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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理解的是，在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判中，由于它们是隔着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这一层玻璃来观察的，它们把民主仅仅等同于平等。立宪政体和法律规章的作用被忽视了，而它们同普选权一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组成要素。现代文化被描述为由于对大众趣味的让步而变得堕落，这种描述忽视了广泛兴起的对文化的总体欣赏，因此同样是夸大其词的。假如承认大众社会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人际关系表面化的、无显著特征的、短暂的、专业化的、功利的、竞争的、贪得无厌的、动态的和争名夺利的社会，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另一面：隐私权、自由选择朋友和伙伴的权利、建立在实际成就而非世袭基础上的社会地位、多元的准则和标准而非由一个单一主导集团所实施的唯一专断的社会管理。因为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36]曾经指出的那样，假如现代社会运动已经由确立身份地位趋向制订合同协议，那么由此可以判断这已经变成了从社会固定位置向可能的自由发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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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如奥尔特加、马塞尔）关注“国粹的衰败”（deterioration of excellence），而后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曼海姆、利德勒、阿伦特）则关注社会过分组织化的方式，以及与此同时由社会结构瓦解导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途径。最近，以共产主义的成功为根据，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它不能保证个体能够真正参加现有的社会团体，大众社会尤其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由于其如此笨拙，群众组织特别容易受到共产主义渗透和操纵的影响。[37]的确，共产主义者在渗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先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也可以算作20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不过，撇开共产主义手腕不说，这里的实际问题同大众社会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指责它允许失意的知识分子去攻击现代文化之外），而同现行社会秩序有没有能力去满足社会变动的各种要求，去满足社会变化一旦发生之后所产生的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要求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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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贫困本身导致了人民的反叛；贫困会最经常地引起宿命论和绝望，引起对超自然帮助的依赖，比如对一些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的依赖。社会的紧张是期待落空的表现。只有当这些期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激进主义才会滋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对阶级差异的认识日益加深，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已超过可能实现的限度，现行文化没能为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此时，激进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可以被看做激进主义普遍吸引力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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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工人中间，而不是在缺乏热情的农民中间（在米兰而不是在西伯利亚），在失意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不是在早就组织了工会的工人中间（例如印度），激进主义得到了传播。如舍勒曾经提到的那样，不满是最强有力的人类动机，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在美国、英国和北欧诸国，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当然大众对得到合理收入的期望也相对地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的社会成员获益于社会地位的流动，因此在那里主张极端主义政治的人最少。如已故的熊彼特（Schumpeter）[38]悲观地认为的那样[39]，在新近觉醒的一些社会里，像亚洲诸国，对于一些社会重要阶层的急切期盼，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急切期盼，可能大大地超越经济扩张的实际可能性，因而渐渐地，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是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唯一合理方案。[40]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是将来10年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不管怎样，不是由于大众社会，而是由于社会没有能力去满足急切的群众期望，才导致了对激进要求的强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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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社会假设的观点看，美国应该是一个最易受不满政治影响的社会。在我们国家，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以前基本社区纽带的损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持久和严重，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却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脚跟，也没有发生过以欧洲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的任何法西斯主义运动。对此该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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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美国是由单独孤立个体组成的“原子化了的”（atomized）社会。人们忘了有时以嘲讽口气说出来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美利坚是各种组织的大联合国家。今天的美国至少有20万个志愿者组织、协会、俱乐部、学会、分会和行会，总共有将近8000万名会员（不过有的会员人数显然是重复计算的）。在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如此多的志愿者社区活动，尽管它们有时有些荒唐的仪式，但是它们通常为切实需要提供了实在满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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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42]写道：“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当他看到某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他便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立一条法规来反对它，而且会感到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之作斗争。”[43]有些志愿者组织是压力集团，如企业协会、农民协会、劳工协会、退伍军人协会、同业公会和老年人协会等，而数以千计的更多志愿者组织，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44]、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妇女选举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家长教师联谊会、地方社区改良团体等这样的组织，它们每一个都给数以百计的个体提供了情感共享的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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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事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族群组织的数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还有其他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几百个行会、集团组织和政治团体，每个团体在美国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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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街道邻里之间，在照理人格特征应当尤为不明显的地方，地方联系的范围却是惊人的。