许多政治和社会范畴，也就是关于领导权的各种独裁定义和关于“无知大众”（mindless masses）形象的诸多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21]的《政治学》（Politics）最早描绘了大众形象，认为“大众”只会以暴力行事。在其三层次类型学中，民主无异于群氓（hoi polloi）的统治，而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家的摆布，因而民主肯定会蜕变为暴政。这种大众观念在希腊化君主时代得到了发展。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恺撒们为利用群氓支持所作的种种努力，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念；于是，大众以易受蒙蔽和毫无理性的形象被深深地印在了历史之中。（例如，自从普卢塔克［Plutarch］[22]以来就出现了对出尔反尔的大众和诡计多端的护民官的描述。莎士比亚［Shakespeare］[23]在悲剧《科利奥拉努斯》（Coriolanus）中也直接运用了这种描写。）早期基督教理论以一种人性理论证明了它对大众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奥古斯丁的宗教观念中——如后来在霍布斯（Hobbes）[24]的世俗化译本中所讲的那样，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印有无法消除的血的污痕：在天堂，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政府；财产和政治都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因此，财产和政治不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是人类堕落的标志；它们是使人类不能得救的必要手段。
1702242992
1702242993
但是，是法国大革命把“无知大众”的形象植入了现代意识。对革命前旧制度的摧毁和要求“平等”的战斗口号，进一步加深了保守主义尤其是天主教批评家们的恐惧心理，担心传统价值（意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信条）将遭到破坏。[25]对于托克维尔分子和阿克顿分子（Acton）[26]来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自由认可了每个人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权利；而平等则意味着“调整”各种趣味去迎合最底层的公分母。对于马克斯•舍勒[27]分子和奥尔特加分子来说，大众社会意味着只能激发非理性力量的“感情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对信奉天主教的梅斯特尔（Maistre）[28]分子以及对信奉英国国教的T.S.艾略特[29]（T.S.Eliot）分子来说，人类平等意味着破坏健全而完整的社会所必需的和谐和权威。[30]从这个传统主义者的观点看，纳粹主义不是民主的反动，而是民主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最终产物。希特勒被看做经典民众领袖的翻版，他煽动无知的大众，带领他们进行虚无主义的反叛，反对欧洲的传统文化。
1702242994
1702242995
这些观念是重要的，追溯自由和卓越（excellence，国粹）的含义也是重要的。它们反映了某种狭隘的人类潜能观念。社会变化问题必须放到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去给以考察。如卡尔•曼海姆指出的那样，现代政治的起点是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那时，千禧年主义——由宗教发起的一种信仰，指基督为了将人世变为天国而降世为王的一千年统治——变成了社会下层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一种表现。[31]对现存事物的盲目不满后来被赋予了原则、理性和末世论的力量，并且导向了确定的政治目标。所有灵魂的平等变成了所有个体的平等。正如进步的天启思想开导那样，每个人都有权对社会作出判断。
1702242996
1702242997
孔德（Comte）[32]，这位现代社会学之父，对人人各抒己见的这种普遍权利观念表示了极度憎恶。他写道，除非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信任，否则，社会将无法存在，而这一点与人们拥有任意讨论社会现行基础的权利是对立的。在提醒大家注意自由批评的各种危险时，孔德还指出了公共道德的衰落，表现为离婚增加、传统阶级差异的消亡、个人野心导致的厚颜无耻。他认为，政府的部分职责在于防止各种观念的传播和思想自由的无政府蔓延。[33]
1702242998
1702242999
显然，现代社会没有证实孔德的观点。尽管特权的基础继续受到以公正名义发起的挑战，但是社会没有因此而崩溃。现在道德家很少会持有马尔萨斯（Malthus）[34]表达的一个悲观见解了：“按照人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将穷困潦倒。这些不幸的人只是在命运大抽奖中抽了下签。”[35]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现代生活的一个最显著事实是对社会变化作出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变化意味着力求改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力争为个体施展才华提供更多机会，力求使更广大民众掌握文化。难道有哪个社会会无视这些渴望吗？
1702243000
1702243001
难以理解的是，在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判中，由于它们是隔着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这一层玻璃来观察的，它们把民主仅仅等同于平等。立宪政体和法律规章的作用被忽视了，而它们同普选权一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组成要素。现代文化被描述为由于对大众趣味的让步而变得堕落，这种描述忽视了广泛兴起的对文化的总体欣赏，因此同样是夸大其词的。假如承认大众社会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人际关系表面化的、无显著特征的、短暂的、专业化的、功利的、竞争的、贪得无厌的、动态的和争名夺利的社会，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另一面：隐私权、自由选择朋友和伙伴的权利、建立在实际成就而非世袭基础上的社会地位、多元的准则和标准而非由一个单一主导集团所实施的唯一专断的社会管理。因为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36]曾经指出的那样，假如现代社会运动已经由确立身份地位趋向制订合同协议，那么由此可以判断这已经变成了从社会固定位置向可能的自由发展的运动。
1702243002
1702243003
早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如奥尔特加、马塞尔）关注“国粹的衰败”（deterioration of excellence），而后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曼海姆、利德勒、阿伦特）则关注社会过分组织化的方式，以及与此同时由社会结构瓦解导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途径。最近，以共产主义的成功为根据，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它不能保证个体能够真正参加现有的社会团体，大众社会尤其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由于其如此笨拙，群众组织特别容易受到共产主义渗透和操纵的影响。[37]的确，共产主义者在渗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先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也可以算作20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不过，撇开共产主义手腕不说，这里的实际问题同大众社会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指责它允许失意的知识分子去攻击现代文化之外），而同现行社会秩序有没有能力去满足社会变动的各种要求，去满足社会变化一旦发生之后所产生的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要求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1702243004
