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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主导的企业家阶级无力实施对社会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将建立起意识形态的霸权。尽管在1880—1912年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小农场主和商人以及许多其他职业的人）曾经支持过不时发生的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怒潮，但是，这样一些主张和思潮都被随后二十多年的战争、繁荣和宣传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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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统一随着繁荣计划的破灭而分崩离析了，因为自由事业的空想家们，无论其粗俗与否，一点也不了解已经形成的“社会化了的”经济的实际情况。他们不了解市场经济在何种程度上赋予每个人以一种特殊类型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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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曾经描述的那样，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社会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没有人为全体作计划。而在今天，在市场里已经不再存在个体，而只存在特殊的集体组织，每个集团都千方百计地通过价格管理，对农场的支持，统一的工资形式等措施，使自己远离市场风险；每个集团为了保护自身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它希望整个经济不要在由于各种集团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进行的混乱竞争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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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经写道：生活在贵族政治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通过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性格去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反之，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不得不去探索普遍的原因。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贵族政治魅力往往使那些企图从历史观点考察新政时期的努力陷入混乱，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个时期作出恰如其分的政治定论。由于罗斯福自身的个人魅力，留下了许多历史推断。例如，罗斯福是一位应运而生的现代梭伦[41]，他的政治改革旨在避免没有资产的大众的革命；罗斯福是一位提比里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42]，格拉古是罗马帝国的贵族，他放弃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人民的护民官；罗斯福是一位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巧妙地先后操纵了两个阶级，同时又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无疑地，这些说法表明，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弄清政府行为如何导致了新的利益联合以及变化的联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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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公开面貌是一系列势如破竹的社会改革。可是有些作家，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相当天真地声称，新政提出了一种人权高于财权的主张。但是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说法都没有多大意义。对农场主的“支持价格”究竟是财权还是人权呢？实际上，新政真正做的事情是想要合法化集团权利的观念，合法化作为团体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团体主张，以赢得政府的支持。因此，建立有工会的企业赢得了一种以集体名义进行谈判的权利，并且通过这种资方承认的工会的企业，把集团的决定强加于个人头上。这样，老人享受着养老金，农场主获得了补助；退伍军人领取了保险年金；少数民族集团得到了合法的保护，等等。就它们自身而言，其中没有一项是独特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却导致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变革。与此类似，政府总是在指导经济方面有着一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持续扩大的重要性，一方面取决于维持充分就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取决于扩充的军队建设，已经在华盛顿产生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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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尽管对于政治上受到管理的经济承诺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经济思想组织方面仍然显得极不成熟。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不仅要求我们对作为庞大花费单位的政府有一个家政预算，而且还要有一个经济预算，以便说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指标——在一年时间里产生的货物和服务总量以及收支总量。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消费者的花费和投入之间的差额。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措施来弥补这些差额。然而，只是在1936年，美国商业部才提出了关于国民收入的第一份报告，并且只是在1942年，政府才第一次估算了经济平衡清单的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健康状况的脉搏，这两个指标直到1945年才在罗斯福总统的预算咨文中第一次被合并在一起并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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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一出现，一种新的决策方式便产生了。在市场社会中，作为供给和需求的自动交互作用的一部分，人们的需求是经由他们的“用钱买什么或不买什么”来表示的。如边沁说过的那样，个人经济决定的总量加起来导致了一个社会决定，即共同的意见。因此，当通过市场对资源的分配作出决定时，在决定生产什么上起作用的是货币，而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就是社会权力的关键，而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苍白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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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政府而得到执行的政治正日益成为确认社会决定和经济决定的工具。在这里，个人不是作为市场中的独立活动者，而是被迫通过一些特殊集体来实现他的愿望。因为在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中，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政府的干预不仅会激化压力集团的认同过程而且会迫使每一个集团都要去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以便能够证明其主张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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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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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假如一个人想要讨论权力，那么通过决策的类型而不是精英来讨论它将是更有成效的。而奇怪的是，米尔斯最终同意，《权力精英》这本书的真正核心思想是反对那些认为在美国所有决策是民主地作出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米尔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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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根本问题，从没有摆到国会面前来作出决定……更别说选民啦。（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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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日权力精英的结构路线在于政治秩序这一点而言，那个路线表明了对不同决定进行真诚而公开的争论的政治的衰落……现在的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更是一个正式的政治民主国家。（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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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在我看来，当米尔斯把它应用于招人反感的方面的时候，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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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有关公众”也会因自身无力影响那些事件而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这种情况往往是由诸问题的安全性引起的，因此，各种问题往往会陷入官僚主义的迷宫之中。