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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的出发点是，当生产设备以与以往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相同速度扩张着的时候，由美国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的在资本主义未来的众所瞩目的“神经崩溃”（failure of nerve）。工商界似乎几乎已经被马克思搞得神魂颠倒，以至于相信资本主义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一些产业管理者，与自由经济学家一样，期待着在抗日战争胜利日来一次天翻地覆的经济大崩溃，并且年年如此；因此导致了低存盘政策出台，红利限制和巨额财政储备的建立，加尔布雷思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顾及“记录收入和产出”。农场主和国会表现出了类似的关注。“这是以前谁也梦想不到的发大财的年月。”不过，在战争爆发的5年时间里，国会给予了价格支持和收成担保。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哀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借口而加速的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而保守主义者则幻想出了一幅拥有至上权力的国家的可怕景象：国家将剥夺他们的自由，并且豢养出一个压迫性的官僚阶层。不过，假如所有这些可怕的预见都是真的，加尔布雷思认为，在民主统治20年之后，由于保守党将长期地处于在野状态，自由党将变成工商界里的“纯粹傀儡”（mere 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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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是，其中没有一个景象是密切地贴近于当前现实的。那么，这些强有力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确立起来呢？这个如此虚假的和不可信的幻想为什么能够骗过众人的耳目呢？加尔布雷思说道：答案是这两个阵营都是“促使他们带着疑虑和惊讶的目光去看待世界的观念的俘虏”。这些观念来自古典经济学体系及其权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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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体系建立在畏惧集中权力的基础上。因此，自由的社会是把权力给予分散开来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单一的个体或团体都不应去决定生产什么，或者谁来生产。他们想象一个市场社会，其中，价格时刻根据供给和需求而波动；生产者可以自由地从事经营或放弃经营，等等。从经济决定论假定推导出来的假说是，自由市场造就了自由主义者。假如经济权力是不完整的，那么政治权力也将被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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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某些重要的生产行业里的垄断，即少数几个企业占据支配地位。价格是“给定的”而不是在市场中确立起来的；其他企业遵奉这个“价格领导权”（price leadership），要想进入该行业是非常困难的，等等。自由主义者看到了经济权力的这个集中过程，他们认为它是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地要中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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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于熊彼特之后，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垄断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后果几乎都不会真的发生。在高投资经济中，垄断方式是自然的并且不可避免。它不是阴谋家密谋的产物，不像早期的货币托拉斯调查和近期的皮可拉和特尼克调查中的想法，而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随着行业的成长，企业也已经在运作中成长起来，通过大规模生产，实现了技术效率。已建成的企业还从“经验经济学”中获益。一个新开办的企业，当它可以动用资本的时候，将面临缺少员工、主管没有经验等诸多附加障碍。因此，开展新的竞争是困难的。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垄断都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并且，如摩里斯•A.阿德尔曼（M.A.Adelman）[16]在一项行业集中的启示性研究（《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951年11月）中指出的那样，一旦达到了均衡，那么集中程度便可以处于明显的稳定之中。“如果说在制造业中存在着向着更大程度集中迈进的任何强烈而持续的趋势……但这些统计资料没有显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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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粹价格理论的标准相反，结果可能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些变形和低效率。但是补偿依赖于由大企业促成的技术进步。“大企业具有令人赞赏的机制来为技术开发提供资金。它的组织为实施开发并把它投入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在赚回开发所需费用之前，使企业对价格产生一定影响的权力保证了后继成果将不再被效仿者传递给公众（效仿者没有花费任何开发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市场权力保护对技术开发的激励。”农业是这种竞争模式仍然有效的主要领域，农场主确实几乎不依靠自己来从事研究活动；这项工作留给了国家实验站和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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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在执行标准上对“巨头”所作的一次强烈而微妙的辩护。但是商人不会承认他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在这里加尔布雷思试图解释商人和自由主义者成为这些古老幽灵的俘虏的原因。“部分来说，它是一个传统问题；它也是要求公众去给予关注的问题，是要求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给予关注的问题。因此，商人为了对他不愿意接受联邦条款作辩护，不得不全盘否认他所执行的经济权力，并且保留了竞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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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面则是自由主义的幽灵：对不受限制的企业权力使企业位于“支配经济的高峰”这种现象的恐惧。实际上，这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加尔布雷思发展了他的“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s）理论。在其富于想象力的简洁性中，“抗衡的力量”这一术语使一些观察家对社会的情感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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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这种情感集中表现在诸如工业、劳工、农场主等互相交错的“功能集团”（functional blocs）的形象中。在对它的特性描述中，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更加精巧。“从教条意义上讲……私有的经济力量受制于屈服于它的抗衡力量。前者招致后者。