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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尔斯说得含糊其辞，但是人们只能说，对这个假定给出的回答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或方法论的讨论，而是依赖于经验证据，在第二章里，在那里我讨论了家族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解体，我已经试着对它作出回答。因为在最近的75年里，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财富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的现存关系已经瓦解。马尔萨斯[28]认为，那种关系代表着社会的“根本法则”。而且，这也意味着“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家族资本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阶级体系的社会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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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经济管理的总结中，米尔斯描绘了一幅更加离奇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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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企业不是一系列各自孤立的巨头。它们在其各工厂和区域内部，以及在各跨行业之间，如美国制造业促进会（NAM），通过明确的组织，被黏合了起来。这些协会把管理精英和企业富豪的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把狭隘的经济权力转化为工厂范围和阶级范围的权力；而且，它们首先把这些权力应用到经济领域，例如，关于劳动力及其组织；其次，它们把这种权力应用到政治领域，例如，这种权力的政治重要性。此外，这些协会使小商人阶层获得大商行的想法。（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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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声明，它比过时的TNEC报告中说的一切或者罗伯特•布拉迪（Robert Brady）[29]在其《作为权力系统的商业》（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中提出的巅峰联盟（Spitzenverbande）理论还要彻底。存在着合作是很显然的；至于这个领域的统一——与和谐——则几乎是荒谬的。米尔斯没有为这些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同业公会已经衰落。在战时，起初作为代表行业向政府方面施加影响的工具，它们曾经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制造业促进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并且在会员利益和贡献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产业已经被划分为一大堆不同的问题，包括劳工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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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谈到了“他们在政治领域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权力精英成员统一起来是为了反对谁呢？并且在政治领域里是什么问题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呢？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才能把顶尖企业统一起来：税收政策。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分裂的。它们在对待劳工问题上也多少是分裂的。在各个自身利益领域里，诸如在铁路和公路、铁路和航空、煤炭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除了在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意义上之外，很少有别的政治论题能把这些管理精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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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谁和谁在哪个方面联系是一个以观察为根据的问题，而我们在米尔斯的大作中找不到这种思考。假如米尔斯描写的那种合作是存在的，那么将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例如，作为官僚化的一个结果，在企业内部的职业路线被拉长了；结果，对于那些高层人士来说，任期已越来越短。在10年时间里，美国电话电信公司有过三任主管，他们都已经在这家企业里呆了30年到40年。假如人们得花如此多的时间待在公司的边缘，那么这些“精英”成员如何才能为人所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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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精英管理如此着迷的过程中，米尔斯却对如下问题无动于衷：在国家的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构成了权力的问题。这一点他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缺乏“重大决策”，他草率地把所有其他问题都归为“中等水平”的问题，并断定其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不过，像劳工问题、种族问题、税收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它们把人们区分开来并且导致其利益冲突，那些冲突导致人们认识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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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术语“精英”的使用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对所讨论的权力有效范围。为什么用语词“精英”而不用“决策者”或“统治者”呢？谈到决策，人们不得不讨论政策的形成、压力等问题；而谈到统治，人们不得不讨论统治的性质。但是要是人们论及精英，他只需讨论体制的地位。且要讨论体制的地位的话，像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人们只有在制度的根本性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问题在于记录跟踪描述顶层的循环。制度的根本性质（即基本法的性质、资本主义阶级连续性的性质）是不变的论断是一个奇怪的论断。因为假如权力已经变得如此集中和同步，像米尔斯现在断定的那样，那么这难道不是在制度里发生的一个根本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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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使人们想要从精英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权力的重大变化：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并且这一点同整个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权力变迁相联系），但最重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政治领域决策角色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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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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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0多年里，不断增强的托拉斯力量、银行家在经济中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形成社会和社会变革方面隐藏的却具有实际的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体系上。