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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凯恩斯说道：这毕竟只是经济历史中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插曲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人口增长已经放慢，投资机会日益消失，企业家的精神动摇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储蓄正在丧失它的社会功能。从消费中抽取巨额资金存储的习惯对日益增长的生产已经产生不了有用的影响；相反，它导致了经济危机和萧条。（因此，凯恩斯并不关心投资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方面，那是他的追随者们关注的问题。他的预测是：经济将接近饱和，政府唯一可以考虑的问题是通过消费维持有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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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15年里，凯恩斯的著作对他的上述见解作了详尽的阐述。资产阶级的节俭“美德”（“一分钱要分成两分钱来用的智慧”）成了罪恶之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必要使命是祛除那个幽灵。凯恩斯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不仅是一部经济学专著，而且同样是一部对清教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社会学论著，那种“清教主义……既忽视了生产的艺术，也忽视了享乐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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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标是“食利者的安乐死”（euthanasia of the rentier）。在一个“准稳定的”（quasi-stationary）社会里，人们享受着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消费，由于它没有了增长的欲望和需求，那个社会也用不着储蓄了。但是，由于这场反对储蓄的心理学革命难以奏效，而只有一个力量能够有效地保证存储的未使用的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使经济活动重获生机，并且使国家重获生机。因此，凯恩斯重新介绍了政治经济学。对他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这样一种人类目标的主张，它由有组织的共同意见（社会利益）自觉地规定为反对分配的“纯粹经济学”（pure economics）和“分配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 of distribution），或者规定为经过市场由个人决定的总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如何取得一致意见，如何实施它的决定，这些政治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官僚化和权力的许多难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凯恩斯给难住。由于受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包括其同一性，和“体现在国家政策中的共同意志”的形象，他感到这些问题都可以简单而合理地获得解决。如他指出的那样，他的计划，“其中所蕴含的温和的保守性”，排除了任何关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问题；他明确地写道：它所需要的是为了保证充分就业而实施“投资的全面社会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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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们急切地采纳了凯恩斯作为解决萧条良方而提出的“过度储蓄”（oversavings）理论，并且把它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调查和专题研究的指导观念。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分析性的，美国学派则竭力地增加了一个历史维度作为即将来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进一步证据。艾尔文•汉森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汉森写于1941年的主要著作《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Fiscal Policies and Business Cycles）中对此作了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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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的理论主要以德国经济学家斯皮托夫（Spiethoff）[10]和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11]的统计数据研究为根据。他提出，19世纪是一个特殊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诸要素决定性的结合注定地创造了产业扩张。汉森说道：我们已经接近其能量尚未消耗的一系列“长波”（Long waves）的终点。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到1870年），美国已经进入铁路时代；20世纪头几十年（从1890年到1930年）是电子和汽车时代。汉森写道：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肯定，新产业的迅速出现是否带来了充裕的投资机会……”其他因素也表现出了产生萧条的迹象：其中主要有人口增长的衰退、新兴区域的消失、垄断和不健全的竞争扩大。通过价值保护，阻碍了新机器设备的引入，而竞争过程本该激励那种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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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机器里，某些内在的势力对社会起着僵化作用。凯恩斯没有关心过产业组织。汉森则对此表示了兴趣。他认为，“巨头”（bigness）是萧条的一个原因，因为大企业倾向于为了更新厂房和设备而积累庞大的折旧储备，那些储备一直没有被花费掉，并且还削减了外界货币的需求。还有，“资金储蓄”（capital-saving）（作为劳工储蓄的对立面）机构的增长，意味着长期地减低资金与产出的比率，增加了闲置资金的积聚。汉森的结论为新政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启动闲置资金的国家干预，打破“垄断”的尝试，以及向高消费、低增长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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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形象：资本家是一个死守着一大堆不会增值金条的老朽的守财奴，那些金条只会把经济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发现不可能把货币注入需要它的经济中，所以政府将不得不强迫他把它吐出来——向它征税，把它花到有用的项目上，假如那种经济将提供工作，并且假如它有能力从技术上达到某种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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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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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反对派提出了经济的“政治化”（politicalizing）问题。其首选著作当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ederick Hayek）[1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哈耶克认为，放任主义经济倾向于均衡，但是由于国家对经济体系的任意干预，它也引发了最初的危机。哈耶克说道：政府和银行出于廉价地偿付债务和盈利的考虑，会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结果导致了信用贷款的过分扩张，与此同时，利率从原来分配存款的目的转向了投资或消费。在哈耶克看来，国家不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是（从施穆勒［Schmoller］[13]和马克斯•韦伯引申出来的观点）一股独立的科层势力，具有利维坦（Leviathan）的性质，是强制的和反自由的。强化国家角色的任何政策都忽视了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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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著作博得了工商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主要欣赏其流行口号似的题目，而很少分析他提出的对策。