1702243005
并不是贫困本身导致了人民的反叛；贫困会最经常地引起宿命论和绝望，引起对超自然帮助的依赖，比如对一些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的依赖。社会的紧张是期待落空的表现。只有当这些期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激进主义才会滋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对阶级差异的认识日益加深，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已超过可能实现的限度，现行文化没能为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此时，激进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可以被看做激进主义普遍吸引力的变体）。
1702243006
1702243007
在产业工人中间，而不是在缺乏热情的农民中间（在米兰而不是在西伯利亚），在失意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不是在早就组织了工会的工人中间（例如印度），激进主义得到了传播。如舍勒曾经提到的那样，不满是最强有力的人类动机，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在美国、英国和北欧诸国，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当然大众对得到合理收入的期望也相对地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的社会成员获益于社会地位的流动，因此在那里主张极端主义政治的人最少。如已故的熊彼特（Schumpeter）[38]悲观地认为的那样[39]，在新近觉醒的一些社会里，像亚洲诸国，对于一些社会重要阶层的急切期盼，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急切期盼，可能大大地超越经济扩张的实际可能性，因而渐渐地，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是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唯一合理方案。[40]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是将来10年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不管怎样，不是由于大众社会，而是由于社会没有能力去满足急切的群众期望，才导致了对激进要求的强烈回应。
1702243008
1702243009
从大众社会假设的观点看，美国应该是一个最易受不满政治影响的社会。在我们国家，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以前基本社区纽带的损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持久和严重，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却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脚跟，也没有发生过以欧洲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的任何法西斯主义运动。对此该作何解释呢？
1702243010
1702243011
有人主张，美国是由单独孤立个体组成的“原子化了的”（atomized）社会。人们忘了有时以嘲讽口气说出来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美利坚是各种组织的大联合国家。今天的美国至少有20万个志愿者组织、协会、俱乐部、学会、分会和行会，总共有将近8000万名会员（不过有的会员人数显然是重复计算的）。在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如此多的志愿者社区活动，尽管它们有时有些荒唐的仪式，但是它们通常为切实需要提供了实在满足。[41]
1702243012
1702243013
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42]写道：“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当他看到某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他便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立一条法规来反对它，而且会感到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之作斗争。”[43]有些志愿者组织是压力集团，如企业协会、农民协会、劳工协会、退伍军人协会、同业公会和老年人协会等，而数以千计的更多志愿者组织，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44]、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妇女选举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家长教师联谊会、地方社区改良团体等这样的组织，它们每一个都给数以百计的个体提供了情感共享的具体活动。
1702243014
1702243015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事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族群组织的数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还有其他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几百个行会、集团组织和政治团体，每个团体在美国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5]
1702243016
1702243017
甚至在街道邻里之间，在照理人格特征应当尤为不明显的地方，地方联系的范围却是惊人的。例如，在芝加哥市区，有82份社区报纸，每周总发行量达到近100万份；在更广大的芝加哥市及其郊区，有181份社区报纸。按照标准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提供新闻和小道消息的这些地方报纸在国家媒体的压力之下应该慢慢走向衰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芝加哥，从1910年以来，这些报纸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65%；在这40年里，发行量已猛增了770%。社会学家摩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46]研究了这些社区报纸。他评论道：“假如社会如同某些专注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单向演变的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贫瘠、缺乏人情味、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社会科学努力探讨的犯罪率、社会混乱和病态（与人们现在认为的相比）非常之低，而不是惊人之高。”[47]
1702243018
[
上一页 ]
[ :1.7022429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