工厂企业逐渐地向着相对少数几个企业集中的趋势不仅导致了如经济学家希望的那样强大销售者，而且导致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强大购买者。”在今天的美国，市场的自律性不仅来自于生产者的竞争，在那里垄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来自于由购买者和销售者所自生的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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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资关系领域，这个理论是最为一目了然的。在那里，强大的工会已经崛起，牵制着企业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但是它也在其他领域起了作用：由于它们的大批购买力，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17]这样的巨大购买链能够避免对橡胶价格的垄断统治；通过威胁要涉足现行的行业，A&P公司[18]可以压低食物供应的价格。加尔布雷思写道：“在美国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消费企业，因为连锁店一起初就预先取得了相互牵制的力量所能带来的利益。”汽车公司的力量抑制着钢铁业。（在美国最高法院废除这项法案之前，底特律是在美国不服从在钢铁方面的官方基准定价的唯一一个城市。）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建筑业中，应该互相对立的力量变成了相互勾结，结果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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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当购买者联合起来对付销售者的时候，这些经济手段获得了发展。在像农场主和工人这样的团体不能产生这种平衡的领域，国家被迫采取措施给予帮助。就拿农场主来说，这项努力从胡佛（Hoover）[19]开始，胡佛创立的联邦农场协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联合体系。不过，一般说来，新政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团体确立了一种抗衡的力量。从这个理论出发，用抗衡的力量来代替竞争，作为私有经济力量的调节器，加尔布雷思试图为国家行为确立一个标准，不是为管理，甚至不是为“破产的托拉斯”，而是为紧缺的抗衡力量的发展确立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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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加尔布雷思熟练地发展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比旧的竞争理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巨无霸的世界。不过，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十足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知道这样还不足够。“在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能自动地运作以保证有良好的表现；无论从经验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讲，令人可悲的是：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的运行并不是必然地稳定在生产和就业的高水平上的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此，在财政政策领域里，为了通过税收和政府开支来影响对商品的总体需求，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决定。“假如凯恩斯理论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赞成推翻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理由也被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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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关键的社会学实例中，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是失败的。它从来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工商界及其左派追随者要去描述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现实？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神话比现实对人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像加尔布雷思做的那样，通过采纳一幅比较真实的关于现实的图画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是好像告诉一位神经质病人说，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恐惧也许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在恐惧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之前，这个答案是无法让这位神经质病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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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关于今日美国工商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阶层的不稳定性。企业可能有一个可靠的连续性；而它的管理者却没有。这是“家族资本主义”迅速而显著地瓦解并转变为企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从中等阶级生活这只摸彩袋中脱颖而出的新管理阶层，缺乏一种由较古老的具有阶级基础的体系为之提供的名正言顺的安全感。他们在这个体系中无财产利益可言；他们也不能把其权力传给后代。因此，日益滋长的对于成就的需要变成了功成名就的象征，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进行辩护的手段。意识形态起着一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把商业阶层黏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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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管理者没有保障，他们得为自己的地位作辩护，所以他们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强烈要求保留以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是管理者所知道的唯一正当理由。只是到了最近，随着对于生产力和绩效的重视，才产生了新的理由。在企业组织中，与从“所有权”向“管理权”运动相呼应，存在着从“财产”向“企业”象征的转变。与此同时，权力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也强化着保留一个辩护体系的要求，即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那个模式强调分权体系并且弱化国家的干预角色。因为，假如政府，无论是出于福利的理由或出于防务的考虑，强调它是社会的中心，那么，企业的社会优先权（例如，税负的减免、补助金）的要求不得不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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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由将首先适用于管理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非常担心其他因素介入进来。社会的杂乱无章、具有危险性的新生利益集团的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使这些人更加焦虑。