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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总部：军事行动部门》（Washington Command Post：The Operation Division）是一部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此书中，雷•S.克莱因（Ray S.Cline）[23]注意到，在“外交政策同军事计划”之间缺乏“系统的协调”，政府官员——甚至到了1944年底——“对应用于德国投降和占领的美国外交政策仍然举棋不定”。五角大楼，这帮通常被人们看做美国外交政策的冷静的智囊团，在关于占领柏林的谈判过程中，拒绝英方提出的在西德全面地从陆地上纵深占领柏林的建议，因为他们以为苏联是联盟军队，因此，这种纵深占领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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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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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那些在社会中有固定位置并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团体的意愿，该如何解释权力和政策这幅图画呢？一个特殊事实是，尽管米尔斯使用的所有例证皆来自美国人的生活，其核心概念却来自欧洲人的经历；我认为，这使权力精英概念充满着异国情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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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米尔斯根据对暴力的完全认可来规定政治和权力。他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为什么暴力手段的拥有者——军队——并没有比其西方同道为自己确立更多的权力？为什么军事独裁不是更加常规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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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的答案表明了地位的作用。“由于荣誉和其他赢得的威望是军人放弃权力的回报。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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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事实主要适用于欧洲的境况。在欧洲大陆，军人以前的确创造了一套荣誉规则，并且为它而生，也为它而死。许多欧洲人的著作讨论过这一准则。许多欧洲人的剧作，尤其是士尼兹勒（Schnitzler）[25]的剧作，对它作了讽刺。但是这个观念是否适用于美国呢？在美国，军人（撇开海军不说）到哪儿去维护其荣誉呢？出自许多各不相同的理由，美国军人在美国生活中并不具有权力（或地位）：军队作为一支人民武装的原始观念；军人通常作为“英雄”的民粹主义形象；西点军校“民主的”新兵征召；接受征召的勉强；与赚钱行业相比，军旅生涯不受人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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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米尔斯都看到了，也了解了。但是假如“荣誉”和“暴力”在我们的过去没有意义，在美国，问题并不源自暴力和荣誉，那么为什么要借助于暴力和荣誉把军队问题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来概念化呢？因为借助于那些术语，这个问题并没有脱离美国的境况。除非米尔斯像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我们仍将追随欧洲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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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威望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潜在难点。米尔斯说道：“美国的所有成功人士，无论出身如何，无论处于哪一个圈子，都极有可能会牵涉进名声。”另外，“随着经济的合作、军事机构的优势、扩大的国家集权，产生了民族精英。他们身居要职，出尽风头，并且逐渐成为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力精英成员由于他们担任的职位和他们作出的决定才受到人们的拥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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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米尔斯所谓的名声指的是家喻户晓的那些人的名字。那么，名声、威望、地位和权力的关系是否像米尔斯阐述的那样直接明了呢？显然，名声和荣耀存在于美国人的生活中，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精英人物的构成要件，而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构成要件。一个从事买卖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诱导体系。但是为什么要假定权力地位把人卷入了这个荣耀体系呢？并且，即使是比较老到的读者，他们是否能够一眼认出《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最大企业的前10家企业的总裁，例如，新泽西斯坦福石油公司、美国电报电信公司、大众汽车公司等的总裁，或是很快辨认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事首脑、海军司令、空军参谋长、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军或是指出内阁成员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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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米尔斯对古老欧洲人声誉观念不假思索的使用再一次造成了混乱。在类似于封建等级的层系中，威望等同于荣誉和尊敬。拥有权力的人可以要求荣誉和尊敬。在欧洲，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美国是否也如此呢？当哈罗德•拉兹威尔（Harold Lasswell）[26]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企图把尊敬当作一个关键符号来使用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人误用了。实际上，米尔斯用荣耀或声誉代替了尊敬，但是其目的是相同的。不过，今天的权力真的意味着即时的荣耀和声誉吗？在大众消费社会里，像米尔斯指出的那样，名声、荣耀、声誉和权力究竟是否具有某种隐含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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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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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如有人关心在权力起源和风格方面的变化，或者关心权力共时化和集中化的变化，那么他将不得不从历史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不过，除了一两个例子以外，米尔斯忽视了历史的维度。他在一个地方谈到了美国历史分期。其中，政治权力取代了经济权力。但是，这是一种空洞的说法。在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他唯一一处从历史出发进行了切实讨论，他引用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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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1865—1881年期间——只有19%处于政府高层的男子开始了国家级的政治生涯；不过从1905到1953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精英从国家级水平出发开始其政治生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大约有40%政治精英都是如此——这是整个美国政治史的顶点。