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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干预，投资银行家实际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根基。通过设置专职经理，银行家实现了财产和家族的彻底分离。那些专职经理在企业没有股份，因此不能把其权力自动传给子女，并对外在监督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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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现代”企业的人不是家族企业家。他们也不只是执行着一套现成惯例的企业经理。“企业组织者”是一个特殊集团，通常是一些工程师。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新经济形式。他们所得的回报主要不是货币——几乎没有人去计算过由卡耐基、洛克菲勒、哈里曼或福特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而是地位成就，以及在终极意义上自身的独立力量。因此，T.N.韦尔创立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艾尔伯特•加里是美国钢铁公司公关人物（本•斯托伯格曾经调侃道：“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去看过一眼沸腾的炼钢炉”），艾尔弗雷德•P.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推行了分散经营模式，杰勒德•斯沃普统一了通用电器公司，沃尔特•梯格尔则对石油公司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其中没有一个人留下个人王朝，企业也没有冠上他们的名号。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抹杀不掉的。追随于他们之后，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年轻人现在获得了一条谋取高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途径。因此，家族资本主义让步于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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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尤其在最近20多年里，随着管理者有能力摆脱金融控制的束缚，并且在企业中取得独立权力，银行家的权力迟早也会走向衰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这些人，这些企业工程师，是一些能干的个体；更重要的是，由新政法令实施的投资和银行职能的强制分离限制了投资银行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企业的巨大增长使它们从自身利润中而不是通过向金融市场的借贷来支持其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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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可能部分解释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动态”性质。因为独立的管理控制的确立已经产生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动机。管理者无法把巨额财产从企业中提取出来，譬如像安德鲁•卡耐基在钢铁公司所做的那样，他们的主要驱动力是绩效和企业成长。这些目标，结合修改了的税法，激起了对利润高比率的不断重复的投资。在1929年，只有30%的企业利润被重新用于投资，在战后年代里，70%的利润再投资来进行企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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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者缺乏受传统支持的阶级地位。这个事实引发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像美国资本主义秩序那样对意识形态具有如此强制性的渴望，在其他秩序里，这种渴望要小的多。从哲学上讲，私人财产总是与自然权利体系相联系，因此财产本身提供了道德证明。但是私人的生产性财产，尤其在美国，大部分是一个假定，很少有人听说过它作为一种企业主管的权力的道德资源来给予追求。当我们在企业里使所有权关系向管理层的管理关系发生经典转变时，我们于是在象征性层面上使得“私人财产”向作为权力之证明的“企业”转变。并且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这种象征本身有时变成了一股强制力量，而“绩效”本身成为推动美国企业巨头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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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上讲，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同整个西方社会权力的一系列转变相联系。美国“60大家族”（或法国“200大家族”）已经不复存在。除了经济主导，家族资本主义还意味着社会主导和政治主导。但一切已成过去。许多中等规模企业仍然为家族所有，子承父业（例如酿酒业），许多城镇，像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仍然表现出家族古老统治的标记。但大体上，家族管理体系已经彻底完结，以至于像R.S.林德（R.S.Lynd）[14]《转型中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 in Transition）这部研究美国生活的经典，连同它对主导城镇的“X”家族的描绘，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已经变成了对过去的描述，而不是对当前社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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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权力和阶级地位的关系似乎正在发生两个“悄无声息的”革命。一个是权力获取模式的变化，单单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另一个是拥有权力性质本身的变化，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变成了确立权力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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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革命正在自发进行之中。[15]从政治上看，主要后果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的瓦解。统治阶级可以被定义为拥有权力的集团，它们既是现存的利益集团，又是利益的连续体。而今天，既有一个“上层阶级”（upper class），又有一个“统治集团”（ruling group）。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即拥有特权并能把它传给指定的人）已经不再意味着一个人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因为现在统治是建立在传统财产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基础之上的；现代统治集团从本质上讲是联合集团，而他们拥有的权力转移方式以及对特殊权力的获取模式的制度化（政治规章或军人晋升）还没有完全制定和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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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利•皮勒尼（1862—1935）：比利时社会学家，著有《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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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法国剧作家、电影编剧，主要作品有《托帕兹》及电影剧本《面包师的妻子》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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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亨利•梅因（1822—1888）：英国法律史学家，著有《古代法》、《古代法制史》、《古代法律与习惯》和《国际法》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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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廉•戈德温（1759—1836）：英国作家，著有《政治正义论》和《卡列布•威廉斯的经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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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奎斯•孔多塞（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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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尼•德•鲁日蒙（1906—1985）：瑞士学者、作家，欧共体先驱之一，1950年在日内瓦设立欧洲文化中心，1951年创建日内瓦欧洲学院，1954年与罗伯特•舒曼一起创立欧洲文化基金会。他强调不同国家民族的特性，推崇联邦主义，认识到精神联合的重要，倡导文化合作，首创欧洲跨学科国际性互动研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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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托尔斯泰（1828—1910）：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文学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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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著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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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卫•兰德斯（1924—），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有《时间革命》、《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国富和国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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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阅大卫•兰德斯“法国商业和商人：社会文化分析”，载于爱德华•米德•艾尔编《现代法国》（普林斯顿，1955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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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伯纳德•贝林（1922— ）：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著有《17世纪新英格兰商人》、《1697—1714马萨诸塞州航运业：统计学研究》、《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1750—1776美国革命小册子》、《美国革命的思想根源》、《美国历史的前景》、《美国政治的起源》、《1930—1960知识界移民》、《美国历史中的法律》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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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伯纳德•贝林：《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剑桥，麻省，1955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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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伯特•K.拉姆：“企业家与社会”，载于威廉•米勒编《商业中的人》（剑桥，麻省，1952年）。要想了解同那篇论文阐述的观点略有不同的一种见解，即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的混合为一个特例，请参阅T.佩森斯和N.斯迈尔斯的《经济与社会》（伦敦，1956年）第285—29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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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S.林德（1892—1970）：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同其夫人海伦•林德合作完成“米德尔敦”系列研究成果，首创应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于现代西方城市研究，著有《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转型中的米德尔敦：文化冲突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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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权力进行社会分析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稳定的权力组织而言时间的“日益紧缩”问题。在西方法律中，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作为权力的基本模式一直延续了将近2000年；在那期间，像土地这样的财产一直是一种主要形式。在那种权力模式中，特殊的家族集团可以把权力延续多达10代以上。甚至在那里，获取权力的新手段也被引了进来，诸如意大利的雇佣兵，他们把战利品据为己有。其权力的合法性还包括了财产。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既看到了权力模式本身的迅速瓦解，也看到了建立其上的家族和社会集团的稳定性的迅速瓦解，而家族和社会集团的权力原来是建立在那个模式基础之上的。因此，在确定测定权力的方法的可行时间阶段方面存在着困难。——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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