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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有关美国人生活标准的学术概括，请参阅威廉•费尔汀•奥格伯恩“美国生活的技术和标准”，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55年）1月号，第380—386页。关于文化参与的资料可以在F.B.杜雷克的“美国的爆炸”中找到，该文载于《科学月刊》（1952年）9月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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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马尔可姆•科莱在其论文“为数百万人而写的廉价书”中指出在1931年没有几家图书俱乐部，而在当时图书出版业做的一份广泛调查表明，到1953年有74家俱乐部为成年人推荐图书。他写道，“有人表示了这样的忧虑，俱乐部将鼓励美国公众养成单一的趣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鼓励多样化”（《图书状况》［纽约：1955年］，第10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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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大众社会观念的使用中，还有一种模糊性来自对于“文化”一词的人类学意义和人文主义意义应用的混淆。因此，有些批评家指出了地方民俗和地区习惯——语言差异、烹饪、歌谣、舞蹈、幽默——的衰亡，并指出它们被统一的民族模式所取代暗示着大众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消亡。不过，只有在人类学的用法上，从地方性文化形式向更普遍的文化形式发展的这些真实的变化才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变化不一定是人文主义文化的性质的判断。（奇怪的是，在过去，乡村形式的解体被看做是“高级文化”成长的必要前奏。而今天，乡村形式的解体被看做是人文主义文化解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弄清这些区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相对的。它不蕴含关于任何一个特定文化的判断，并且它不可以被用作批判“高级文化”的工具。那些能让人从中找到乐趣的事物已经从乡村舞蹈和民间幽默转变成巴西的桑巴舞和百老汇的轻率。从分析角度上看，这个事实同文化性质相比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作出这些批评那样，有人探讨的是推测的社会混乱的问题，而有人探讨的则是文化性质问题。再说一遍，本章的目标在于阐明：为了对社会混乱作出判断而祈求传统（社群等）观念的做法从科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它隐藏了某种价值取向。其他的批评不属于本论文的范围。（关于“高级的”和“雅俗共赏的”文化比较的讨论，参阅格林柏格“我们的文化的状况”，载于《评论》［1953年］6月号和7月号。并请参阅玛丽•麦卡锡“美丽的美利坚”，载于《评论》［1947年］9月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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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帕莱斯特里那（1526—1594）：意大利圣乐作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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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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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多米尼戈•加布里埃尔（1651—1690）：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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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系美国作家刘易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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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弗兰克•辛纳屈（1915—1998）：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与猫王（Elvis Presley）和披头士（The Beatles）齐名，他集歌手、演员、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唱片公司老板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留下无数经典歌曲，三次获得奥斯卡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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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迪恩•马丁（1917—1995）：美国表演艺术家、歌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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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小萨弥•戴维斯（1925—1990）：美国黑人表演艺术家、歌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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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德尔莫尔•施瓦茨（1913—1966）：美国诗人、作家、民主社会主义者，著有《世界是一场婚礼》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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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德尔莫尔•施瓦茨：“诗的现状”，载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歌》（怀特讲座，国会图书馆1958年版），第2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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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罗素•莱因斯（1910—1991）：美国艺术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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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二章 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论美国阶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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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皮勒尼（Pirenne）[1]和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社会，社会阶级兴衰的故事就是家族兴衰的故事。