归根到底，对于取消关税、“自由贸易”定价、价格“保护”，以及消灭竞争的相似手段而言，什么商人做了思想准备呢？另一方面，尽管自由主义者极其热衷于有关国家主义危险的抽象议论，但是他们在哈耶克那里只是看到了陈旧的自由联盟的陈词滥调，并且他们拒绝去评判抵制集中权力危险的政府“福利”步骤。由于他的著作起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很显然，哈耶克绝不可能成为凯恩斯思想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对手。简言之，除了只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外，没有人真正想要“经济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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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能够摸清凯恩斯，甚至马克思的底细的话，那么他就是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引起了注意。直到1946年，随着它的新版本问世，加上4年时间的批判性诠释，这部著作才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到1950年，当他去世的时候，有关他的思想的一些注释性著作开始面世，一些熊彼特早期著作和论文集也已在编撰和出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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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当他27岁的时候，熊彼特完成了他的一个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熊彼特的主要理论见解已经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阐发。过了30年以后，人们接受这些观点的时机才趋于成熟。一方面，美国商业，由于战时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结果，正在确立一股强大的自信。通过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4]这样的作家们和《财富》杂志编辑们的努力，美国商业正在获得一种新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于它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由于人们发现，不像其叔伯辈的欧洲亲戚，美国资本主义拥有着仍然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能量和潜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曾经无批判地接受了国家主义，现在却被它的含义所吓倒，而且虽然每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曾信心十足地预言过经济衰退将伴随着战争，但是这一预言却一直没有兑现（在1947年达到“6000万份工作”）。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于是变得越来越沉默，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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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思想导师，熊彼特是重要的。因为，他把他的见解置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作为争论条件的那些根据之上：他不讨论在完全放任的竞争性均衡的条件下最大化生产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历史时间里运作的具体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通过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成长和衰落的条件，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这个理由，他对凯恩斯表示了蔑视。因为，就其工作的所有重要含义而言，凯恩斯从根本上都是在抽象于具体历史的静态经济学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凯恩斯处理的是“受到生产技术一直是不变的这个假定的限制”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技术确实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一点对于熊彼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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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替资本主义作辩护，把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间隙性的高速生产扩张为特征的事实作为一个关键性出发点。对生产力的当代“再发现”（以及作为区分“美国”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后来对它的意识形态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熊彼特的著作对于生产力的首要强调。“资本主义的成就并不以替女士们生产出更多的丝袜为典型，而是以工厂女工也有能力购买它们来作为对她们付出的精力的补偿。”通过粗略的估算，熊彼特指出，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以大于2%的速度增长。但是，只有通过企业家、社会变革工程师的活动，生产力的增长才能成为可能。通过减低成本，打开新市场，创造新产品，简言之，通过创新，企业才能获得暂时的垄断地位，那种垄断是它的利润的源泉。资本主义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维持着企业的回报，它的“短期不公平”是大众为长期提高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准所必须支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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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反崇拜观念也延伸到了对“巨头”的辩护。巨头是一个优点，因为只有大公司才能提供为技术改造所必需的虽然有时是没有研究成果的巨额研究费用。在那个意义上，巨头代表了技术改造的社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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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萧条又该当何论呢？当熊彼特描述这个事件时，他否认从1929年到1932年这个阶段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体制的一次决定性崩溃。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他冷静地把萧条当作经济增长中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甚至具有治疗作用的环节。技术革命周期性地重塑着现行的产业结构。“资本主义进程不是由于巧合，而是由于它的机制，逐步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它是通过一系列世事变迁而实现的，而变迁的剧烈程度则与进步的速度相称。”任何一个变化过程都会带来混乱：萧条是一个调整和更新换代的常规过程，是对于旧事物、边缘事物和无效益事物的一次“淘汰”。对熊彼特来说（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速度”，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波”的波峰），1929年的萧条仍然是一个特殊个案。在相关的严重性方面，只有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可以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复苏比譬如在法国的复苏要缓慢得多。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财政政策压制着私人投资。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为了收入再分配和增加消费而实施经济政策的努力只会阻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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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和凯恩斯对扩张经济的可能性持着悲观主义态度。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熊彼特预见到了新的领域。他写道：“技术可能性是一个未知的大海。”通过新的“化学时代”，它可能表现为一场伟大的变革。