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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混乱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过去不切实际且不大正确的观念。它认为社会曾经由一些小型、“有机”、结合紧密的礼俗社会（communities，在社会学术语中称作Gemeinschaften）所组成，那些礼俗社会已经被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所破坏，并且被一个庞大、没有人情味、“个人主义”（原子化）的法理社会（society，称作Gesellschaft）所取代。[19]法理社会既无法提供基本满足，又无法引发以前礼俗社会所有的那种忠诚。[20]不过，这些差别受到了价值判断的重要影响。每个人都反对个人主义而赞成“有机的生活”（organic living）。但是，假如我们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用术语“整体的”（total）取代“有机的”（organic），“原子主义的”（atomistic）取代“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那么这整个争论就会显得大为不同。无论怎样，这个理论的一大弱点是它缺乏对历史的思考。向大众社会转变，假如真正发生的话，并不是在短短几十年中突如其来的，而是要好几百年才趋于成熟。在社会学决定论条件下，这个假设忽视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忽视了人类在塑造新社会形态方面的匠心独运。这些新形式可以是来自各个阶层领导的各种工会——在美国有五万个工会的地方分会，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些新形式也可以是在新形势下保持不变的各种族群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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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用法矛盾、术语模糊和历史感缺乏之外，这种大众社会理论还包含了更多东西。实际上，它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维护——那个传统确实具有一个重要但被人忽视的自由观念——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的怀疑。因此，这种理论常常变成了对特权的保守维护，那种维护有时变得十分极端，形成了“文化”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冲突。其论点是，任何改良社会的企图都肯定会伤害到文化（这不禁让人回想起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本著作的书名《文化和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所暗示的东西）。而且，这种大众理论除了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社会之外，还对激进主义及其平等主义观念进行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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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西方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的根基在于对“大众”的恐惧。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社会理论的许多政治和社会范畴，也就是关于领导权的各种独裁定义和关于“无知大众”（mindless masses）形象的诸多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21]的《政治学》（Politics）最早描绘了大众形象，认为“大众”只会以暴力行事。在其三层次类型学中，民主无异于群氓（hoi polloi）的统治，而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家的摆布，因而民主肯定会蜕变为暴政。这种大众观念在希腊化君主时代得到了发展。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恺撒们为利用群氓支持所作的种种努力，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念；于是，大众以易受蒙蔽和毫无理性的形象被深深地印在了历史之中。（例如，自从普卢塔克［Plutarch］[22]以来就出现了对出尔反尔的大众和诡计多端的护民官的描述。莎士比亚［Shakespeare］[23]在悲剧《科利奥拉努斯》（Coriolanus）中也直接运用了这种描写。）早期基督教理论以一种人性理论证明了它对大众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奥古斯丁的宗教观念中——如后来在霍布斯（Hobbes）[24]的世俗化译本中所讲的那样，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印有无法消除的血的污痕：在天堂，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政府；财产和政治都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因此，财产和政治不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是人类堕落的标志；它们是使人类不能得救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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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法国大革命把“无知大众”的形象植入了现代意识。对革命前旧制度的摧毁和要求“平等”的战斗口号，进一步加深了保守主义尤其是天主教批评家们的恐惧心理，担心传统价值（意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信条）将遭到破坏。[25]对于托克维尔分子和阿克顿分子（Acton）[26]来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自由认可了每个人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权利；而平等则意味着“调整”各种趣味去迎合最底层的公分母。对于马克斯•舍勒[27]分子和奥尔特加分子来说，大众社会意味着只能激发非理性力量的“感情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对信奉天主教的梅斯特尔（Maistre）[28]分子以及对信奉英国国教的T.S.艾略特[29]（T.S.Eliot）分子来说，人类平等意味着破坏健全而完整的社会所必需的和谐和权威。[30]从这个传统主义者的观点看，纳粹主义不是民主的反动，而是民主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最终产物。希特勒被看做经典民众领袖的翻版，他煽动无知的大众，带领他们进行虚无主义的反叛，反对欧洲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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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是重要的，追溯自由和卓越（excellence，国粹）的含义也是重要的。它们反映了某种狭隘的人类潜能观念。社会变化问题必须放到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去给以考察。如卡尔•曼海姆指出的那样，现代政治的起点是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那时，千禧年主义——由宗教发起的一种信仰，指基督为了将人世变为天国而降世为王的一千年统治——变成了社会下层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一种表现。[31]对现存事物的盲目不满后来被赋予了原则、理性和末世论的力量，并且导向了确定的政治目标。所有灵魂的平等变成了所有个体的平等。正如进步的天启思想开导那样，每个人都有权对社会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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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Comte）[32]，这位现代社会学之父，对人人各抒己见的这种普遍权利观念表示了极度憎恶。