一些“现实主义”历史学家，著名的詹姆斯•艾伦•史密斯（J.Allen Smith）[30]、举足轻重的查尔斯•奥斯丁•比尔德（Charles A.Beard）[31]开始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解释早期殖民斗争和立宪斗争。比尔德的解释提纲挈领来讲，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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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斗争是商人团体和自耕农之间直接的阶级斗争，前者以联邦制拥护者成员为代表，后者以民主党成员为代表。由于他们之间敌对的利益（税率、假币等等），社会被明确地一分为二。这些“国父们”讨论阶级斗争的天真方式在联邦主义者文件（《联邦党人文献》）里记下了鲜明的一笔。因为在后来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阶级之间就谷物保护法[32]进行的斗争中，无论哪一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都将确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那个早期的美国财阀集团，即东部的商人们，自我暴露出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集团，它们无力维持政治上的创新精神。因此，联邦主义者（联邦党人）就失败了。不过那些民主党人，在萌芽着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经济事实面前，其实也不可能真正地获胜，并且，所谓的“杰斐逊革命”（Jeffersonian revolution）也不过是杰斐逊认识到许下诺言比兑现诺言要容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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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的历史编纂对这个粗线条的明暗对照法作了相当大的修正，并且加入了许多微妙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例如，逖克逊•瑞安•福克斯（Dixon Ryan Fox）[33]在他关于19世纪上半个世纪国家政治状况研究《美国佬和英国佬》（Yankees and Yorkers）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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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和荷兰之间，在长老会和英国国教徒之间，在商人和农场主之间，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斗争，党派的幽灵早已在纽约出现，并且一再地在变化无常的政见中继续游荡着。不过，党派界线并不是按照贫富来划分的。由于贵族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保证，也正由于其政治背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进行活动；像卡普利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34]那样，家族和家族相互对立。正像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35]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杰伊斯家族、叙伊莱尔家族、克林顿家族、布尔家族，如果他们生活在新英格兰，他们或许已经联合起来，或许已经抛弃了其祖国；但是一旦成为纽约市的市民，他们便会吵个不停。”当托利党被排除后不久，辉格党也很快地分裂成各种宗派。它不是一分为二，而是瓦解为好几个派别，并且每一派都变成了进行交易和作出妥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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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所特有的党派体系的根源。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称霸企图的落败使得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明确。它既不以商业制度为主，也不以奴隶、自由民、农民、工业或无产者制度为主。豪门望族一旦丧失了直接的政治控制力量，便尝试间接地通过政客来起作用。但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它的庞大机构中汇集了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只有作为经纪人，党派体系只有作为调解仲裁的机构，他们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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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各个阶级的存在和阶级体系的性质。但是除非社会是高度地分为许多等级的，否则，人们便无法用阶级结构来作直接的政治分析。阶级体系规定了在社会中获得财富和获得特权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是土地［真正的财产］，也可能是法人的头衔［“虚构的”财产］、技能［技术技能或管理技能］、雇佣［雇佣军］或政治上的直接权力分配［党派、官吏或军队］，并且这些阶级体系在法律形式上必须是合法的，以便保证它的连续性。经常地，这种财富和特权伴随着权力和威望，不过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对哪一种方式，阶级分析既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行使着这种权力，也不能告诉我们权力竞争是如何进行的。除非这种方式及其合法性受到了直接挑战，人们还很少看见一个阶级以步调一致的方式作为阶级进行活动。一旦某种特殊的方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阶级体系范围内对特权的竞争便高涨了起来，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便得到了发展。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必然地分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地区性集团和职业性集团。并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政治舞台——除非存在着推翻这个体系的冲突——总不外是不同利益集团为各自的利益斗争的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阶级的”三棱镜对于理解各种不同政治集团的瞬息万变的活动来说未免太简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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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社会里，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各种政治事件倾向于使人认为它们是按照阶级阵线来划分的；但是甚至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地用一般的阶级术语来探讨这些事件，那么，任何一种详细的分析都存在冒着对许多事件加以曲解的风险。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经典著作，之所以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只是因为马克思十分巧妙地描绘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活动，指出路易•拿破仑在阶级利益这块更大的招牌下是怎样专横地操纵着这些利益的。而在美国，由于它从一诞生的时候起就是异质性的，进而又由于人种、种族和宗教上的种种差异而更加复杂化了，因此，很难把政治制度看做经济制度的反映，这种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成了少数利益集团领导人用来获取特权的一条独立道路。但是，即使它们的经济地位大体上差不多，不同利益集团的活动范围也是很辽阔的。正如后来在1892年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在写信给他的朋友左尔格（Sorge）[36]的时候说的那样：“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一个阶层在两党内部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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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近代史上，主导的企业家阶级——财阀阶级，而不是任何乡村地主阶级——逐渐地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到20世纪初为止，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级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瓦解集团利益的结构。