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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当购买者联合起来对付销售者的时候，这些经济手段获得了发展。在像农场主和工人这样的团体不能产生这种平衡的领域，国家被迫采取措施给予帮助。就拿农场主来说，这项努力从胡佛（Hoover）[19]开始，胡佛创立的联邦农场协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联合体系。不过，一般说来，新政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团体确立了一种抗衡的力量。从这个理论出发，用抗衡的力量来代替竞争，作为私有经济力量的调节器，加尔布雷思试图为国家行为确立一个标准，不是为管理，甚至不是为“破产的托拉斯”，而是为紧缺的抗衡力量的发展确立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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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加尔布雷思熟练地发展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比旧的竞争理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巨无霸的世界。不过，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十足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知道这样还不足够。“在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能自动地运作以保证有良好的表现；无论从经验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讲，令人可悲的是：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的运行并不是必然地稳定在生产和就业的高水平上的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此，在财政政策领域里，为了通过税收和政府开支来影响对商品的总体需求，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决定。“假如凯恩斯理论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赞成推翻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理由也被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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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关键的社会学实例中，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是失败的。它从来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工商界及其左派追随者要去描述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现实？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神话比现实对人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像加尔布雷思做的那样，通过采纳一幅比较真实的关于现实的图画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是好像告诉一位神经质病人说，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恐惧也许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在恐惧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之前，这个答案是无法让这位神经质病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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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关于今日美国工商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阶层的不稳定性。企业可能有一个可靠的连续性；而它的管理者却没有。这是“家族资本主义”迅速而显著地瓦解并转变为企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从中等阶级生活这只摸彩袋中脱颖而出的新管理阶层，缺乏一种由较古老的具有阶级基础的体系为之提供的名正言顺的安全感。他们在这个体系中无财产利益可言；他们也不能把其权力传给后代。因此，日益滋长的对于成就的需要变成了功成名就的象征，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进行辩护的手段。意识形态起着一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把商业阶层黏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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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管理者没有保障，他们得为自己的地位作辩护，所以他们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强烈要求保留以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是管理者所知道的唯一正当理由。只是到了最近，随着对于生产力和绩效的重视，才产生了新的理由。在企业组织中，与从“所有权”向“管理权”运动相呼应，存在着从“财产”向“企业”象征的转变。与此同时，权力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也强化着保留一个辩护体系的要求，即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那个模式强调分权体系并且弱化国家的干预角色。因为，假如政府，无论是出于福利的理由或出于防务的考虑，强调它是社会的中心，那么，企业的社会优先权（例如，税负的减免、补助金）的要求不得不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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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由将首先适用于管理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非常担心其他因素介入进来。社会的杂乱无章、具有危险性的新生利益集团的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使这些人更加焦虑。他们在自己的小池塘里曾经拥有权力，而现在一下子被卷入了湍急的洪流之中。在这帮人中间，人们可以发现令人讨厌的塔夫脱分子，那些爱发脾气的“市井”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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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杂乱无章也给自由主义者带来了问题。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战时经济开始以来，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权力，至少没有得到他在新政初期曾经得到的那么多权力。政府就像是一部卡尔德汽车，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在不断变幻的战争风云中上下颠簸。通常，一些重大的决定——譬如，政府契约的分发和铁路的布置——是技术决定，完全取决于能以最快的速度调拨有用资源的需要。但是，隐藏在技术决定背后的意义大多不为人所知，而要想了解或探索隐藏在决定背后的理由或权力根源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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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同的团体中间形成了一股否认“抗衡力量”的新现实的社会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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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相反相成的现代社会体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在被通货膨胀和战争所瓦解的过程中。抗衡力量在一个需求相对短缺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在这框架中买方决定着一切。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卖方市场处于有利地位，买方则处于无援状态，卖方的价格取决于市场。通货膨胀的威胁本身主要是由战争产生的。当今资本主义通常被解释为分散的经济决定体系，并以之证明其合理性。战争和通货膨胀的结合给当今资本主义带来了最大威胁。因为通货膨胀和战争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家身上，以便为社会中的对抗权力的消失提供补偿。由国家或者大公司而不是由“金元理性”（rational by purse，合理的钱包）作出决定变成了在经济中配置资源并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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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加尔布雷思几乎完全回避了由持久的战时经济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逐渐蔓延的社会主义”曾经遭到共和党人的严厉抱怨。而它不是任何存心的意识形态计划的产物，而是社会对战争的挑战所作出的近乎不假思索的反应。在最近的10多年里，在美国经济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联邦预算的增长。在1953年，美国政府所花费的每1个美元中，有88美分用到了国防和对过去战争的偿付上；社会保障、保健和福利、教育以及住房只占了预算的4%。共和党政府对这笔总开支并无什么影响；它只能通过税收政策影响对负担的分配。这样，在冷战经济中，关键的经济决定，即预算规模，是美国工商界或任何其他单一团体所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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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的程度——以及对抗衡力量的计算——依赖于为满足战时需要所必需的动员的程度。因为尽管个别公司和权力集团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但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组织特点注入了一种技术逻辑，虽然只有在危险的时候，这种逻辑才会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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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面的战时经济涉及了对各种不同的项目的细致配合，只有通过征用才能实施那些项目。