他写道，除非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信任，否则，社会将无法存在，而这一点与人们拥有任意讨论社会现行基础的权利是对立的。在提醒大家注意自由批评的各种危险时，孔德还指出了公共道德的衰落，表现为离婚增加、传统阶级差异的消亡、个人野心导致的厚颜无耻。他认为，政府的部分职责在于防止各种观念的传播和思想自由的无政府蔓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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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现代社会没有证实孔德的观点。尽管特权的基础继续受到以公正名义发起的挑战，但是社会没有因此而崩溃。现在道德家很少会持有马尔萨斯（Malthus）[34]表达的一个悲观见解了：“按照人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将穷困潦倒。这些不幸的人只是在命运大抽奖中抽了下签。”[35]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现代生活的一个最显著事实是对社会变化作出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变化意味着力求改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力争为个体施展才华提供更多机会，力求使更广大民众掌握文化。难道有哪个社会会无视这些渴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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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理解的是，在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判中，由于它们是隔着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这一层玻璃来观察的，它们把民主仅仅等同于平等。立宪政体和法律规章的作用被忽视了，而它们同普选权一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组成要素。现代文化被描述为由于对大众趣味的让步而变得堕落，这种描述忽视了广泛兴起的对文化的总体欣赏，因此同样是夸大其词的。假如承认大众社会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人际关系表面化的、无显著特征的、短暂的、专业化的、功利的、竞争的、贪得无厌的、动态的和争名夺利的社会，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另一面：隐私权、自由选择朋友和伙伴的权利、建立在实际成就而非世袭基础上的社会地位、多元的准则和标准而非由一个单一主导集团所实施的唯一专断的社会管理。因为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36]曾经指出的那样，假如现代社会运动已经由确立身份地位趋向制订合同协议，那么由此可以判断这已经变成了从社会固定位置向可能的自由发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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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如奥尔特加、马塞尔）关注“国粹的衰败”（deterioration of excellence），而后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曼海姆、利德勒、阿伦特）则关注社会过分组织化的方式，以及与此同时由社会结构瓦解导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途径。最近，以共产主义的成功为根据，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它不能保证个体能够真正参加现有的社会团体，大众社会尤其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由于其如此笨拙，群众组织特别容易受到共产主义渗透和操纵的影响。[37]的确，共产主义者在渗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先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也可以算作20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不过，撇开共产主义手腕不说，这里的实际问题同大众社会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指责它允许失意的知识分子去攻击现代文化之外），而同现行社会秩序有没有能力去满足社会变动的各种要求，去满足社会变化一旦发生之后所产生的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要求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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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贫困本身导致了人民的反叛；贫困会最经常地引起宿命论和绝望，引起对超自然帮助的依赖，比如对一些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的依赖。社会的紧张是期待落空的表现。只有当这些期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激进主义才会滋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对阶级差异的认识日益加深，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已超过可能实现的限度，现行文化没能为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此时，激进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可以被看做激进主义普遍吸引力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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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工人中间，而不是在缺乏热情的农民中间（在米兰而不是在西伯利亚），在失意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不是在早就组织了工会的工人中间（例如印度），激进主义得到了传播。如舍勒曾经提到的那样，不满是最强有力的人类动机，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在美国、英国和北欧诸国，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当然大众对得到合理收入的期望也相对地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的社会成员获益于社会地位的流动，因此在那里主张极端主义政治的人最少。如已故的熊彼特（Schumpeter）[38]悲观地认为的那样[39]，在新近觉醒的一些社会里，像亚洲诸国，对于一些社会重要阶层的急切期盼，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急切期盼，可能大大地超越经济扩张的实际可能性，因而渐渐地，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是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唯一合理方案。[40]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是将来10年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不管怎样，不是由于大众社会，而是由于社会没有能力去满足急切的群众期望，才导致了对激进要求的强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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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社会假设的观点看，美国应该是一个最易受不满政治影响的社会。