那种意识形态可以安抚自然产生的民族感情。这些企图之一就是贝弗里奇（Beveridge）[38]的“命定论”和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39]的“泛美主义”（Americanism）中所包含的帝国主义学说。但是，这对于一个由各种不同种族组成的美国人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至少也是不成熟的。另一个比较成功的努力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方面。早期的商业阶层惧怕民主，把民主看做“贱民大众”（柏克［Burke］[40]的用语）用来为激进的专制统治开辟道路的政治工具。而胜利了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几乎完全以一些令人愉快的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民主：民主是缔结契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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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主导的企业家阶级无力实施对社会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将建立起意识形态的霸权。尽管在1880—1912年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小农场主和商人以及许多其他职业的人）曾经支持过不时发生的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怒潮，但是，这样一些主张和思潮都被随后二十多年的战争、繁荣和宣传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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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统一随着繁荣计划的破灭而分崩离析了，因为自由事业的空想家们，无论其粗俗与否，一点也不了解已经形成的“社会化了的”经济的实际情况。他们不了解市场经济在何种程度上赋予每个人以一种特殊类型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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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曾经描述的那样，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社会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没有人为全体作计划。而在今天，在市场里已经不再存在个体，而只存在特殊的集体组织，每个集团都千方百计地通过价格管理，对农场的支持，统一的工资形式等措施，使自己远离市场风险；每个集团为了保护自身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它希望整个经济不要在由于各种集团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进行的混乱竞争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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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经写道：生活在贵族政治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通过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性格去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反之，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不得不去探索普遍的原因。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贵族政治魅力往往使那些企图从历史观点考察新政时期的努力陷入混乱，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个时期作出恰如其分的政治定论。由于罗斯福自身的个人魅力，留下了许多历史推断。例如，罗斯福是一位应运而生的现代梭伦[41]，他的政治改革旨在避免没有资产的大众的革命；罗斯福是一位提比里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42]，格拉古是罗马帝国的贵族，他放弃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人民的护民官；罗斯福是一位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巧妙地先后操纵了两个阶级，同时又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无疑地，这些说法表明，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弄清政府行为如何导致了新的利益联合以及变化的联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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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公开面貌是一系列势如破竹的社会改革。可是有些作家，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相当天真地声称，新政提出了一种人权高于财权的主张。但是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说法都没有多大意义。对农场主的“支持价格”究竟是财权还是人权呢？实际上，新政真正做的事情是想要合法化集团权利的观念，合法化作为团体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团体主张，以赢得政府的支持。因此，建立有工会的企业赢得了一种以集体名义进行谈判的权利，并且通过这种资方承认的工会的企业，把集团的决定强加于个人头上。这样，老人享受着养老金，农场主获得了补助；退伍军人领取了保险年金；少数民族集团得到了合法的保护，等等。就它们自身而言，其中没有一项是独特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却导致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变革。与此类似，政府总是在指导经济方面有着一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持续扩大的重要性，一方面取决于维持充分就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取决于扩充的军队建设，已经在华盛顿产生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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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尽管对于政治上受到管理的经济承诺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经济思想组织方面仍然显得极不成熟。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不仅要求我们对作为庞大花费单位的政府有一个家政预算，而且还要有一个经济预算，以便说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指标——在一年时间里产生的货物和服务总量以及收支总量。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消费者的花费和投入之间的差额。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措施来弥补这些差额。然而，只是在1936年，美国商业部才提出了关于国民收入的第一份报告，并且只是在1942年，政府才第一次估算了经济平衡清单的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健康状况的脉搏，这两个指标直到1945年才在罗斯福总统的预算咨文中第一次被合并在一起并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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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一出现，一种新的决策方式便产生了。在市场社会中，作为供给和需求的自动交互作用的一部分，人们的需求是经由他们的“用钱买什么或不买什么”来表示的。如边沁说过的那样，个人经济决定的总量加起来导致了一个社会决定，即共同的意见。因此，当通过市场对资源的分配作出决定时，在决定生产什么上起作用的是货币，而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就是社会权力的关键，而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苍白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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