关于氢弹的决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其中有各种科学家团体与军事部门的对立，尤其是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对立。因此，除非有人假定，曾经参与决策的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精英的成员，它是一个循环论证，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确定这些决策的来源，因为这些是权力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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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力影响诸事态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只能不恰当地称之为“技术决策”（technical decision making）的突然作出。一旦政策决定被作出，一旦技术变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者一旦日积月累的变革变得明朗起来，假如人们“足够理智”的话，其他后果便会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这样，权力的变迁变成了这些“决定”的“技术”伴随物，并且一种权力社会学必须鉴别来自各种不同决定的各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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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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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经济调节器的联邦预算。从1931年到1935年，在那个大萧条岁月里，联邦预算总支出平均为52亿美元。在接下来的4年里，从1936年到1940年，它达到了80亿美元。（在这个时期的收入大约是支出的60%。）在接下来的第三个4年里，联邦政府每年正在花掉超过9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累加的国债比以前10多年里欠下的总债还要多。这些数据用美元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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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些支出必须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总量相比较。在这萧条的12年时间里，除了后来相对提高的政府花费以外，联邦预算“消费”和抽取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1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数字达到了40%以上。但是由于这表示的是一个“异常”偏高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8年时间里，政府已经变成了近四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者”。除了1948年——在战后历史中的一个“和平年”——以外，联邦预算“减低”到了330亿美元（与国民生产总值2570亿美元相比），在朝鲜战场上的支出以及为保持冷战的军备发展所需要的费用使得联邦预算连创新高。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几年里，每年平均有700亿美元，而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250亿美元。在1960年，联邦预算（估计）将超过8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4000亿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单单分摊到公共债务上的利息就超过了72亿美元，比联邦政府在大萧条时期每年的总支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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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支出的骤然飙升并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战争及其影响的必然产物。这就是联邦政府能够持久地充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调节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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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0—1955年的“双重经济”。当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时，政府面临着直接的选择：要么把现存的机械产品转变为战争用品，要么鼓励建造新工厂。其决定建立在对这场战争的类型的评估的基础之上。假如朝鲜战争将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有必要把和平时期的设备改造成为大型军火储备。这个决定以政治和军事估价为根据，将建成一种“双重经济”。从经济学上讲，其主要的后果是，在今后五年时间里，这个决定将允许企业通过注销相当于正常25年的新设备的成本来扩大新的资金费用。（因此，企业可以从效益中节约20%的新成本并因此获得相当可观的税务效益。）这五年的税务返还金计划助长了特别高的资本投资率，毫无疑问也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繁荣，并且对生产力过分膨胀负有责任，那种膨胀是引发1958—1959年萧条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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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器技术。新式武器的迅速产生决定性地影响了军队内部，每一支军队不同派系内部权力和影响的相关重要性。因此，导弹的崛起减低了战列舰的重要性，战列舰曾是海军和陆军的支柱。在新式技术中，例如，携带导弹的潜艇变成了攻击力量的主要装备。而导弹射程的扩大使得有人驾驶的战机成为多余。在武装力量的构成方面的这些变化，在对新技能团体、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的需要方面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军事权力形象的变化。研究和开发部门变成了比执行部门更加重要的部门。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相应的增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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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后果都来自于米尔斯谈到过的“重大决定”。但是，如我在以前提到过的那样，米尔斯谈到的基本政策问题基本上是要不要转入战争的问题，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是不讨论冷战，不讨论我们将采取的姿态是由俄国人决定的，那么一个人根本无法讨论战争问题！而米尔斯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自从1946年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贝尔纳斯（Byrnes）[43]发表斯图加特演讲以来——那个演讲扭转了我们想要削弱德国的立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国内社会分工或阶级问题的反映，而是建立在对俄国意图的评估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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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评估不是由“权力精英”作出的。它是由美国的学术专家作出的评估，其中以由乔治•凯南和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作出的评估最为著名。它断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强国的俄国是进攻性的、好战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实施扩张主义的，因此为了遏制其野心，有必要实施遏制政策，包括快速的扩军备战。这个判断为杜鲁门的希腊和土耳其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马歇尔计划和支持欧洲经济重建的愿望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不是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反映。它们是对于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问题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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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第一个决定，许多其他的决定接踵而来：远程空中攻击力量（SAC）的产生、西欧防务委员会（EDC，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败之后）的成立。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战略步骤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第一个决定（当法国拒绝加入EDC之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德国的军事支持），而是说其点明了大概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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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广泛的联系被确定了下来，利益集团就介入了进来，国会也（经常灾难性地）被利用去通过各种法案，那些法案给了压力集团以更多的援助资金（如，布兰顿法案，既受到了工会的压力，又受到了滨海产业的压力，它使得整个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的50%被投到了美国滨海地区），或者去削弱国务院的灵活性（如，战时法案禁止同苏联盟国进行贸易，斯里兰卡是我们的盟国，于是威胁斯里兰卡，如果它向中国出售橡胶，就中止对它的援助，实际上，它使斯里兰卡蒙受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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