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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得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美国也许是把变化和革新“融入”其文化之中的第一个社会。由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一直是因循守旧和约定俗成的，它们往往会抵制变革。对不发达国家实施的强大工业化措施增长了欧洲工人的流动性，拓宽了市场，这些措施是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却由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而一再受到阻挠。因此在苏联，变化只有通过全面的强制力量才得以推行。而美国文化没有任何封建传统，且深具实用主义精神，如杰斐逊所说那样，它把上帝当作一个“劳动者”；它对从这块宽广、富饶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不断成长起来的新鲜事物抱着满腔的乐观主义和无限的渴望，因此，变化和时刻准备着变化在美国已经成了规则。理论家们根据欧洲先例对变革后果所作的预测在美国却很少得到证实，可能就是由于美国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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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是变化的产物，并且大众社会本身也是变化的，它把曾经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大众”带入了社会。但是大众社会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而那些关系使我们能够去确定变化的根源。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构筑一个可供替代的理论，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美国，某些关键因素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加密切的考察：从以前注重节俭的社会向现在崇尚超前消费社会的转变；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及其对企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决策权的集中，在政治上，集中到国家手里，在经济上，集中到一小撮巨型企业集团手里；身份象征性集团的兴起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取代。这些变化都表明了，新的社会形式正在形成当中。并且，借助于这些变化，大众社会中生活状况仍然在发生更加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对身份的新焦虑——对战争的恐惧加剧了焦虑，引起了性格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道德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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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家们可能表示异议或者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中有的看到了在家庭瓦解过程中基本价值根源的丧失，有的则在新的更自由的婚姻中看到了一种更健康的伴侣关系。不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变化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它现在正在对过去200多年里向西方社会以及现在的世界面临的如下质问作出回答：在自由框架之内，如何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由于这些原因，大众社会理论已经无法作为西方社会的描述，而只能作为对当代生活进行不切实际抵制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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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伊津哈（1872—1945）：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是一位天才的文化史学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1905年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历史教授职称，其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明天即将来临》等。1942年，他作为人质被德国占领军扣押，1945年2月1日在荷兰解放前夕，被德国人杀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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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性学三论》、《梦的解析》、《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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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保罗•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著有《存在的勇气》、《系统神学》等；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著有《形而上学日记》、《存在的奥秘》、《旅人》等；爱弥尔•利德勒（1882—1939）：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新学院社会与政治学教授；汉娜•阿伦特（1906—1975）：海德格尔的弟子，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著有《人类的状况》、《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心灵的生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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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等著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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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在“大众媒体”意义上的“大众”观念的一次中性讨论，请参阅保罗•F.拉扎斯费尔德和帕特里希亚•肯德尔的“普通美国人的传播行为”，载于《大众传播》，威尔伯•施拉姆主编（乌尔巴纳，第三部分，1949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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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伯特•布鲁默（1900—1987）：美国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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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赫伯特•布鲁默：“集体行为”，载于《社会学原理新纲要》，A.M.里主编（纽约：1936年）。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艾略特•弗里德森“关于大众的概念及探索”，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1953年）6月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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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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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约瑟夫•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纽约：1932年），第18—19、3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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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恩斯特•云格尔（1895—1998）和弗里德里希•葛奥格•云格尔（1898—1977）兄弟皆为德国作家和政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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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弗里德里希•葛奥格•云格尔：《技术的失败》（芝加哥：1948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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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乔治•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学派哲学家，著有《货币哲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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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尔•曼海姆：《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年），第53—67页。曼海姆用其他几个术语来完成他的分析。他说，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基本民主化”基础上的，这个术语有点含糊不清，但它非常接近奥尔特加的“大众化”观念。因为“基本民主化”是这样一个观念，文化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一样好，通过他们的文化才得以维持下去的“创造性精英”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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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爱弥尔•利德勒：《大众国家》（纽约：1940年），第23—4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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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年），第305、341—34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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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反对大众社会的人》（芝加哥：1952年），第101—10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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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卡尔•雅斯贝斯：《现时代的人》（伦敦：1951年），第6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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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2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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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术语“community”一般译为“共同体”或“社区”，“society”一般译为“社会”。这里有关“community”和“society”的译法借鉴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译法，“community”译为“礼俗社会”，“society”译为“法理社会”，以对应德语“Gemeinschaften”和“Gesellschaft”。——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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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个反命题，牵涉到德国社会学家托尼斯，对于每一个重大的现代社会理论几乎都是至关重要的：韦伯的传统—合理行为理论、涂尔干的机械—有机协同性理论、莱德费尔德的乡村—城市社会理论，等等。有时，这个区分被假定为一种历史区分。它描述了过去的不确定社会与当前社会的差异；有时它被用作一个非历史的分析性区分，设定为两种互相比照的理想类型。不过，无论怎样，其结果是模糊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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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著有《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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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普卢塔克（约46—119）：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伦理学家，现存传世之作包括《传记集》和《道德论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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