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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能够摸清凯恩斯，甚至马克思的底细的话，那么他就是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引起了注意。直到1946年，随着它的新版本问世，加上4年时间的批判性诠释，这部著作才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到1950年，当他去世的时候，有关他的思想的一些注释性著作开始面世，一些熊彼特早期著作和论文集也已在编撰和出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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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当他27岁的时候，熊彼特完成了他的一个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熊彼特的主要理论见解已经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阐发。过了30年以后，人们接受这些观点的时机才趋于成熟。一方面，美国商业，由于战时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结果，正在确立一股强大的自信。通过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4]这样的作家们和《财富》杂志编辑们的努力，美国商业正在获得一种新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于它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由于人们发现，不像其叔伯辈的欧洲亲戚，美国资本主义拥有着仍然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能量和潜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曾经无批判地接受了国家主义，现在却被它的含义所吓倒，而且虽然每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曾信心十足地预言过经济衰退将伴随着战争，但是这一预言却一直没有兑现（在1947年达到“6000万份工作”）。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于是变得越来越沉默，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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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思想导师，熊彼特是重要的。因为，他把他的见解置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作为争论条件的那些根据之上：他不讨论在完全放任的竞争性均衡的条件下最大化生产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历史时间里运作的具体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通过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成长和衰落的条件，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这个理由，他对凯恩斯表示了蔑视。因为，就其工作的所有重要含义而言，凯恩斯从根本上都是在抽象于具体历史的静态经济学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凯恩斯处理的是“受到生产技术一直是不变的这个假定的限制”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技术确实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一点对于熊彼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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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替资本主义作辩护，把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间隙性的高速生产扩张为特征的事实作为一个关键性出发点。对生产力的当代“再发现”（以及作为区分“美国”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后来对它的意识形态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熊彼特的著作对于生产力的首要强调。“资本主义的成就并不以替女士们生产出更多的丝袜为典型，而是以工厂女工也有能力购买它们来作为对她们付出的精力的补偿。”通过粗略的估算，熊彼特指出，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以大于2%的速度增长。但是，只有通过企业家、社会变革工程师的活动，生产力的增长才能成为可能。通过减低成本，打开新市场，创造新产品，简言之，通过创新，企业才能获得暂时的垄断地位，那种垄断是它的利润的源泉。资本主义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维持着企业的回报，它的“短期不公平”是大众为长期提高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准所必须支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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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反崇拜观念也延伸到了对“巨头”的辩护。巨头是一个优点，因为只有大公司才能提供为技术改造所必需的虽然有时是没有研究成果的巨额研究费用。在那个意义上，巨头代表了技术改造的社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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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萧条又该当何论呢？当熊彼特描述这个事件时，他否认从1929年到1932年这个阶段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体制的一次决定性崩溃。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他冷静地把萧条当作经济增长中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甚至具有治疗作用的环节。技术革命周期性地重塑着现行的产业结构。“资本主义进程不是由于巧合，而是由于它的机制，逐步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它是通过一系列世事变迁而实现的，而变迁的剧烈程度则与进步的速度相称。”任何一个变化过程都会带来混乱：萧条是一个调整和更新换代的常规过程，是对于旧事物、边缘事物和无效益事物的一次“淘汰”。对熊彼特来说（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速度”，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波”的波峰），1929年的萧条仍然是一个特殊个案。在相关的严重性方面，只有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可以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复苏比譬如在法国的复苏要缓慢得多。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财政政策压制着私人投资。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为了收入再分配和增加消费而实施经济政策的努力只会阻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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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和凯恩斯对扩张经济的可能性持着悲观主义态度。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熊彼特预见到了新的领域。他写道：“技术可能性是一个未知的大海。”通过新的“化学时代”，它可能表现为一场伟大的变革。化学时代将继电子时代之后作为一个投资来源，或者它将拥有大量新的产品，也许其中没有一个产品可以与汽车的影响相匹敌，但是它们可以促进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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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取决于企业家。在其企业家理论中，熊彼特批判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实际上是批判了整个古典经济学派。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是寻求新的市场的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凯恩斯则认为，储蓄的欲望过了头。并且他认为，由于缺乏政府干预，有效需求下降了。熊彼特否认了长期过度储蓄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回答依赖于历史基础。