（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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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更多问题集中于华盛顿而不是各个州之外，米尔斯即使运用自身术语也难以说明这个论点的确切意思。由于这个原因，同以往相比，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地去追逐进入美国国会。诚然，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作出简单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存在着对国家统一和专家的强烈要求，因此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局外人被征召到内阁及其部门里。在1952年，由于共和党人被逐出最高统治层已达20年之久，只有极少数共和党人在政府中谋得了职位，他们带来了一个比较高的局外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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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数据的使用中，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所流露出来的方法论偏见。在使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并且在像较低水平或国家级水平之类的变量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假定：在不同的招募中，可以区分出顶层人物的性格差异，因此其政治特性也是不同的。（米尔斯似乎含蓄地提出了这一点。不过，他尽管提到在今天政治局外人已经逐渐飞黄腾达起来，但是他对此论点并没有作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作为一个反方法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发迹于招募或社会的根源，而是发迹于政治特性。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种变化是由于招募的差异（不同的阶级和伦理背景）还是由于别的原因？要是有人问起这些问题，那么他务必对各种观念和问题作一番考察，而不是对社会出身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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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这里，米尔斯几乎对各种观念和问题毫无兴趣。在政治学领域，引起他兴趣的问题是：战略地位以什么方式发生了变化？哪些地位逐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对米尔斯来说，权力变化大体上是一系列不同地位的变化。由于不同结构或制度的（如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结合了起来，不同层次的权力才成为可能。精英的循环——帕累托指的是具有不同“财富”的团体构成的变化——在这里已经被转变成为对于制度地位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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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如何适用于人的呢？人是由其地位决定的吗，譬如由其品质、观念、价值取向决定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以什么方式决定的呢？还有，把政治历史看做“制度”的权力地位的变迁，而不是具体利益集团或阶级权力地位的变迁，这种看法就是以一种极其抽象的方式来理解政治。它将无视观念和利益的变化。这是米尔斯之所以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对整整20年新政和公平施政历史轻描淡写的原因。对他来说，这20年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是因为它们助长了大部分社会“制度”的集中化倾向，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集中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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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忽视中，甚至在对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否认中，人们发现了在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变化解释中存在的一个鲜明的相似见解。在帕累托看来，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仅仅是“诱导”方面（即意识形态面具）的一个变化，而财富的基本构成仍然保存着。（第1704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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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民族主义向自由社会主义的措辞变化反映了阶级“财富”（即团体存留“财富”）再分配的变化。因此在政治阶级方面的变化只是意味着社会心理类型的循环。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主张，都“仅仅是论战中的诸党派用来哗众取宠”的面具，“［它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不过］它们都毫无意义”（第17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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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的变化是宪法地位之结合的变化；并且可能只有这一点是唯一有意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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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成功的内战之外，美国权力体系方面的变化并没有涉及对基本法构成的重要挑战……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大体上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中的相关地位的制度变化所引起的。（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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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国生活的显著变化，政府的资产、管理监督和责任的观念的变化，由新政带来的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将“还原”为制度的变化。但是，在美国生活中是否一直不存在对于基本法的挑战呢？在美国，权力体系的延续性到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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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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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米尔斯对政治的分析采用了帕累托的观点，那么他在描述经济权力时则变成了一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尔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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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最近的社会历史并没有显示出在高级资产阶级连续性中有任何明显中断。……像在政治秩序里一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领域里，除了存在着维护和推进那些利益的高级经济人类型以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利益连续性……（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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