他们在自己的小池塘里曾经拥有权力，而现在一下子被卷入了湍急的洪流之中。在这帮人中间，人们可以发现令人讨厌的塔夫脱分子，那些爱发脾气的“市井”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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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杂乱无章也给自由主义者带来了问题。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战时经济开始以来，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权力，至少没有得到他在新政初期曾经得到的那么多权力。政府就像是一部卡尔德汽车，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在不断变幻的战争风云中上下颠簸。通常，一些重大的决定——譬如，政府契约的分发和铁路的布置——是技术决定，完全取决于能以最快的速度调拨有用资源的需要。但是，隐藏在技术决定背后的意义大多不为人所知，而要想了解或探索隐藏在决定背后的理由或权力根源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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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同的团体中间形成了一股否认“抗衡力量”的新现实的社会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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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相反相成的现代社会体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在被通货膨胀和战争所瓦解的过程中。抗衡力量在一个需求相对短缺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在这框架中买方决定着一切。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卖方市场处于有利地位，买方则处于无援状态，卖方的价格取决于市场。通货膨胀的威胁本身主要是由战争产生的。当今资本主义通常被解释为分散的经济决定体系，并以之证明其合理性。战争和通货膨胀的结合给当今资本主义带来了最大威胁。因为通货膨胀和战争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家身上，以便为社会中的对抗权力的消失提供补偿。由国家或者大公司而不是由“金元理性”（rational by purse，合理的钱包）作出决定变成了在经济中配置资源并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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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加尔布雷思几乎完全回避了由持久的战时经济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逐渐蔓延的社会主义”曾经遭到共和党人的严厉抱怨。而它不是任何存心的意识形态计划的产物，而是社会对战争的挑战所作出的近乎不假思索的反应。在最近的10多年里，在美国经济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联邦预算的增长。在1953年，美国政府所花费的每1个美元中，有88美分用到了国防和对过去战争的偿付上；社会保障、保健和福利、教育以及住房只占了预算的4%。共和党政府对这笔总开支并无什么影响；它只能通过税收政策影响对负担的分配。这样，在冷战经济中，关键的经济决定，即预算规模，是美国工商界或任何其他单一团体所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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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的程度——以及对抗衡力量的计算——依赖于为满足战时需要所必需的动员的程度。因为尽管个别公司和权力集团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但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组织特点注入了一种技术逻辑，虽然只有在危险的时候，这种逻辑才会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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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面的战时经济涉及了对各种不同的项目的细致配合，只有通过征用才能实施那些项目。例如，它不仅指对基础金属工业的分布，而且指各种细致的规划，那些规划控制着公司的日常运作。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整个社会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因此，指导计划的技术要求是如此精细以至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当有人对5分镍币提出批评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NPA）被迫规定了铸币商生产的为每一个铸模所必需的5分镍币的精确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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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面的”战时经济本身可能是一个神话。例如，我们知道德国战时经济是多么的低效和杂乱；并且，我们的计划导致了巨大的浪费。但是防御经济确实需要相当程度的计划和指导——如它们被粉饰的那样。另外，“待命经济”（readiness economy）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使折磨着自由主义者多年的问题争论不了了之：在没有战时秩序状态下，美国经济的巨大生产力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实际的情况是：“防务”及其巨额预算将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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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且不说防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验证明了经济正在从震荡中不断地恢复过来。直接的战后经验是有益的。政府开支从1944年的1350亿美元下降到1946年的250亿美元；尽管存在着这样重大的需求紧缩，但是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只下降了15%。消费者需求的大量积压，曾经被耗尽的库存的稳步恢复，新工厂的扩建，所有这些打破了不景气的局面。在1947年初，随着消费品（纺织品、鞋子、服装）开始走向萧条，经济学家们重新变得悲观起来。局势良好的出口市场也再次下滑。但是马歇尔计划以及在房地产建筑方面的繁荣引起了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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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苏的源头是相当清楚的。坚挺的农作物价格支持，再加上对收入的有限制的再分配（通过退伍军人酬金、社会保险，等等），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支持。企业里的结构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946到1948年，企业把税后利润的62%作了再投资，相比之下，1929年是3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三年是41%。同人口统计学家悲观的预测相反，美国的出生率开始稳步上升，隐藏在19世纪末经济持续扩张后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也重新被确立起来。（艾尔文•汉森把他的长期停滞理论主要建立在下降的出生率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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