化学时代将继电子时代之后作为一个投资来源，或者它将拥有大量新的产品，也许其中没有一个产品可以与汽车的影响相匹敌，但是它们可以促进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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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取决于企业家。在其企业家理论中，熊彼特批判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实际上是批判了整个古典经济学派。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是寻求新的市场的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凯恩斯则认为，储蓄的欲望过了头。并且他认为，由于缺乏政府干预，有效需求下降了。熊彼特否认了长期过度储蓄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回答依赖于历史基础。对他来说，产业的扩张不是来自于资本的“推动”，而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使劲”。对熊彼特来说，产业一般受到银行和信贷扩张的财政支持。企业家使用“别人的货币”进行运作。为了从旧的非生产渠道收拢货币，控制各种资源，他偿付利息。回报他的是利润。因此，经济的发展不会由于过度储蓄、储蓄不足或企业家没有指定存款的能力而减缓下来，但是只要由于企业家错过追求利润的新机会，发展就会缓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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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熊彼特说道：马克思的见解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衰落，但不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原因而衰落的。此话看似自相矛盾，却自有真义。资本主义之所以已经腐朽，是因为它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敌视其职能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企业科层化使它的驱动力即企业家职能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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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资本主义是由于它的成功而被摧垮的。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诞生激起了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更多要求和期望。毕竟，即使在美国理想化的环境下，每年要想增长多于2%—3%的生产力仍然是不可能的。假如，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情况依赖于它长期的成就，那么在短时间里，利润和无效率将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将不断地为它的批评家们提供抨击的借口。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自身就滋长着威胁它的批评。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过程把行为和观念合理化了，并且在此过程中，从我们的思想里捕捉到形而上学的信念，以及所有神秘的和罗曼蒂克的念头……”由这种合理性产生的思想的批判性转向并无界限，它反对所有的制度，反对所有已被接受的传统和习惯，反对所有的权威；它从逻辑上以“知识分子”的创造为顶点。知识分子既是批评家又是空想家：他需要一个英雄。但是资本家毫无英雄气概，他们估摸而不赌博，评估而不行动（多看而少动）。如熊彼特辛辣地指出的那样：“股票交易所是圣杯的可怜替代物。”因此，知识分子，作为资本理性主义的产物，对这个体系掉头不顾，并且以他的失望来影响社会的其他成员。与此相似，国家对社会的反资本主义风气作出了反应，颁布了对企业精神给予限制的一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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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而且还来自内部。企业家，这个打破“习惯”的人，已经被“主管”所取代。并且随着技术成为一组专家的事业，革新已经变成了惯例，因此，经济进步日益趋于非人性化和自动化，并且失去了活力，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资本主义的科层化是其衰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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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显然喜欢旧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对生活怀着悲剧感的经济学家是罕见的。此外，他的学说允许资本主义批评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喜忧参半的态度：资本主义本来是好的，但是它现在已经变得非人性化和科层化——这正是他自己一直对这个制度给予谴责的方面。不过，假如人们要想了解前面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熊彼特的见解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在其充满智慧的著作中，熊彼特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谈论的是“经济”。在其分析中，熊彼特选择了美国的产业经济学和欧洲社会的社会学，并且从前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后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启示性见解。但是，熊彼特没有谈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要注意到如上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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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极其严谨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家族资本主义”，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看做一个新的阶级为了在社会中赢得权力地位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与此类似，他把美国资本主义等同于19世纪的“新人”，并因此拒绝相信两件事。第一，现代企业可能为增长提供它自身的刺激；第二，出于多种原因（例如，防务、社会责任，等等），政府必然会保障经济扩张。熊彼特太像一个欧洲人，以至于他不相信政府能够起辅助或中介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是一股自主的力量，它为自身的科层冲动考虑而对社会起着引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资本主义”衰落的预言取决于他运用的定义。同样，熊彼特看到了民主，看到了在欧洲哲学传统框架内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敌对性。在这个程度上，他在赞同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对大众社会带有贵族式印象。美国民主带着杰斐逊主义的哲学基础，加上它向着多元集团社会的发展，同欧洲民主相比，也许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极其不同的后果。但是熊彼特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不想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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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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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想要得到一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的现实图画，那么，我们必须消除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见解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因为尽管两人都同意传统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但是由于他们关于那个变化的原因的理论具有如此大的出入，以至于他们为实施挽救它的政策而各自提出了设想，当然两者具有直接矛盾。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思的《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的一个优点是以一种更平淡但更便于阐述的形式提出了熊彼特和凯恩斯共同的问题，其中隐含着几分要把它们给予协调起来的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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