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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翰•盖伊（1685—1732）：英国诗人、戏剧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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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7—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巴力》、《夜半歌声》、《在都市的丛林中》、《男人就是男人》、《三角钱歌剧》、《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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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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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帕累托（1848—1923）：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关于群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相互作用理论及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闻名于世。他主张社会产品分配的最优状态。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提出上层社会优越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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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这一方面，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活动，政治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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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这样的框架而言，请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评论“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载于《世界政治》（1957年10月）第10卷第1号。帕森斯认为，米尔斯把权力看做是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游戏中一个第二次“分配的”概念，那场游戏的焦点集中在谁将拥有权力上。帕森斯根据社会等级化过程中权力的功能功利或综合功利来组织他的分析。另一个观点是由罗伯特•S.林德提出来的。他把权力看做是一股保证对社会有利的维护社会价值的积极力量。林德在由阿瑟•科恩豪泽主编的论文集《美国民主中的权力问题》（韦尼州出版社1958年版）中提出了上述见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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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除了另作说明以外，所有的字下面的着重点都是由本书作者加上去的。它们旨在提示某些关键的陈述。所有的引文均来自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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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奠边府，越南西北部城镇，1954年法国在此大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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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1874—1953）：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美国政治学说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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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他关于海军和空军就战略概念而发生政治冲突的惊人描述中——政策问题，诸如就有限战争而言，对于重型军事轰炸机和歼击机的依赖，以反对战术核武器和常规地面部队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军事制度内部的权力平衡——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了某些高级军官徒劳地反对国防部内部陈陈相因的官僚机构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写道：“1947年，随着国防部的成立，又一个政府管理机构被置于军队之上。并且，根据法律，军队长官被禁止担任国防部的重要职务。结果，国防部长大大地依赖于数以百计的公务员。对于国防部的决策，他们可能比其他任何个人团体、军事团体或公民团体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引自《空间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哈泼兄弟出版社），重印于《生活》1958年8月4日，第81—8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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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理查德•罗维尔（1915—1979）：美国记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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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亨利•刘易斯•史汀生（1867—1950）：美国政治家、战略家，1929—1933年任国务卿。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后，宣布美国不承认远东由武力引起的损害中国独立与行政完整的变化，日德成为战争策源地后，呼吁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张支援反法西斯国家，1940—1945年任陆军部长，动员美国工业转入战时轨道，主张尽早开辟第二战场，负责监督原子弹研制，建议对日实施核突击，1945年9月退休，著有自传《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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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政治家、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记者，曾于1940—1945年及1951—1955年期间两度任英国首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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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奥玛尔•纳尔逊•布拉德利（1893—198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将军，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9—1953），因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以下言论而著名：“坦白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在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最错误的战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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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陆军五星上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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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著有《野性的呼唤》、《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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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关键的学理问题是权力的终极起源。令人惊讶的是，米尔斯从来没有涉及过它。政治独裁是自发形成的吗？军队是独立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经济力量同其他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米尔斯写道：“只要通向今天的权力精英的机构线索依赖于扩张的军事国家，那么那个线索在军事支配权方面便会一目了然起来。军阀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并且军事机构现在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机构。”（第275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针对米尔斯后来提出来的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是不变的另一个重要见解，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参阅下面关于“权力的连续性”的章节。）——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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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洛塞勒摩斯为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一镇，为美国原子弹实验室所在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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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在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任主任参谋，学习了汉语。1939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帝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退役，后出任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出台马歇尔计划闻名，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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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雷•S.克莱因：在1962—1966年担任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在1962年古巴核危机中曾经扮演核心角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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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是一个难题，它歪曲了美国许多社会学思想。通观20世纪3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总是预期美国的社会发展将不可避免地紧随于欧洲的发展，在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之后尤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期待是机械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种马克思主义把所有的政治都看做是经济危机的反映，它推断出了每一个国家都将经历的社会革命的共同阶段。甚至迟至1948年，哈罗德•拉斯基还写道：“无论如何，美国的历史将跟随于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进程之后。”（哈罗德•拉斯基：《美国民主》，纽约，1948年，第17页。）并且，甚至像熊彼特这样聪明的观察家，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也巧妙地把美国经验和欧洲观念混合起来，以达成他的朦胧预测。——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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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士尼兹勒（1862—1931）：奥地利医生、剧作家、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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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哈罗德•拉兹威尔（1902—1978）：美国政治学家、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政治的语言：语义的定量研究》、《世界历史上的宣传性传播》、《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政策科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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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V.I.帕累托：《心灵和社会》（纽约，1935年）。这些引文来自第3卷，第1146—115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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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著有《人口学原理》，他的学术思想悲观但影响深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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