对他来说，产业的扩张不是来自于资本的“推动”，而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使劲”。对熊彼特来说，产业一般受到银行和信贷扩张的财政支持。企业家使用“别人的货币”进行运作。为了从旧的非生产渠道收拢货币，控制各种资源，他偿付利息。回报他的是利润。因此，经济的发展不会由于过度储蓄、储蓄不足或企业家没有指定存款的能力而减缓下来，但是只要由于企业家错过追求利润的新机会，发展就会缓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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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熊彼特说道：马克思的见解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衰落，但不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原因而衰落的。此话看似自相矛盾，却自有真义。资本主义之所以已经腐朽，是因为它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敌视其职能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企业科层化使它的驱动力即企业家职能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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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资本主义是由于它的成功而被摧垮的。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诞生激起了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更多要求和期望。毕竟，即使在美国理想化的环境下，每年要想增长多于2%—3%的生产力仍然是不可能的。假如，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情况依赖于它长期的成就，那么在短时间里，利润和无效率将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将不断地为它的批评家们提供抨击的借口。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自身就滋长着威胁它的批评。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过程把行为和观念合理化了，并且在此过程中，从我们的思想里捕捉到形而上学的信念，以及所有神秘的和罗曼蒂克的念头……”由这种合理性产生的思想的批判性转向并无界限，它反对所有的制度，反对所有已被接受的传统和习惯，反对所有的权威；它从逻辑上以“知识分子”的创造为顶点。知识分子既是批评家又是空想家：他需要一个英雄。但是资本家毫无英雄气概，他们估摸而不赌博，评估而不行动（多看而少动）。如熊彼特辛辣地指出的那样：“股票交易所是圣杯的可怜替代物。”因此，知识分子，作为资本理性主义的产物，对这个体系掉头不顾，并且以他的失望来影响社会的其他成员。与此相似，国家对社会的反资本主义风气作出了反应，颁布了对企业精神给予限制的一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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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而且还来自内部。企业家，这个打破“习惯”的人，已经被“主管”所取代。并且随着技术成为一组专家的事业，革新已经变成了惯例，因此，经济进步日益趋于非人性化和自动化，并且失去了活力，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资本主义的科层化是其衰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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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显然喜欢旧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对生活怀着悲剧感的经济学家是罕见的。此外，他的学说允许资本主义批评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喜忧参半的态度：资本主义本来是好的，但是它现在已经变得非人性化和科层化——这正是他自己一直对这个制度给予谴责的方面。不过，假如人们要想了解前面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熊彼特的见解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在其充满智慧的著作中，熊彼特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谈论的是“经济”。在其分析中，熊彼特选择了美国的产业经济学和欧洲社会的社会学，并且从前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后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启示性见解。但是，熊彼特没有谈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要注意到如上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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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极其严谨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家族资本主义”，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看做一个新的阶级为了在社会中赢得权力地位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与此类似，他把美国资本主义等同于19世纪的“新人”，并因此拒绝相信两件事。第一，现代企业可能为增长提供它自身的刺激；第二，出于多种原因（例如，防务、社会责任，等等），政府必然会保障经济扩张。熊彼特太像一个欧洲人，以至于他不相信政府能够起辅助或中介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是一股自主的力量，它为自身的科层冲动考虑而对社会起着引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资本主义”衰落的预言取决于他运用的定义。同样，熊彼特看到了民主，看到了在欧洲哲学传统框架内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敌对性。在这个程度上，他在赞同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对大众社会带有贵族式印象。美国民主带着杰斐逊主义的哲学基础，加上它向着多元集团社会的发展，同欧洲民主相比，也许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极其不同的后果。但是熊彼特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不想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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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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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想要得到一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的现实图画，那么，我们必须消除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见解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因为尽管两人都同意传统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但是由于他们关于那个变化的原因的理论具有如此大的出入，以至于他们为实施挽救它的政策而各自提出了设想，当然两者具有直接矛盾。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思的《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的一个优点是以一种更平淡但更便于阐述的形式提出了熊彼特和凯恩斯共同的问题，其中隐含着几分要把它们给予协调起来的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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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的出发点是，当生产设备以与以往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相同速度扩张着的时候，由美国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的在资本主义未来的众所瞩目的“神经崩溃”（failure of nerve）。工商界似乎几乎已经被马克思搞得神魂颠倒，以至于相信资本主义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一些产业管理者，与自由经济学家一样，期待着在抗日战争胜利日来一次天翻地覆的经济大崩溃，并且年年如此；因此导致了低存盘政策出台，红利限制和巨额财政储备的建立，加尔布雷思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顾及“记录收入和产出”。