例如，它不仅指对基础金属工业的分布，而且指各种细致的规划，那些规划控制着公司的日常运作。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整个社会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因此，指导计划的技术要求是如此精细以至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当有人对5分镍币提出批评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NPA）被迫规定了铸币商生产的为每一个铸模所必需的5分镍币的精确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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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面的”战时经济本身可能是一个神话。例如，我们知道德国战时经济是多么的低效和杂乱；并且，我们的计划导致了巨大的浪费。但是防御经济确实需要相当程度的计划和指导——如它们被粉饰的那样。另外，“待命经济”（readiness economy）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使折磨着自由主义者多年的问题争论不了了之：在没有战时秩序状态下，美国经济的巨大生产力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实际的情况是：“防务”及其巨额预算将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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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且不说防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验证明了经济正在从震荡中不断地恢复过来。直接的战后经验是有益的。政府开支从1944年的1350亿美元下降到1946年的250亿美元；尽管存在着这样重大的需求紧缩，但是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只下降了15%。消费者需求的大量积压，曾经被耗尽的库存的稳步恢复，新工厂的扩建，所有这些打破了不景气的局面。在1947年初，随着消费品（纺织品、鞋子、服装）开始走向萧条，经济学家们重新变得悲观起来。局势良好的出口市场也再次下滑。但是马歇尔计划以及在房地产建筑方面的繁荣引起了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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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苏的源头是相当清楚的。坚挺的农作物价格支持，再加上对收入的有限制的再分配（通过退伍军人酬金、社会保险，等等），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支持。企业里的结构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946到1948年，企业把税后利润的62%作了再投资，相比之下，1929年是3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三年是41%。同人口统计学家悲观的预测相反，美国的出生率开始稳步上升，隐藏在19世纪末经济持续扩张后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也重新被确立起来。（艾尔文•汉森把他的长期停滞理论主要建立在下降的出生率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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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在分类账上有利方面的结构事实。就不利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政治对抗力量逐渐造成了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局面。一些旧工厂，如北方纺织厂，利用政治压力来维持落后而破旧的厂房。工资比率“一成不变”，因此价格无法下降，也无法轻易地调整，雇主宁愿降低产量。开支的压力引起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社会上那些高薪食利部门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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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出来维持平衡。政府吸收和花费了大约20%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通过相对简单的财政（如税收和补助金）支出，政府运用直接的机制把货币注入经济中，并且（尽管从政治上讲它比较困难）把多余的资金从经济洪流中吸纳回来。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这个高额联邦预算是由国际紧张状态的性质和过去的债务来确定的。很难知道某届政府怎么样才能把财政预算削减到低于20%的最低标准，那个标准是长期动员所要担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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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熊彼特在经济理解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显著进步，以及加尔布雷思对这些进步所作出的部分综合，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当代社会的更加综合的画面。不过，尽管作为思想成就，这些成就是非同寻常的，但是，正如它们出自严格的经济逻辑，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变量的特殊分析框架（如投资和消费的假定），并且，作为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尽管没有切实注意到这一方面），它们被迫忽视了经济的政治方面。但是这些政治问题现在是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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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从技术层面上讲，对组织生产、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充分就业等作出经济回应是可行的。在一个像美国社会这样由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会里，要想作出政治回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长远来看，负担的分配和监督的性质这两个问题不能有所偏颇。对于局部战时经济实行“中央统制”的要求，加上其技术规则，肯定与企业管理者们无休止的反中央统制的态度相冲突。在第一次共和党执政的20年时间里[20]，尽管它代表着这些反中央统制的企业管理者，却无力对政府花费作出大的改变。国际形势把加在民主党政府身上的相同规则强加在共和党政府身上。由此造成的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地铸成了让政府去扮演经济管理者和支配者的角色。因此，在国内事务中的实际政治问题变成了哪一个集团将承受附加负担的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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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重新评价正在完成之中，而现实自身也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最新的意识形态行将过时，并且在它们使自身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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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兰克•奈特（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有《风险、不确定和利润》、《经济组织》、《自由与改革：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论文集》、《经济自由与社会责任：经济学与伦理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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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斯卡•兰格（1904—1965）：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他创立的兰格模型提供了一种崭新体系，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计划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把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导论》、《经济控制论导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问题》、《经济规律的特性和活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研究经济波动中的统计方法》、《价格弹性与就业》、《统计学原理》、《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经济发展、计划与国际协作》、《最优决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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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巴•P.勒纳（1903—1982）：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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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艾尔文•汉森（1887—1975）：美国经济学家，曾任明尼苏达、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授，1937年转到哈佛大学任教至1956年退休，著有《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凯恩斯学说指南》等，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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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现代经济学家，著有《和平的经济后果》、《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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