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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国共和党第一次长期连续执政是1860—1884年，分别由林肯、格兰特、海斯、加匪尔德、阿瑟担任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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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五章 美国过去的折射——关于国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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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独特的原因，在其被发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美利坚大陆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在新大陆的拓展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天然之国”，一个过去只是梦想中的国度，而今却变成了现实。蒙田（Montaigne）[1]曾经在“食人者”一文中概述过共和国的景象（“人类无须辛苦劳作，大地倾其所有……以富饶的物产供养着纯朴的人们”）。莎士比亚接着在《暴风雨》一剧中借贡柴罗之口说出的一句对白几乎与蒙田的话毫无出入。卢梭（Rousseau）也描写过一个不被权力腐蚀的社会。所有这些上帝之城现在都可以在美利坚平原上建立起来。例如，在1794年6月，柯尔律治（Coleridge）和骚塞（Southey）[2]在牛津相会时，创立了“理想的平等社会”（pantisocracy）观念，这个词是柯尔律治创造的。这是一个哲学家的高尚计划，打算在美国和平安乐的氛围中开辟乌托邦式栖居地。那将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12位青年男子偕同他们的12位妻子打算做一次“人类的完美性实验”（experiment in human perfec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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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是给人带来诸如此类的希望，但结果又总是落空。自从开始美国冒险以来，旅行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一直寻求着去吸收那种经验，使之合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但像《白鲸》中亚哈船长的那条鲸鱼一样，似乎总有避开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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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企图领会美国经验的意义的尝试是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3]写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American as a Civilization）一书。就其所探讨的范围而论，它的确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由于这个缘故，读者不要只凭这本书所包含的观念来评价勒纳先生的努力——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困难了，因为它跨越了如此多的领域——而是通过与曾经作过类似尝试的人的对照来评价勒纳先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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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阅读勒纳著作的最有效方法是，不是如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把它当作一部对照托克维尔或布赖斯（Bryce）[4]的著作，而是把它当作一部对照拉斯基（Laski）[5]《美国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cy）的著作。拉斯基的著作是10年以前出版的，勒纳似乎有意在本书中试着对它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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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表面的相似之处是引人注目的：两本书都是大部头著作；勒纳的书有1036页，拉斯基的书有783页。其论题也非常一致：拉斯基从论述美国传统开始，涉及了教育、文化、商业企业、政治体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美国，并且以作为一个文明原则的美利坚主义作为结尾。勒纳也从论述传统开始，继而论述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观念，涵盖与拉斯基相同的理论根据，不过涉及了某些较新的问题，增加了讨论亲子关系和美国国民性格的两章内容，最后几乎和拉斯基一样，以认定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结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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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观点和性格上看，两人也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鲜明特征主要在于描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采用的措词（“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是武器”）。他们都是“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尽管勒纳变成了一个更为尖刻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很坦率、合群、乐观，既有点学究习气，但也务实。两人对影响青年一代以及对塑造政治文化都颇感兴趣，然而都不愿意在政府机关或组织中任职。拉斯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工党国会议员；勒纳则避开了在美国防空署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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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犹太人，他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同现行的社会偶像的距离。两人都对各自的志愿和角色有高度的自觉（拉斯基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给霍姆斯的信所表露的心态中看出这一点）。两人都感到自己在为一代人作总结。两本书在同一个10年中写成，但前后相差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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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正是那10年体现出了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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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试图对美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就他对美国过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的充分了解，他描述的当代景象被投射在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美国是政治民主国家，但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那个阶级“虽不宣布但实际上掌握财富大权”，他们小心翼翼，“以免危及有钱人提出的那些不变的主张，那些主张被当作民主无法跨越的边界”。政治的民主无法“掩盖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为寡头政治的事实”，而法院起着“立法民主习惯调节器”的作用。他的结论是阴暗的。“［随着］反犹太人情绪的滋长和对黑人进步敌视的加剧……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精神肯定会……让任何诚实的观察家对其结局表示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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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拉斯基处在实施新政和公平施政14年之后的1947年的想法。由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美国的历史将不顾一切地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模式”，鉴于其了解美国的生活详情，他可能会持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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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不顾一切”这个措辞有多冒昧，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这一信念，并且它是“左派”之所以不断地误解美国政治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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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勒纳的书时，读者立即会被其关键术语的与众不同所打动：它不再是马克思的语言，而是文化人类学和荣格的神经社会学用语。