农场主和国会表现出了类似的关注。“这是以前谁也梦想不到的发大财的年月。”不过，在战争爆发的5年时间里，国会给予了价格支持和收成担保。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哀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借口而加速的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而保守主义者则幻想出了一幅拥有至上权力的国家的可怕景象：国家将剥夺他们的自由，并且豢养出一个压迫性的官僚阶层。不过，假如所有这些可怕的预见都是真的，加尔布雷思认为，在民主统治20年之后，由于保守党将长期地处于在野状态，自由党将变成工商界里的“纯粹傀儡”（mere 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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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是，其中没有一个景象是密切地贴近于当前现实的。那么，这些强有力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确立起来呢？这个如此虚假的和不可信的幻想为什么能够骗过众人的耳目呢？加尔布雷思说道：答案是这两个阵营都是“促使他们带着疑虑和惊讶的目光去看待世界的观念的俘虏”。这些观念来自古典经济学体系及其权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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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体系建立在畏惧集中权力的基础上。因此，自由的社会是把权力给予分散开来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单一的个体或团体都不应去决定生产什么，或者谁来生产。他们想象一个市场社会，其中，价格时刻根据供给和需求而波动；生产者可以自由地从事经营或放弃经营，等等。从经济决定论假定推导出来的假说是，自由市场造就了自由主义者。假如经济权力是不完整的，那么政治权力也将被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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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某些重要的生产行业里的垄断，即少数几个企业占据支配地位。价格是“给定的”而不是在市场中确立起来的；其他企业遵奉这个“价格领导权”（price leadership），要想进入该行业是非常困难的，等等。自由主义者看到了经济权力的这个集中过程，他们认为它是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地要中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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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于熊彼特之后，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垄断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后果几乎都不会真的发生。在高投资经济中，垄断方式是自然的并且不可避免。它不是阴谋家密谋的产物，不像早期的货币托拉斯调查和近期的皮可拉和特尼克调查中的想法，而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随着行业的成长，企业也已经在运作中成长起来，通过大规模生产，实现了技术效率。已建成的企业还从“经验经济学”中获益。一个新开办的企业，当它可以动用资本的时候，将面临缺少员工、主管没有经验等诸多附加障碍。因此，开展新的竞争是困难的。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垄断都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并且，如摩里斯•A.阿德尔曼（M.A.Adelman）[16]在一项行业集中的启示性研究（《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951年11月）中指出的那样，一旦达到了均衡，那么集中程度便可以处于明显的稳定之中。“如果说在制造业中存在着向着更大程度集中迈进的任何强烈而持续的趋势……但这些统计资料没有显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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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粹价格理论的标准相反，结果可能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些变形和低效率。但是补偿依赖于由大企业促成的技术进步。“大企业具有令人赞赏的机制来为技术开发提供资金。它的组织为实施开发并把它投入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在赚回开发所需费用之前，使企业对价格产生一定影响的权力保证了后继成果将不再被效仿者传递给公众（效仿者没有花费任何开发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市场权力保护对技术开发的激励。”农业是这种竞争模式仍然有效的主要领域，农场主确实几乎不依靠自己来从事研究活动；这项工作留给了国家实验站和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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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在执行标准上对“巨头”所作的一次强烈而微妙的辩护。但是商人不会承认他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在这里加尔布雷思试图解释商人和自由主义者成为这些古老幽灵的俘虏的原因。“部分来说，它是一个传统问题；它也是要求公众去给予关注的问题，是要求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给予关注的问题。因此，商人为了对他不愿意接受联邦条款作辩护，不得不全盘否认他所执行的经济权力，并且保留了竞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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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面则是自由主义的幽灵：对不受限制的企业权力使企业位于“支配经济的高峰”这种现象的恐惧。实际上，这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加尔布雷思发展了他的“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s）理论。在其富于想象力的简洁性中，“抗衡的力量”这一术语使一些观察家对社会的情感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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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这种情感集中表现在诸如工业、劳工、农场主等互相交错的“功能集团”（functional blocs）的形象中。在对它的特性描述中，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更加精巧。“从教条意义上讲……私有的经济力量受制于屈服于它的抗衡力量。前者招致后者。工厂企业逐渐地向着相对少数几个企业集中的趋势不仅导致了如经济学家希望的那样强大销售者，而且导致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强大购买者。”在今天的美国，市场的自律性不仅来自于生产者的竞争，在那里垄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来自于由购买者和销售者所自生的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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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资关系领域，这个理论是最为一目了然的。在那里，强大的工会已经崛起，牵制着企业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但是它也在其他领域起了作用：由于它们的大批购买力，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17]这样的巨大购买链能够避免对橡胶价格的垄断统治；通过威胁要涉足现行的行业，A&P公司[18]可以压低食物供应的价格。加尔布雷思写道：“在美国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消费企业，因为连锁店一起初就预先取得了相互牵制的力量所能带来的利益。”汽车公司的力量抑制着钢铁业。（在美国最高法院废除这项法案之前，底特律是在美国不服从在钢铁方面的官方基准定价的唯一一个城市。）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建筑业中，应该互相对立的力量变成了相互勾结，结果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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