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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罗伯特•布拉迪（1901—1963）：美国经济学家，著有《德国工业的合理化运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作为权力系统的商业》、《规划与技术》、《不列颠危机》、《组织、自动化与社会：产业的科学革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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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詹姆斯•艾伦•史密斯：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美国政府的精神》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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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查尔斯•奥斯丁•比尔德（1984—1948）：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制度发展史研究专家，著有《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到来》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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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指英国1840年被废止的谷类输入限制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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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逖克逊•瑞安•福克斯（1887—1945）：美国教育家、1934—1945年担任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校长，著有《权贵在纽约政治中的衰落》、《美国佬和英国佬》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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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卡普利特和蒙太古为莎士比亚《罗密欧和朱丽叶》剧中两个世代相仇的家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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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和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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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左尔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与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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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1892年1月6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写给美国人的书信集： 1848—1895年》（纽约，1953年），第239页。文中斜体字系意大利文，原文如此。——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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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威廉•贝弗里奇（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因提出《贝弗里奇报告》而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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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1855—1931）：美国社会学开创者之一，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著有《社会学原理》、《社会学导论》、《对人类社会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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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埃德蒙德•柏克（1729—1797）：英国政治思想家，著有《法国革命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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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梭伦，传说中的雅典立法者、改革家和诗人，据说在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建立了雅典民主政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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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格拉古（约公元前163—前133）：罗马贵族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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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贝尔纳斯（1882—1972）：在美国三大政治机构——国会、政府和法院担任过要职的为数不多的美国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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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詹姆斯•白恩汉（James Burnham，又译伯纳姆，1905—1987）：美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后来转向右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著有《经理革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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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四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景——论凯恩斯、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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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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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于每一个对20世纪30年代记忆犹新的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美国资本主义从批评家们那里，尤其从曾经满怀敌意的凯恩斯主义批评家们那里，得到了勉强的尊重，并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论规定。鉴于确立了一般资本主义基本规则的新古典经济学从来不缺乏强有力的思想代言人，术语“美国资本主义”表明了一个必要的区分。在我们的时代里，由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旗帜鲜明地揭示出来的自由市场问题已经显示出其可信度之高。他认为，竞争社会是既获得有效资源配置又获得自由消费者选择的必需模式。它甚至已经被像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2]和阿巴•P.勒纳（A.P.Lerner）[3]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所接受。他们竭力主张，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通过清除庞大的联合经济里的内在僵化结构来恢复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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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现实的显著特征是（明显地）日趋瘫痪的公司巨人症，因此，谁愿意为美国资本主义现实作辩护呢？到1940年，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我们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提出这个新信条的预言家是哈佛的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4]，不过他的先驱者显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nyes）[5]。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合唱团一直为年迈的资本主义体系唱挽歌，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如此悲观，他指出了衰落的原因。他说道：这个体系无法运转下去，因为储蓄（大体上意味着利润）不能顺利地转化为（尤其是在生产者的商品方面的）投资，所以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将满足不了生产它们的经济能力，从而导致了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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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还记得，古典经济学不会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它重申了萨伊[6]定律（Say’s Law）：每一份生产量精确地意味着相等的消费量，即为商品生产而支付的货币最终将被用于消费，因此将既不存在“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也不存在“消费不足”（under consumption）。因此，失业只是代表着一种暂时的错位，当生产和消费趋于平衡时就可以消除。（假如价格下跌，将引导消费者去购买，那么不平衡将得到纠正，假如工资下降，将引导雇主去招聘工人，那么失业者人数将会减少。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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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非正统经济学的分支，从西斯蒙第（Sismondi）[7]和马克思到霍布森（Hobson）[8]，都是建立在驳斥萨伊法则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批驳在以前从来没有得到如此精确地阐述。马克思从来没有全面地论证过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他的分析中掺杂着几种理论。在详尽阐述了马尔萨斯和其他人的消费不足论题之后，马克思指出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剩余价值”）。不过，这种不平等，尽管会导致消费不足，只是一个粗糙的和部分的解释；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想要获得扩张，都需要一定的“剩余价值”作为投资资本。在不同生产线的畸形发展中，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里，马克思找到了第二种解释，因此，不平等的需求比率便产生了，在资本商品和消费商品之间的比率尤其如此。但是即使这一点也不一定表明在制度上的一个长期的或永久的衰落。不过，马克思后来超越了这些观念，超越了在他那个时代里的传统观念，并且提出了另两个观念。他说道：因为非人格化市场的性质，资本主义被迫不顾消费地扩大生产规模，所以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使资本价值不得不遭到破坏，以便生产和消费能够协调起来。最后，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利润率不断递减规律。他以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由于竞争或出于寻求低廉的劳动成本的考虑，资本家把技术设备引进到他的工厂里来，由此不得不给每一位工人投入更多的资本。反过来，由于在生产中劳动力越来越少，每个单位的利润便下降了（假定利润的上升只能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为了保持利润的总量，资本家被迫向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扩张。马克思把这种扩张的压力看做是资本主义久拖不决的难题。不过，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如下情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解体的预见；我们碰到的是一个相当概括的陈述：随着资本积累率（资本主义关键环节）的逐渐下降，危机将会更加严重。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与他的许多信徒相比更有试探性的味道，后者千方百计地想把马克思所描述的趋势转化成为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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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19年）一书中，凯恩斯预示了现代“萧条理论”（stagnation theory）框架。其论断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现在已是老生常谈。凯恩斯打了一个比方：把社会联系起来的令人信服的社会神话是一块“还没有被消费的蛋糕”。工人“受习惯、传统、权威的诱骗”，只是接受了19世纪日益增长的生产的一小部分。而可以自由消费的资本家却没有把它消费掉，而是把“利润的十分之九储存了起来，并真心诚意地相信蛋糕会增大”。于是，便有大量生产利润为了投资而被储存起来。这种情况同19世纪的现实有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食物、衣服、住房和就业；新的食物资源和原料资源需要开发；它们带来了新产业技术的发展；在这些条件下，企业家才能为了不吃蛋糕继续烘烤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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