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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苏的源头是相当清楚的。坚挺的农作物价格支持，再加上对收入的有限制的再分配（通过退伍军人酬金、社会保险，等等），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支持。企业里的结构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946到1948年，企业把税后利润的62%作了再投资，相比之下，1929年是3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三年是41%。同人口统计学家悲观的预测相反，美国的出生率开始稳步上升，隐藏在19世纪末经济持续扩张后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也重新被确立起来。（艾尔文•汉森把他的长期停滞理论主要建立在下降的出生率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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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在分类账上有利方面的结构事实。就不利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政治对抗力量逐渐造成了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局面。一些旧工厂，如北方纺织厂，利用政治压力来维持落后而破旧的厂房。工资比率“一成不变”，因此价格无法下降，也无法轻易地调整，雇主宁愿降低产量。开支的压力引起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社会上那些高薪食利部门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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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出来维持平衡。政府吸收和花费了大约20%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通过相对简单的财政（如税收和补助金）支出，政府运用直接的机制把货币注入经济中，并且（尽管从政治上讲它比较困难）把多余的资金从经济洪流中吸纳回来。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这个高额联邦预算是由国际紧张状态的性质和过去的债务来确定的。很难知道某届政府怎么样才能把财政预算削减到低于20%的最低标准，那个标准是长期动员所要担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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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熊彼特在经济理解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显著进步，以及加尔布雷思对这些进步所作出的部分综合，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当代社会的更加综合的画面。不过，尽管作为思想成就，这些成就是非同寻常的，但是，正如它们出自严格的经济逻辑，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变量的特殊分析框架（如投资和消费的假定），并且，作为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尽管没有切实注意到这一方面），它们被迫忽视了经济的政治方面。但是这些政治问题现在是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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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从技术层面上讲，对组织生产、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充分就业等作出经济回应是可行的。在一个像美国社会这样由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会里，要想作出政治回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长远来看，负担的分配和监督的性质这两个问题不能有所偏颇。对于局部战时经济实行“中央统制”的要求，加上其技术规则，肯定与企业管理者们无休止的反中央统制的态度相冲突。在第一次共和党执政的20年时间里[20]，尽管它代表着这些反中央统制的企业管理者，却无力对政府花费作出大的改变。国际形势把加在民主党政府身上的相同规则强加在共和党政府身上。由此造成的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地铸成了让政府去扮演经济管理者和支配者的角色。因此，在国内事务中的实际政治问题变成了哪一个集团将承受附加负担的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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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重新评价正在完成之中，而现实自身也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最新的意识形态行将过时，并且在它们使自身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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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兰克•奈特（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有《风险、不确定和利润》、《经济组织》、《自由与改革：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论文集》、《经济自由与社会责任：经济学与伦理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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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斯卡•兰格（1904—1965）：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他创立的兰格模型提供了一种崭新体系，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计划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把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导论》、《经济控制论导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问题》、《经济规律的特性和活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研究经济波动中的统计方法》、《价格弹性与就业》、《统计学原理》、《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经济发展、计划与国际协作》、《最优决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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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巴•P.勒纳（1903—1982）：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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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艾尔文•汉森（1887—1975）：美国经济学家，曾任明尼苏达、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授，1937年转到哈佛大学任教至1956年退休，著有《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凯恩斯学说指南》等，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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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现代经济学家，著有《和平的经济后果》、《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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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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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斯蒙第（1773—184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论商业财富》、《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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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霍布森（1858—194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贫穷问题》、《社会问题》、《帝国主义研究》、《自由主义危机》、《战后民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民主和变化中的文明》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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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者比凯恩斯要教条得多。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非此即彼”的性质，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们可以真正地“补救”资本主义，并使它的经济功能稳定下来。出于政治考虑，德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被迫诉诸权力，他们的经济政策完全是正统的。英国工党政府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因1931年经济危机而惨遭失败。因为他相信，通过英国银行，保持预算平衡，抑制资金流出量，比增加对失业者资助更加重要。在德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迅速皈依于金本位制。但是，在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使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禁止资金流出，而在当时的德国，希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向希特勒说明，经济上的大规模国家干预如何可以通过市政工程（public works）和财政赤字来消除失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阅阿道夫•斯图沙尔（Adolf Sturmthal）的《欧洲劳工的悲剧》［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r］，纽约，1943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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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皮托夫（1873—1957）：德国经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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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俄国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提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著有《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和《大经济周期》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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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著称，著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等，1974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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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穆勒（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始人，著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17—18世纪普鲁士国家宪法史、行政史和经济史研究》、《一般国民经济学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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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彼得•德鲁克（1909—2005），美国管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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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由于凯恩斯的经济学模式从本质上说是静态的，而熊彼特的经济学模式主要的是历史的，因此，一种真正的调和是极其困难的。熊彼特把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看做自己的体系内部的一个“特例”。在近几年里，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R.希克斯（J.R.Hicks）和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试图从凯恩斯论题的主要内容中引申出一个动力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综合将务必把凯恩斯的收入、产出、就业问题和熊彼特对于企业家、创新和均衡的强调统一起来。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于人们去充分地探讨的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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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摩里斯•A.阿德尔曼（1917— ）：美国能源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著有《石油供应经济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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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由理查德•西尔斯创建于1884年的美国百货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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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P全称为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美国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主导超市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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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赫尔特•克拉克•胡佛（1874—1964）：美国采矿工程师、慈善家，第31届美国总统（1929—1933）。——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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