在我们国家，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以前基本社区纽带的损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持久和严重，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却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脚跟，也没有发生过以欧洲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的任何法西斯主义运动。对此该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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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美国是由单独孤立个体组成的“原子化了的”（atomized）社会。人们忘了有时以嘲讽口气说出来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美利坚是各种组织的大联合国家。今天的美国至少有20万个志愿者组织、协会、俱乐部、学会、分会和行会，总共有将近8000万名会员（不过有的会员人数显然是重复计算的）。在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如此多的志愿者社区活动，尽管它们有时有些荒唐的仪式，但是它们通常为切实需要提供了实在满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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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42]写道：“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当他看到某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他便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立一条法规来反对它，而且会感到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之作斗争。”[43]有些志愿者组织是压力集团，如企业协会、农民协会、劳工协会、退伍军人协会、同业公会和老年人协会等，而数以千计的更多志愿者组织，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44]、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妇女选举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家长教师联谊会、地方社区改良团体等这样的组织，它们每一个都给数以百计的个体提供了情感共享的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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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事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族群组织的数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还有其他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几百个行会、集团组织和政治团体，每个团体在美国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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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街道邻里之间，在照理人格特征应当尤为不明显的地方，地方联系的范围却是惊人的。例如，在芝加哥市区，有82份社区报纸，每周总发行量达到近100万份；在更广大的芝加哥市及其郊区，有181份社区报纸。按照标准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提供新闻和小道消息的这些地方报纸在国家媒体的压力之下应该慢慢走向衰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芝加哥，从1910年以来，这些报纸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65%；在这40年里，发行量已猛增了770%。社会学家摩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46]研究了这些社区报纸。他评论道：“假如社会如同某些专注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单向演变的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贫瘠、缺乏人情味、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社会科学努力探讨的犯罪率、社会混乱和病态（与人们现在认为的相比）非常之低，而不是惊人之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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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争辩说，庞大的志愿者协会网络的存在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也许，如奥尔特加坚持的那样，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水平真的已经下降（在任何一个方面吗？在建筑、服装、设计方面吗？），但是毫无疑问，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由于在最近50多年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已经翻了一番，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伴随结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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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文化鉴赏能力的提高。在美国，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古典音乐会上而不是棒球上。在10年时间里，图书销量增长了一倍。[49]在今天的美国，有1000多支交响管弦乐队，有数百家博物馆、研究院和学院收藏艺术品。我还可以引用其他许多材料来证明一个庞大的雅俗共赏社会的成长。在将来几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闲余时间的增加，美国人将成为更加活跃的文化“消费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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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美国大众社会强加于社会成员身上的服从要求有点过头了。但是，就谁以及对什么东西服从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老在嚷嚷“小商贩正在给文化裹糖衣”。《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这个“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的喉舌，树起了破除迷信的旗帜，反对“自由主义者”在社会中对言论的主导。《财富》（Fortune）杂志公开谴责“组织人”的成长。其中每一个倾向都是存在的。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今天同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相比，也许更少去遵从一种单一的行为方式。诚然，同20世纪20年代相比，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更加少见了（尽管对性的宽容有所增长）；同20世纪30年代相比，政治激进主义也更少了（尽管新政实施了大规模改革）；但是，达到政治沉寂状态是否也意味着确立了一套死气沉沉的规章呢？我不这样认为。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找得到30年以前《大街》（Main Street）对卡罗尔•肯尼柯特（Carol Kennicott）要求的社会顺从了。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去发展更广泛的兴趣。