例如，在芝加哥市区，有82份社区报纸，每周总发行量达到近100万份；在更广大的芝加哥市及其郊区，有181份社区报纸。按照标准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提供新闻和小道消息的这些地方报纸在国家媒体的压力之下应该慢慢走向衰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芝加哥，从1910年以来，这些报纸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65%；在这40年里，发行量已猛增了770%。社会学家摩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46]研究了这些社区报纸。他评论道：“假如社会如同某些专注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单向演变的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贫瘠、缺乏人情味、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社会科学努力探讨的犯罪率、社会混乱和病态（与人们现在认为的相比）非常之低，而不是惊人之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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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争辩说，庞大的志愿者协会网络的存在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也许，如奥尔特加坚持的那样，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水平真的已经下降（在任何一个方面吗？在建筑、服装、设计方面吗？），但是毫无疑问，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由于在最近50多年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已经翻了一番，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伴随结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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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文化鉴赏能力的提高。在美国，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古典音乐会上而不是棒球上。在10年时间里，图书销量增长了一倍。[49]在今天的美国，有1000多支交响管弦乐队，有数百家博物馆、研究院和学院收藏艺术品。我还可以引用其他许多材料来证明一个庞大的雅俗共赏社会的成长。在将来几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闲余时间的增加，美国人将成为更加活跃的文化“消费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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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美国大众社会强加于社会成员身上的服从要求有点过头了。但是，就谁以及对什么东西服从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老在嚷嚷“小商贩正在给文化裹糖衣”。《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这个“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的喉舌，树起了破除迷信的旗帜，反对“自由主义者”在社会中对言论的主导。《财富》（Fortune）杂志公开谴责“组织人”的成长。其中每一个倾向都是存在的。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今天同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相比，也许更少去遵从一种单一的行为方式。诚然，同20世纪20年代相比，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更加少见了（尽管对性的宽容有所增长）；同20世纪30年代相比，政治激进主义也更少了（尽管新政实施了大规模改革）；但是，达到政治沉寂状态是否也意味着确立了一套死气沉沉的规章呢？我不这样认为。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找得到30年以前《大街》（Main Street）对卡罗尔•肯尼柯特（Carol Kennicott）要求的社会顺从了。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去发展更广泛的兴趣。（有一位经营磁带的商人如是说：“在20年以前，你无法到纽约以外去推销贝多芬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大量出售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51]、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52]、加布里埃尔［Gabrielli］[53]等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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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个事实是，在美国没有人会为服从的要求和行为作辩护。每个人都反对服从，现在这样，过去也这样。在35年以前，只要你指责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为“巴比特式人物”[54]，他很可能会非常恼火。今天，你只要把他斥之为“百依百顺”的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问题是要弄清楚，谁在指责谁。在1958年10月，《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发行量达到1200万份）从《今日妇女》（Woman’s Day）（发行量达到500万份）转载了一篇名为“过分适应环境的危险性”的文章。文章的观点是，伟大的人不应该为了入乡随俗而改变自己。文章引用了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说法：“我们已经把遵从造就成了一种宗教”；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记住，每个小孩都与众不同，“并且应该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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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并不证明，在中产阶级中不存在服从的证据；不过，假如真的存在服从，那么也会有对服从的大量焦虑和抱怨。当然，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比如倡导文化时尚的上流的放浪形骸者——狂乱地探索着离经叛道的不同途径。好莱坞20年代的名伶协会（Pickfair Society）仿造了一个欧式君主国（它的房子就造在路易十四大街和芭努—贝利大街的交汇处）。按照《生活》（Life）杂志（在其1958年10月22日关于大型游乐场所问题的讨论中）的观点：“反叛是获得社会名望的关键，愤怒的中年人弗朗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55]是它的鼓吹者，并且这种时尚现在正主导着社会。”《生活》杂志指出，辛纳屈阶层有意嘲讽了古老的好莱坞禁忌，并且为许多渴望成为叛逆者的阶层所效仿。《生活》杂志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种主导社会阶层及其领导者辛纳屈、迪恩•马丁（Dean Martin）[56]、小萨弥•戴维斯（Sammy Davis）[57]都来自少数族裔，并且出身贫苦。辛纳屈和马丁是意大利人。戴维斯是黑人。在美国早期，一个少数族裔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通常都得模仿当时已站住脚跟的社会团体的行为方式和风格。但在好莱坞，由于旧的等级秩序已经瓦解，新阶层嘲讽旧阶层的浮华风俗，庆贺着他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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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生活的边缘出现了“垮掉的一代”（Beatniks），这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现象。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吸毒、听爵士乐、寻求刺激，是自我标榜的流浪者。他们反叛“由新的反重建主义者（the Neoanti-reconstructionist）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学术文化运动雇佣机构，［他们形成了］整个美国文化生活的惰性外壳”。但是，如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58]在前不久指出的那样，唯一的事实是，这些人是假想的反叛者，“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质是对他们所具有的离经叛道作风的一次强有力倡导……因为对世上几乎一切事物的反叛在每一个人看来都是可接受的、值得尊敬的和可行的。以往的放荡不羁者不得不以多种形式去攻击主导上流社会的清教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包括图书检查制度、禁酒令和由警察制度强制支撑的假道学。与此不同，新的离经叛道作风没有真正的敌人……因此这个新的反叛者就像一位职业拳击手，却试图击倒一个不在拳击场中的对手”[59]。