拉基斯用社会经济实力、既得利益和权力等术语来描述美国。勒纳则用神话、规范、性格、文化和人格等术语来描述美国。拉斯基觉得我们将重演欧洲的命运。而勒纳则认为：存在着“源于象征性弑父活动的抗拒欧洲的心理需要”（参阅《金枝》［The Golden Bough］）。拉斯基把挫折看做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利用美国的传统精神去阻止美国生活适应所遇到的事实”（即阻止对经济困难采用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要求）。而在勒纳看来，挫折是一场由成功、价值观冲突和地位上升的个体无力习得新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社会心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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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两人关于美利坚主义核心形象的描述中，存在着最为极端的对比。拉斯基说，在美国存在着一种不安迹象，它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6]的“欧洲逃避现实主义”、威拉•凯瑟（Willa Cather）[7]的“宗教的逃避现实主义”、泰特（Tate）[8]和兰色姆（Ransom）[9]（即南方主张平分土地者）的“挑衅性的蔑视”负有责任。他说，这种不安源于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美利坚主义是工业寡头培育起来的一种沙文主义学说，意在掩盖——纵使不是败坏——“通往人人平等社会的历史驱动力在美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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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话里说：美国人是运动不息、流动不止的最优秀的现代人。他们精力充沛、精通知识、富有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敢于冲破所有束缚的人。“他是《贴木尔》的马洛和浮士德博士的结合，一个横扫平原，跨越了早期文明的隔阂，像一个无拘无束的野蛮人；另一个打破知识和经验禁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这样，作为理想的现代人，美国人实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倡导的诸多伟大主题——发现新的领域、绘制蓝图、追逐权力、在作品中实现自我、崇尚科学、具有个人意识和历史的统一感。”勒纳（与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10]的说法相一致地）说，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其地理和历史“逻辑”，将使美国成为“所有社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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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形象只相隔10年，但是其现实的依据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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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拉斯基勾画的图画不是今天人们所关注的。虽然商业中操纵性和安全意识日益增加，但它不像以前那么贪得无厌地钻到钱眼里；它已经具有了某种社会头脑，并变得适度而得体，至少对那些“无义务”人员是如此（一个奇特的法律术语，表示那些根据《塔夫脱－哈特莱劳资关系法》免除共同义务，或对那些《华尔希－海莱法》的加班规定不适用的人）。过去10年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是为了财产，而是为了身份地位：麦卡锡不是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而是得到一个奇特的混合体的支持，这种联合体是暴发户以及各族群基于对唯智主义的憎恨而组成的，而传统的保守力量证明是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最强大堡垒。法院过去打击社会立法，而这时支持立宪精神，反对“民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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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勒纳充满激情的文章中，美国是否将成为所有其他社会的典范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也许是第一个把变革和革新导入其文化的大型社会。这也迫使人们作出解释。这种经常性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不断地重新塑造着社会的原型，它准许新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传统结构的瓦解促使较落后的社会到后来也纳入到了这个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意义的是，大众社会的大多数理论家——卡尔•曼海姆、爱弥尔•利德勒、汉娜•阿伦特——原来是欧洲人，他们从欧洲经验获得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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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都将相同。除了由工业化（技术教育、新专业、白领职业的增加）引起的某些“逻辑”以外，每个社会由于其文化传统，具有充分的单一性，这样也就让这些国家的外形各具特色，与众不同。事实上，是这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导致了拉斯基的悲观预言。于是，想要包容关于什么是美国的多种多样说法，任何此类尝试都必须不仅要描述这些变化，还要找到步骤或方法使之与对引发这种动态与变化负有责任的驱动力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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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时候，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具有新颖的洞察力（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是由于它具有某种悲剧感（如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或者，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的话，是因为它具有关于一种文明之内在统一的新形象，也就是对最初由孟德斯鸠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文明内部的一切怎样才能协调好呢？老一代的道德家认为，上帝或机遇统治着世界。（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1]提醒我们，笛卡尔把历史说成是“只是用来消磨闲暇时光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旅行家的空谈”。）但是，在最早的社会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看来，社会不是异类成分偶然凑合而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构筑，而是自然长成的，它从“气候、宗教、法律、政府政策、过去的惯例、风俗、习惯”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这些影响力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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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个社会以不同方式把这些因素结合了起来；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general spirit）。那么，美国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是什么呢？拉斯基企图把问题缩小。他坚持认为：大众对人人平等社会的渴望和工业寡头的权势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其他一切行为的基础；上层建筑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另一些人——勒纳列举了为此努力的20部作品——试图通过我们发展中最具特色的方面来把握美国的“独一无二性”（uniqueness）：即没有封建的过去、拒绝接受权威、多元的族群，等等。这些探索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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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人一样，勒纳无力把握没有经过细致分析却仍然能够站得住脚的定义。他陷入了困境。人们看到他年复一年地拼命思考这个问题，查阅前人的所有答案，发现他们的缺陷。但结果，像一个登山者无力在光滑的岩石表面找到立足点一样，他突然放弃了尝试，并且说道：“没有什么法宝能够用来揭开美国文明的秘密”，美国没有单一的组织原则。在替这个理论作辩护的时候，勒纳求助于社会科学。他谈到社会科学的较新方法论时说：“因果关系给关系和相互作用让了路。”因为有肯定就会有否定。而失败成为有待研究的问题。勒纳说：“美国文明的研究成为对相反模式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对于开启因果关系的单一钥匙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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