（有一位经营磁带的商人如是说：“在20年以前，你无法到纽约以外去推销贝多芬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大量出售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51]、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52]、加布里埃尔［Gabrielli］[53]等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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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个事实是，在美国没有人会为服从的要求和行为作辩护。每个人都反对服从，现在这样，过去也这样。在35年以前，只要你指责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为“巴比特式人物”[54]，他很可能会非常恼火。今天，你只要把他斥之为“百依百顺”的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问题是要弄清楚，谁在指责谁。在1958年10月，《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发行量达到1200万份）从《今日妇女》（Woman’s Day）（发行量达到500万份）转载了一篇名为“过分适应环境的危险性”的文章。文章的观点是，伟大的人不应该为了入乡随俗而改变自己。文章引用了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说法：“我们已经把遵从造就成了一种宗教”；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记住，每个小孩都与众不同，“并且应该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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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并不证明，在中产阶级中不存在服从的证据；不过，假如真的存在服从，那么也会有对服从的大量焦虑和抱怨。当然，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比如倡导文化时尚的上流的放浪形骸者——狂乱地探索着离经叛道的不同途径。好莱坞20年代的名伶协会（Pickfair Society）仿造了一个欧式君主国（它的房子就造在路易十四大街和芭努—贝利大街的交汇处）。按照《生活》（Life）杂志（在其1958年10月22日关于大型游乐场所问题的讨论中）的观点：“反叛是获得社会名望的关键，愤怒的中年人弗朗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55]是它的鼓吹者，并且这种时尚现在正主导着社会。”《生活》杂志指出，辛纳屈阶层有意嘲讽了古老的好莱坞禁忌，并且为许多渴望成为叛逆者的阶层所效仿。《生活》杂志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种主导社会阶层及其领导者辛纳屈、迪恩•马丁（Dean Martin）[56]、小萨弥•戴维斯（Sammy Davis）[57]都来自少数族裔，并且出身贫苦。辛纳屈和马丁是意大利人。戴维斯是黑人。在美国早期，一个少数族裔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通常都得模仿当时已站住脚跟的社会团体的行为方式和风格。但在好莱坞，由于旧的等级秩序已经瓦解，新阶层嘲讽旧阶层的浮华风俗，庆贺着他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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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生活的边缘出现了“垮掉的一代”（Beatniks），这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现象。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吸毒、听爵士乐、寻求刺激，是自我标榜的流浪者。他们反叛“由新的反重建主义者（the Neoanti-reconstructionist）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学术文化运动雇佣机构，［他们形成了］整个美国文化生活的惰性外壳”。但是，如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58]在前不久指出的那样，唯一的事实是，这些人是假想的反叛者，“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质是对他们所具有的离经叛道作风的一次强有力倡导……因为对世上几乎一切事物的反叛在每一个人看来都是可接受的、值得尊敬的和可行的。以往的放荡不羁者不得不以多种形式去攻击主导上流社会的清教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包括图书检查制度、禁酒令和由警察制度强制支撑的假道学。与此不同，新的离经叛道作风没有真正的敌人……因此这个新的反叛者就像一位职业拳击手，却试图击倒一个不在拳击场中的对手”[59]。另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如罗素•莱因斯（Russel Lynes）[60]指出的那样，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那个“垮掉的一代”的假想目标，尤其是当他在做广告或出现在娱乐媒体中时，就是一个上流的放浪形骸者。他认为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以炫耀他在穿着、饮食、旅行等方面具有假想的个人趣味。总之，所有这些阶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循规蹈矩，而在于是否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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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件大众社会的怪事。早期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如齐美尔）之所以谴责大众社会，是因为在这些庞大的都市蜂巢里，人是孤立的、转瞬即逝的和无人格特征的。美国人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他们对那种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为此，他们在建立战后郊区时，千方百计地想要营造出博爱、团结与和睦的气氛，但到头来却遭人指责为“百依百顺”。在人返回城市的最近趋势中，他们显然反过来将再一次建立各种隔阂，并因此导致欧洲社会学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所指责的他们缺乏个性、隔阂、冷漠和盲目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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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听到过如下抱怨：在美国，离婚、犯罪和暴力证明了广泛的社会混乱。但是在美国，离婚数量的持续上升并不表明家庭的解体，而只是表明了更自由、更个人主义的选择基础，表明了“伙伴式”婚姻的出现。至于犯罪，我在第9章里试图证明，同25年以前和50年以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关于犯罪的“专栏”）。在那些年里，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无疑是一些比较动荡和混乱的城市。但是，暴力犯罪通常是一个下层阶级现象，大多发生在贫民区；因此，人们能够重返那些平静的、树木葱郁的、没有犯罪的地区，也能感到比以往更加安定。但是只要大体浏览一下那些日子里的记录——关于旧金山海岸区、纽约五点区或芝加哥第一区的帮派火并、妓院和街头枪战的描述——将证明在过去那些城市的实际生活中暴力比现在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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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益明显的是，像“大众社会”这样如此庞大的抽象观念，以及从其中引导出来的关于社会混乱和腐败的隐含判断，由于没有比较标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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