一个人要是像许多美国社会学家那样，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习惯于以一种个人主义观点来看待阶级地位，那么他将无法理解在过去主导的经济阶级的特殊凝聚力，无法理解当今社会权力瓦解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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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不仅是——如马克思理解的那样——一个由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以及由阶级所组成的按照严格的经济路线形成的经济体系，而且是一个社会体系。在那个社会体系中，权力通过家族得到传递，所有权的履行也部分带着家族的名义。以家族的名义，一个企业为人们所知晓。（在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2]的《芳妮》中，令方尼斯欣喜若狂的希望是把“父子店”［and Son］一词加到他的商店的大门上，这是由商业企业长期延续下来的一个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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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社会组织依赖于两个制度：财产制度和“王朝式”婚姻制度。财产被法律所认可，并且因强制的国家权力而加强。财产意味着权力。“王朝式”婚姻是保存财产的手段，也是通过继承法转移财产的手段，并且它可能是家族企业得以延续的手段。（这个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也许是古斯塔夫•封•波伦［Gustav von Bohlen］对克虏伯［Krupp］家族名称的继承，当时，这家著名的德国钢铁公司家族缺少男性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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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里，财产与家庭结构的关系是最古老的习俗之一，它可以远远地追溯到罗马土地法。从历史上讲，土地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财产和权力形式。在古罗马法中，财产不属于特殊的人或一家之长；财产属于继承人。当继承人成为家长时，财产便不再归他所有，而是归他的继承人所有。亨利•梅因（Henry Maine）[3]爵士称之为“推定”（fiction）。这个推定就财产所有权的“不可让与性”（inalienability）而言是必要的。这样，它就不可能被人随意处理掉。争取自由处理土地的努力，即使土地成为可转让的，争取免去所有的限嗣继承、严格的财产赠与制、长子继承制等的努力是使财产成为一种自由商品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英国法律中，实际上直到1925年，阻挡财产的可转让性的所有障碍才完全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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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术语来说，财产和家庭之间的这种相关制度总是被看做现存社会的一个必要前提。在19世纪初，当威廉•戈德温（Godwin）[4]和马修斯•孔多塞（Condorcet）[5]坚持认为进步和自由仅仅在于打破婚姻纽带和分享财产时，马尔萨斯牧师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辩护。他坚持认为，要是没有家庭和财产的限制，那么满足性欲的“天生”本能将肆无忌惮地横行，以至于人口将突破所有界限，超过资源增长，从而给大众带来贫困和痛苦而不是幸福。实际上，《人口论》（The Essay on Population）不是一个人口学研究成果，而是一个道德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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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经济考虑或道德考虑以外，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的关系还牵涉到更多因素。通过这两个制度的结合，一个阶级制度得以保持了下来：人们与同等阶层的人交往，在与其收入相应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有着相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阅读相同的图书并带着相似的偏见，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简言之，创造和分享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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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去的75年时间里，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的原有关系已经瓦解。马尔萨斯认为，那种关系代表着社会的“基本法则”。其瓦解的具体原因过于复杂，难以一下子弄清，不过其过程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是把两性关系保持在界限之内的一种手段。在资产阶级婚姻中，如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ent）[6]风趣地评论的那样，每一位有夫之妇都渴望有一个情人。19世纪一些伟大的大陆小说，如托尔斯泰（Tolstoy）[7]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Flaubert）[8]的《包法利夫人》，通过对私通的全方位描述，揭示了这个悖论。浪漫主义的成长、对个人情感和自由选择的高度重视、从激情到世俗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抵抗着“王朝式”婚姻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妇女解放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消失。假如妇女能够自由结婚，随心所欲地跨越阶级界限，那么同“王朝式”婚姻连在一起的经济企业持久力将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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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家族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日趋瓦解，还因为这种经济体系的性质存在着一些更加内在的原因。有些原因是笼统的：大家庭或家族的衰落使管理企业的继承人成员选择余地减少；不断增长的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使技能而非血缘关系受到高度重视。这些原因大体发生在美国，主要发生在这样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拒绝仅仅充当家族支配公司的代理人，而要求凭借自身能力来领导企业。不过在欧洲，如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9]研究证明的那样，家族企业的连续性一直值得关注。[10]兰德斯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些家族企业的持续存在，加上它对允许外来资本进入企业的谨慎、保守和恐惧心态，是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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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美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具有被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权，而这一点在欧洲是被禁止的。相比较而言，家族创始人没有能力把自己对保留财产的愿望强加于下一代人身上。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或一个神话：儿子不是继承了父业，而是自己创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两个因素，即一个历史的因素和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是阻碍着美国家族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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