另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如罗素•莱因斯（Russel Lynes）[60]指出的那样，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那个“垮掉的一代”的假想目标，尤其是当他在做广告或出现在娱乐媒体中时，就是一个上流的放浪形骸者。他认为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以炫耀他在穿着、饮食、旅行等方面具有假想的个人趣味。总之，所有这些阶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循规蹈矩，而在于是否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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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件大众社会的怪事。早期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如齐美尔）之所以谴责大众社会，是因为在这些庞大的都市蜂巢里，人是孤立的、转瞬即逝的和无人格特征的。美国人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他们对那种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为此，他们在建立战后郊区时，千方百计地想要营造出博爱、团结与和睦的气氛，但到头来却遭人指责为“百依百顺”。在人返回城市的最近趋势中，他们显然反过来将再一次建立各种隔阂，并因此导致欧洲社会学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所指责的他们缺乏个性、隔阂、冷漠和盲目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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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听到过如下抱怨：在美国，离婚、犯罪和暴力证明了广泛的社会混乱。但是在美国，离婚数量的持续上升并不表明家庭的解体，而只是表明了更自由、更个人主义的选择基础，表明了“伙伴式”婚姻的出现。至于犯罪，我在第9章里试图证明，同25年以前和50年以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关于犯罪的“专栏”）。在那些年里，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无疑是一些比较动荡和混乱的城市。但是，暴力犯罪通常是一个下层阶级现象，大多发生在贫民区；因此，人们能够重返那些平静的、树木葱郁的、没有犯罪的地区，也能感到比以往更加安定。但是只要大体浏览一下那些日子里的记录——关于旧金山海岸区、纽约五点区或芝加哥第一区的帮派火并、妓院和街头枪战的描述——将证明在过去那些城市的实际生活中暴力比现在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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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益明显的是，像“大众社会”这样如此庞大的抽象观念，以及从其中引导出来的关于社会混乱和腐败的隐含判断，由于没有比较标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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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得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美国也许是把变化和革新“融入”其文化之中的第一个社会。由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一直是因循守旧和约定俗成的，它们往往会抵制变革。对不发达国家实施的强大工业化措施增长了欧洲工人的流动性，拓宽了市场，这些措施是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却由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而一再受到阻挠。因此在苏联，变化只有通过全面的强制力量才得以推行。而美国文化没有任何封建传统，且深具实用主义精神，如杰斐逊所说那样，它把上帝当作一个“劳动者”；它对从这块宽广、富饶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不断成长起来的新鲜事物抱着满腔的乐观主义和无限的渴望，因此，变化和时刻准备着变化在美国已经成了规则。理论家们根据欧洲先例对变革后果所作的预测在美国却很少得到证实，可能就是由于美国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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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是变化的产物，并且大众社会本身也是变化的，它把曾经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大众”带入了社会。但是大众社会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而那些关系使我们能够去确定变化的根源。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构筑一个可供替代的理论，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美国，某些关键因素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加密切的考察：从以前注重节俭的社会向现在崇尚超前消费社会的转变；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及其对企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决策权的集中，在政治上，集中到国家手里，在经济上，集中到一小撮巨型企业集团手里；身份象征性集团的兴起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取代。这些变化都表明了，新的社会形式正在形成当中。并且，借助于这些变化，大众社会中生活状况仍然在发生更加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对身份的新焦虑——对战争的恐惧加剧了焦虑，引起了性格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道德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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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家们可能表示异议或者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中有的看到了在家庭瓦解过程中基本价值根源的丧失，有的则在新的更自由的婚姻中看到了一种更健康的伴侣关系。不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变化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它现在正在对过去200多年里向西方社会以及现在的世界面临的如下质问作出回答：在自由框架之内，如何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由于这些原因，大众社会理论已经无法作为西方社会的描述，而只能作为对当代生活进行不切实际抵制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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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伊津哈（1872—1945）：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是一位天才的文化史学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1905年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历史教授职称，其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明天即将来临》等。1942年，他作为人质被德国占领军扣押，1945年2月1日在荷兰解放前夕，被德国人杀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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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性学三论》、《梦的解析》、《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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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保罗•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著有《存在的勇气》、《系统神学》等；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著有《形而上学日记》、《存在的奥秘》、《旅人》等；爱弥尔•利德勒（1882—1939）：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新学院社会与政治学教授；汉娜•阿伦特（1906—1975）：海德格尔的弟子，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著有《人类的状况》、《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心灵的生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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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等著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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